《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楊剛為什麼自殺

文史 12-29

1950年10月，楊剛丟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裡面有些中共的機密，這帶給她很大壓力。周恩來要求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與楊剛談話，將她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管國際宣傳。雖是平調，一切待遇不變，可是楊剛非常難過。她知道這是周恩來和黨中央對她不信任了。本文選自2014年12期《黨史博覽》，作者黎辛，原題為《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楊剛為什麼自殺》。

楊剛

楊剛是出名的女報人，新聞成就凸顯在20世紀40年代《大公報》文藝副刊。新中國成立後，她從《大公報》到《人民日報》，其間被周恩來看中、重用，並引薦給毛澤東，後來被任命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一

1957年10月7日晨，楊剛被人發現死於她在北京煤渣衚衕的人民日報社宿舍內。她是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而死的。

此時，楊剛的職務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雖然是女報人，但她最大的貢獻是外事工作。她是周恩來辦公室多名工作人員中唯一的副部級秘書。

1930年，楊剛的丈夫被國民黨殺害，她決定獨身幹革命為丈夫報仇，更加拚命地為黨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非常看中楊剛，讓她主管對外宣傳。有時周恩來召開一個會議，會議開始時布置的話題，會議結束時文件就出來了。吳冷西稱楊剛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周恩來說她是個「快手」，國際問題要仰仗她。

1950年10月，楊剛丟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裡面有些黨的機密，這帶給她很大壓力。為此，她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恩來說，筆記本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撿到筆記本的人把它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已經看過。筆記本內不僅有黨內機密，還有楊剛與美國新聞處（這種單位一般都在所駐國從事些不光彩的秘密活動）駐中國負責人費正清（「中國通」）的親密交往經歷，特別是還有她和費正清聯繫的辦法，而這時美國與新中國並無外交關係。

周恩來將上述情況告訴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要他與楊剛談話，將她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管國際宣傳。雖是平調，一切待遇不變，可是楊剛非常難過。她知道這是周恩來和黨中央對她不信任了。這時，《人民日報》還有一名管國際宣傳的副總編輯黃操良。

當時，我住在東總布衚衕22號中國作家協會宿舍，與天津市委書記黃敬斜對門。安子文與黃敬是老戰友，星期日常來看望他，有時順便到我這裡坐坐。楊剛自殺後，安子文來我這裡，我問他：「楊剛這樣堅強的人怎麼會自殺呢？」

安子文說：「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知道他是提醒我不要告訴別人，我說我會保守秘密的，於是他將上述情況告訴了我。

二

楊剛對黨的貢獻是很大的。

抗日戰爭以前，楊剛讓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大公報》是全國發表和轉載根據地文藝作品主要的三家報刊之一，且版面比茅盾編的《文藝陣地》、胡風編的《七月》《希望》版面都大。1936年《大公報》文藝副刊又搞文藝評獎，將曹禺的《雷雨》、蘆焚的《看》、何其芳的《畫夢錄》推薦給讀者，影響很大。

楊剛在自殺的前一天，參加了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大會。大會的主題是鞭撻丁玲等人早年的「歷史錯誤」。那場面是怎樣的慘烈沒有文字記載，但對楊剛來說，這個事件成為她結束生命的最後一擊。

楊剛參加的這次批鬥丁玲、馮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會是在王府大街中國文聯大禮堂召開的，能容納800人的禮堂座無虛席。會議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作協整風領導五人核心組組長邵荃麟站在一張長方桌中間主持。馮雪峰挨著邵荃麟站著，作違心的檢討：「我得意時在黨組織之上，失態時在黨組織之外。」周揚坐在長方桌的左邊。這時，樓適夷突然大聲哭出聲來，跑去抱住馮雪峰。

為了出入走動方便，整風領導核心組其他成員劉白羽（黨組副書記）、郭小川、嚴文井和我坐在會場兩邊。劉白羽問我：「是你通知楊剛來的？」我說不是，我不認識楊剛。劉白羽說：「挨著丁玲坐的就是楊剛。」我看見丁玲拿著手絹不停地擦著淚；楊剛容貌端莊，服裝整潔，表情木然。

我和安子文談到楊剛自殺時，安子文曾經問過我：「這天開會有誰知道？」我說我們五人組知道。安子文又問：「還有誰知道？」我說：「中宣部部長和副部長知道。」我又說：「部長陸定一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z理l，他不會幹這個事。」安子文忽然大聲說：「那就是××，肯定是××通知楊剛的，他可能想擴大戰果。」那種場面，使楊剛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樣被批鬥，所以自殺了。其實楊剛調動工作就處理完了，不需要批鬥她。

三

有文章說，蕭乾徘徊時刻，是楊剛鼓勵他回國的。1956年又是楊剛聘請蕭乾為《人民日報》文藝部顧問的。蕭乾寫了一篇長文發給《人民日報》，結果成了他反黨的「證據」，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楊剛作為《人民日報》負責人之一，不會一點兒都不知道，但似乎無能為力。

事實是，那時蕭乾在上海，看到報刊上郭沫若說他搞「黑色文藝」，感覺不妙，想到英國劍橋大學教書，楊剛勸他留在國內為人民服務，他就到中國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他住在東總布衚衕40號作協宿舍的兩間小屋裡，小屋被五間正房擋住光線，白天工作也要開燈。

這時，我在作協任黨組成員、行政副秘書長。那時是秘書長、副秘書長協助主席處理日常工作，我分管業務和幹部工作。蕭乾有事找我辦，也向我說。他與文潔若的婚事就向我說過。一天，他見《譯文》雜誌的日籍編輯梅韜從我辦公室出去，問我：「梅韜是不是來告我狀了？」我說：「不是，梅韜工作好，對中國有感情，又聰明能幹，人也漂亮，你為什麼與她離婚？」他說：「婚姻的事是很複雜的。」

蕭乾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當顧問，是胡喬木介紹的，胡喬木很看重他的才幹。不是楊剛介紹的，那時楊剛還沒有去人民日報社。蕭乾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長篇指責國家人事制度的稿件，我就想到蕭乾一定會被劃為右派分子。我想楊剛當時也會有同感。這些不僅楊剛無能為力，胡喬木也無能為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蕭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這時，胡喬木的職務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又任命蕭乾為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這個單位與作協同級，都是副部級，這是作協和蕭乾都想不到的。《人民日報》記者部主任林鋼約我去看蕭乾，蕭乾已住上有五六間房屋的小四合院了。在客廳中，蕭乾坐在中間的大沙發上，請我們飲茶，我倆分別坐在兩邊的沙發上，蕭乾很開心，我也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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