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耶魯大學為什麼不願意招收中國學生

中國人有天賦，又勤奮，可是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開始不愛招中國學生了？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分析了原因。這些年看到這麼多從國內培養出來的傑出高材生，他們在專業上這麼突出，但思維方式那麼僵化、偏執，社會交往能力又那麼差，除了自己狹窄的專業就不知道怎麼跟人打交道、怎麼表達自己，讓我非常痛心。這些問題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家教和社會文化教育。

有兩件事再次引發了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一個是，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時，他說他們今後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

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開始學習成績都好，後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但還可以，可是等到畢業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表現都不好，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所以，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中國學生了。

實際上，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但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

以2015年為例，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麼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於這些博士都畢業於頂尖金融院系，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麼多，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第二是，在美國金融和矽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麼大，在大學裡也如此。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中國裔。儘管後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麼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麼大呢？

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與中國文化鼓勵「聽話」「順從」緊密相關，這些文化烙印實際上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裡都無法丟掉，到哪裡都吃虧。

先談教育

張三（匿名）出生於國內某大城市，高中畢業輕鬆考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國內頂尖名校，等他到耶魯讀博士時，哪怕再難的數理經濟模型對他來說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課堂上，他毫無疑問一直是最優秀的，即使在耶魯這樣的世界各地天才匯聚的地方，他的聰明才華照樣遙遙領先。

可兩年後的一天，正當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經有出色成果的時候，張三找我私聊，說他在考慮是否退學回國去做PE投資基金，因為他父母好友願意出資5000萬美元由他去負責管理，機會難得。

我問他：「你的天賦如此出色，我一直認為你最有希望出類拔萃，出一流學術成就。告訴我，你是否真的對學術研究、學術生涯有興趣、有激情？」

多年的經歷讓我清楚，一個人如果對他從事的工作沒興趣、無激情，尤其當他做的是學術研究時，那麼，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別人想不到的創造性成績，那等於是趕鴨子上架，難！每天做自己沒興趣的事情，只會是應付，不會鑽進去的，那樣他自己也會痛苦、很累。

張三回答說：「對學術研究談不上有興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寫學術論文，但這不是我的興趣與激情所在。」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來期許厚望的博士生，對我們的專業也就是如此。我接著問他：「那你為什麼要申請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為父母要我這樣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學都這樣做。」

很多年來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

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麼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較差，就不足為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我見過的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更沒有想過「什麼是最好的學校」「什麼是最好的教育」。學過優化理論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較好」「最好」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對於誰」「相對於什麼」，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沒有參照系的「好」和「最好」。

很多人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為「好」的標準去選擇「最好」的學校和專業，等於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和生活。有時候，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專業夢。

有得人是隨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耶魯或者北大、清華。如果你問他們「為什麼哈佛耶魯好、北大清華好」時，他們也說不上來。

好與不好，只有基於子女的個人興趣、偏好、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

否則，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工作沒有熱情，無精打采，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而且會時常抱怨，對生活、工作失去興趣。

在任何社會中，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因此，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盡量配置得一致，是整個經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

我們想像一下：

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在做自己並沒有興趣但為了養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並沒有興趣的人在做；在另一個社會裡，每個人都選擇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對其有興趣的人在做。那麼，這兩個社會中，哪個社會的整體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創造力也更高呢？

不同文化背景導致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不同表現

「耶魯校長理查德·萊文也曾提出學習的用途，並不是為了自己的職業，而是追尋自己的價值。

理查德·萊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譽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魯大學校長，上一位任滿20年耶魯校長的還是1899年就任的亞瑟·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

理查德·萊文曾說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因為，他認為，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是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在大學畢業後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

那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呢？

理查德·萊文在他的演講集《大學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這樣提到，耶魯致力於領袖人物的培養。在萊文看來，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並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

通識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志向。

自由地發揮個人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不為功利所累，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

這，才是萊文心目中耶魯教育的目的。

正如《大學的觀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約翰·紐曼（John Henry Newman）所說：「只有教育，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清醒和自覺的認識，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闡明觀點時有道理，表達時有說服力，鼓動時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來面目，切中要害，解開思緒的亂麻，識破似是而非的詭辯，撇開無關的細節。教育能讓人信服地勝任任何職位，駕輕就熟地精通任何學科。」

職業和做人

下面這個故事很流行：

一家矽谷公司招來三個實習生，分別是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人。美國實習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馬走人。他對一些問題儘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談，一分鐘可以講完的問題，能講五分鐘。中國實習生很努力，活幹得最多最好，但不愛多說話。

印度實習生工作做得沒有中國實習生精細，但也不差。雖然講話帶有口音，但最愛發問，擅長表達自己。在實習期間，學到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實習生，但是，最後人們最能記住的是那位印度學生。

這個故事當然是中國人喜歡講的，因為中國人看重「硬本事」、看輕「軟本事」；按照這種我們熟悉的價值觀，這個故事實際是想抬高中國人、貶低印度人，也包括貶低美國人，很符合中國人的口味。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因為我們這種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國人只能幹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矽谷和美國大學等領域成為領袖人物；也正因為美國和印度社會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軟本事」，所以，反饋到文化和教育領域，就變成了不只是要強調數理化，也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在判斷人才時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個風趣的人。

比較極端的是，不少中國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國大學讀書後，又偏偏要他們花大學四年學會計，這的確是「硬技術」，對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實際上中國會計規則跟美國不完全相同，學完美國會計規則，到了國內還要補課才能做會計。而且像會計這種職業性這麼強的專業，根本不需要到美國大學去花錢學四年，在國內的技校就可以學到，然後在國內考會計資格，那樣既省錢又更實用。

這些朋友說，他們擔心子女畢業後不好找工作，會計好找工作。如果是這樣，國內技校不是更好嗎？而且，退一步講，如果只是為了找工作，麥當勞不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嗎？

實際上，這裡關鍵還是在於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問題。教育有兩項主要功能：一是為了職業，一是為了做人，尤其是為了做一個有意思、有趣味、有意義的人。職業培養是為了飯碗，而「做人」的教育是為了讓人不只是職業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許多朋友一聽到自己子女想學歷史、文學、藝術，或者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就很生氣，認為這些「軟本事」沒任何用，不便於找工作，等等。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軟本事」恰恰是使一個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礎。

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說會道、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即使我們走出企業領導、政府領導階層，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除了職業以外還了解我們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是怎麼來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時更可能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

隨著互聯網資源的豐富膨脹，各類專業技術通過谷歌隨時隨地可以查到，獲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學，也可以是通過上網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對價值在降低。但，全球一體化的社會對於軟知識、軟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國人不在「軟本事」方面追趕美國和印度，我們可能只能繼續以苦力活、以低利潤活為主，而高利潤、高收入的工作則繼續由美國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個人的生活而言，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應該強化通識教育，也是為了讓自己能一輩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識教育不僅能讓一個人增加「軟本事」，而且還會讓你接觸了解各種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與研究，激發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興趣。

一旦你對許多東西有好奇和興趣後，一輩子中的不同時段總會有讓你感興趣、讓你激動的追求和話題，不會過得枯燥，而會充實生命中每個階段的生活內容，最大化一輩子的幸福感。

中國文化鼓勵「聽話」和「順從」

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印度人的差別這麼大，也當然跟中國文化鼓勵「聽話」「順從」緊密相關。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父母等周邊的人都教你「乖乖聽話」、聽長輩的話。不管走到哪裡，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都要小聲講話，要順從聽話，不能挑戰長者和權威的言論。

正因為從出生開始，二三十年之內，周邊大多數人都比自己年長，都是自己必須要順從聽話的對象，所以，每個人在成長的二三十年里都會被馴化得乖乖的，沒機會鍛煉講話辯論。長大後即使想學習辯論、學習作報告演講技巧，也很難改變從小被迫養成的「聽話不作聲」習慣。

在中國，別人說「你的孩子好聽話」是對你子女的表揚，父母也會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國生活的30年里，從來沒有聽到美國人以這種話去誇獎人家孩子的，因為美國人會認為「聽話」「順從」是貶義，是沒有個性的表現，因此，沒有人願意被這樣評價的。

美國學校更注重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正因為這種思辨能力的培養，現在我跟女兒討論問題時，她們一聽到任何話，很自然地就會去懷疑、審視，然後就看能否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話邏輯上或者事實上、數據上站不住腳。

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但是對於培養獨立的思辨能力，讓學生畢業以後，特別是大學畢業以後，不只是簡單地聽領導的話的機器，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開端。

當然，思辨對於美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時候我也想，美國這個社會真的蠻有意思，不管是聰明的、還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還是沒有能力的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對什麼事都會有一番高論。

楊東平： 今天的教育，缺了什麼？

今天，中國的教育正處於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滿足基本需求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所謂的從「有學上」到「上好學」。可是，究竟什麼教育是理想的教育，什麼樣的學校是好學校，其實很多人並沒有很清晰的答案。

中國教育需要高瞻遠矚，在科學發展觀的新視野中，重新認識、審視現代教育的功能和價值，超越政治本位和教育的經濟主義模式，構建面向未來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學。為此，需要思想解放，需要撥亂反正，需要理論創新。

中國學校的教育，離現代教育還有多遠

今天我們看到這樣一個難堪的現象：全世界的學校跟中國的學校面貌是很不一樣的。我們仍然深陷於分數至上、考試至上、知識中心、學科中心這種早已過時的陳舊模式，而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已經超越了這一階段。

舉個例子，中國和日本的高中生有一個項目，互派高二的學生到對方國家的普通高中學習3個月。我參與過這個項目的評價。

中國的高中學生到了日本感到非常驚訝，它的普通高中只有半天開課，下午全部是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棋道、劍道、花道、跆拳道等各種各樣的「道」；而且不分男女生，全部都要上家庭課。在日本高中家政課的課堂上，這幾個中國男生每人為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襖，這是他們終身難忘的經歷。

這涉及高中教育的培養目標，它不僅僅是為大學輸送人才，歸根結底，是為這個社會培養健全的公民。這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既要做一個好的社會公民，成為一個好的職業人，也要為未來的家庭培養好的丈夫和妻子，這都是學校教育的目標。這麼比較一下就不難認識到，在教育現代化的坐標上，我們離現代教育還有多遠。

基礎教育的基礎性，就是為學生一生的發展和終身幸福奠基，而不是一時的分數和考試成績。

真正對一個人的終身發展和幸福有關的，是什麼？是健康的人格、準確的價值觀、良好的行為習慣、自我學習的能力、合作和交往的能力、充實的精神生活，等等。

如果我們的基礎教育將這些考試之外的有關人生和幸福的更重要的概念傳遞給學生，我們社會中的「宅男」和「剩女」是否會減少一些，教育與幸福的關係是否會更緊密一些？

忽視了人格的教育，學生能有什麼樣的未來？

古今中外，全世界的教育無不是以人格養成作為最重要的價值和教育的第一要務。

作為文明古國，中國教育的傳統是以人倫教化為核心的，培養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人君子。可是，我們今天的教育怎麼樣？德育優先、育人為本的口號也喊得很響，實際上卻已經把「人」扔到九霄雲外了，無論是學校還是家長，只關注考試、考試、考試，分數、分數、分數。

因為所謂「應試教育」，就是這個意思——為考試而進行的教育。與考試、分數無關的就不教。很少有人關心你道德有沒有進步，是否誠實、正直，對人生社會有什麼思考，甚至連身體健康都不重要了。

以人為本的教育必然是人文主義的。人是教育的出發點和目的，學生不是為了其他目的、為了實現他人目標而接受教育；同樣，兒童也不是成人的工具。他本身就是目的！

蒙台梭利就說過：「每個人都只考慮兒童的將來，沒有人關心兒童的現在。」我們經常打著為兒童未來著想的旗號，犧牲他們的現在。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兒童如果沒有現在，也就沒有未來。你把他的好奇心、想像力、創造力都摧殘了，甚至連健康都損害了，他還能有怎麼樣的未來？

有一個大企業的人力資源總監，對新生代的大學畢業生的特點做了一個概括：「有理想沒方向，有個性沒主見，有學歷沒學問，有知識沒文化，成年人未成人。」當然，這有點以偏概全，但是對特徵的把握還是很準確的。

我們培養的只是考試機器，內心是空洞的，許多青年人基本的處事能力、生存能力很差。高中畢業了，對社會人生感覺一片茫然；大學畢業了，還是感覺一片茫然，缺乏自立的精神和能力，出現了許多「啃老族」。

關於這一點，如果與國外以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的學生有過交流，就深有體會。

一個16歲的學生，在國內大家都把他視為孩子，什麼都不會是應該的，什麼都由別人照料。但國外的學生不同，16 歲可以走天下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能獨立地處理、應付各種問題。他們的自信自立、行動能力和成熟程度，是中國孩子難以比擬的。

不久前我看到媒體報道，湖南有一對「80 後」小夫妻，因為一些生活小事發生衝突，最後妻子把丈夫殺死了。這樣的事情怎麼評價？雖然已經成婚了，心理上還是一個未成年人，遠沒有達到成熟的程度。

因此，人格完善、自強自立、遵紀守法等，這些與青少年成長密切相關的內容，其實是比學科知識、考試分數更重要的。

深圳有所實驗中學，它的目標很明確，學校的特色文化就是「人格教育」。這所學校的校長說，中學的目標不是培養拔尖人才，培養精英，那不是高中的目標；而是培養知識面寬、綜合素質好，有一定方向、特長、愛好的人。

我覺得這話說得很準確，因為中學只不過是人生當中的三年、六年這麼一個很有限的階段，是為今後漫長的人生做一些鋪墊，做一些準備。誰也不能預料他能走多遠，最後他能夠成就什麼樣的事業。

學校的目標是：「人格健全、學業進步、特長明顯、和諧發展。」這個口號提得非常好，也可以操作。首先，是做一個好人，做一個誠實、正直、善良、勤勞的人。事實上，一個好人才可能走得更遠。「和諧發展」其實也是一種人格狀態，手腦並用，身心健康，心智健全。

這所實驗學校每年有很多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也有參加香港、澳門的選美然後進入影視娛樂界的，也是一種成才的途徑；也培養了一些優秀的大廚。他們不是認為只有上大學才是最優秀的，在高中階段他們就傳播這種價值觀念，讓每個學生各盡其能，人盡其才，就是我們說的做最好的自己。

今天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缺了什麼？

今天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缺了什麼？缺了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缺乏公民素質、公民責任、公民能力的養成。

在低層次上，為什麼中國遊客在國外不受待見，被批評很多？是因為我們基礎文明的養成不行，有些人隨地扔東西，不排隊，大聲喧嘩，在地鐵吃東西，甚至隨地便溺。在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現在的憤青特別多，不會用腦子思考，極易被煽動，到大街上打砸中國人的財產，還號稱是在「抗日」。

這幾年經常傳來美國的頂尖大學拒絕中國高考狀元的消息，為什麼？人家說得很清楚，我們培養的是未來社會的領袖人才，不要考試機器。如果你在高中從沒有參加過任何社會服務，沒有領導與組織能力，沒有服務社會的公益精神，這種人我們不需要。

不僅如此，當前教育的變質和異化還出現一種新的特徵，就是錢理群老師說的：我們的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他們所作所為基本都是對個人的投資，都是出於一種功利的目標。

清華大學的少年作家蔣方舟，當時是被清華破格錄取的，今年讀大三。她在去年清華百年校慶的時候發表了一篇博文，這裡是一些片段：

清華，憤青少，領導多，表現出來的都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幹部模樣。北大清華的學子一路都是教育和體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著同一軌跡，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鏈的底端。於是，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地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

在這種功利主義的環境中，正在產生越來越多的只關心個人利益、口是心非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以，在今天開展公民教育是一個很現實很有意義的目標。

為什麼許多中國孩子不太成功？

古希臘德爾菲神廟上刻著一句話，叫作「認識你自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自古以來的教育智慧，就是人的自我發現、自我實現。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非常清楚，教育的功能就是幫助人的自我發現和自我實現，做最好的自己。

世界各國無不把個性發展列為最重要的教育目標。

1989年《法國教育指導法》第一條規定，每個人所享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要得到保證，使個性得到發展，有利於個人進入社會和職業生活以及行使公民的權利。

2003年3月，日本政府以「培養開拓21世紀具有寬闊胸懷和堅定信念的日本國民」為宗旨，提出今後教育將致力於五個目標的實現，居於首位的就是「培養以自我實現為目標的自立人才」。

強調個性發展，是源於教育學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人的個體差異。人的個體差異是一個客觀存在，表現在性格、興趣、學科性向、智力等很多方面。

全面發展的目標是建立在一種假說上的，就是認為兒童是一張白紙，可以任人塑造，任人改變。但是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推崇的是相反的理論：每一個兒童當他出生的時候，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是一個獨立的自我。教育的目標就是要發現這個特殊的、特定的自我。

如同我們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教育的目標不是要把黃瓜、茄子都改造成為向日葵，而是使黃瓜成為好黃瓜，茄子成為好茄子。

這也是中西教育的一個重要區別。中國的家長、老師總是說，提防你的短板。可是，教育不是灌水。美國老師說，最重要的是發現並強化孩子最粗的「神經」，努力使之發展得更好，做最好的自己。他們關注的不是短板，是長板。

其實，古今中外優秀的人才都是個性突出的，在某一方面有強烈的興趣和專長，而且往往都是「偏科」的。在我們的教育中，總是求全責備，要求學生樣樣優秀，各門功課全優，這本身就違反了教育的邏輯。

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渴望成功，追求成功；但是，通往成功的通道究竟是什麼？

喬布斯的回答：「成就一番事業的唯一途徑就是熱愛自己的事業，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做自己想做的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許多中國孩子不太成功了，就是因為他們的內心沒有聲音，沒有屬於自己特別的愛好，沒有自己特別想做的事。

很多高中生考大學時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想學什麼；大學畢業了，還是不知道自己該幹嗎，接著讀研究生。研究生畢業了，還是感覺一片茫然。這是教育最大的悲哀，也是對人生和青春的莫大浪費。

學校通過「掐尖」讓學生都上名牌大學，算什麼本事？

必須明確，基礎教育的目的不是選拔少數尖子生，或者只面向能夠升學的學生，不是為了造就少數精英，不是以「狀元」為本，以優秀學生為本，也不是為了培養「人上人」，而是面向全體學生的教育！

義務教育更是一種面向全體兒童的國民素質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是非選拔性、非競爭性、非淘汰性的。如同一些學校提出的辦學理念：「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的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

國外的公辦學校，保證學生的種族和文化多樣性，是一個重要理念，不允許某一階層的學生「扎堆」，必須有富人有窮人，有白人有少數民族。因為學校教育就是促進族群融合、促進社會平等的一個過程。

當然，學生水平參差不齊，組織教學的難度就大了。這是對學校和老師的考驗。你能夠轉化、改變學習後進的學生，幫助他提高，這才是好的教育。

古今中外真正優秀的教育家，都是致力於轉化問題學生、弱勢學生。你通過「掐尖」把最優秀的學生放在一起，都上名牌大學，算什麼本事？那是學生的本事。

當然，教育要適應每一個學生，面向每一個人，是有些操作性的層面。

我們現在教育模式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就是大規模的集體教學，很難兼顧每一個人的獨特發展。

現在，我們的一些義務教育階段的優質學校，實行就近入學政策，要面對學生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這樣就出現新問題了。過去招收的都是高分學生，都是一個水平的，現在不行了，優秀學生吃不飽，困難學生跟不上，你怎麼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

關注學生不同特點和個性差異，因材施教就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了。因材施教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很難的。需要在學校制度，培養模式等方面有所改變，提供靈活的學制和多樣化的課程，採取分層教學，實行走班制、學分制、導師制，等等，而不是統一模式、統一規格。

素質教育，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

中小學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是改變嚴重的應試教育的弊端，開展素質教育。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年了，仍然是「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紮實實」的局面？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是「兩張皮」，素質教育成為唱歌跳舞、裝點應試教育的「美麗的花邊」？素質教育為什麼難以實行，我們的理論是不是出了問題？

的確，素質教育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它是20世紀90年代一線教師為抵禦應試教育提出的一個工作性的口號，本身缺乏理論內涵和構建；時至今日，很多人都說不清素質教育究竟是什麼。

1999 年國務院的將素質教育定義為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這樣兩個能力，但還是沒有解決問題，素質教育怎麼能沒有人格養成、培養公民這樣的內涵呢？

因此，矯治應試教育弊病，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學，我的回答是：應當從素質教育走向生活教育，建立「為生活做準備的教育」。

目前，不少學校的校園文化經常出現「生活教育」這個概念，包括雲南提出的「三生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但是，有些學校將生活教育理解為生活常識、生活能力的教育。這跟陶行知所說的「生活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剛才講到，陶行知根據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哲學，在20 世紀20 年代創造的「生活教育」理論，是一個民族的、現代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哲學，它是涵蓋教育基本問題的頂層理論，不是叫兒童生活自理，自己穿衣服、系鞋帶，當然也包含這個。

應試教育的哲學基礎是知識本位、學科中心的，教育方法是死讀書、讀死書，教育與生活脫離、學校與社會脫離、書本與實際相脫離，兩耳不聞窗外事，考試至上、分數至上。

以人為本、兒童中心的教育必然是生活本位的。生活教育的哲學，就是要改變這一切，要重新建立教育與生活、學校與社會的聯繫。

生活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為生活做準備的教育，有的地方叫「為18歲做準備」。

18歲以後，學生走上社會以後，有多種多樣發展的可能性。他有可能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能夠走多遠，誰也不知道。教育就是要為他的人生奠基。

生活教育的核心就是這麼一個概念，操作方式就是圍繞青少年生長的實際需要進行教育。這當然不只是為了升學和考試，而是重視教育的實用性、適切性，是一種民主的教育、活的教育和有用的教育。

陶行知說，來自生活的教育，依據生活而教育，為生活的向好向上而教育，就是這個意思，不是死讀書、考試至上、分數至上。

我想講幾個例子來說明什麼是好的教育、有用的教育、生活教育。

河南省信陽市的光山縣是革命老區，國家級貧困縣。我們了解了它的農村職業教育，令人十分意外，他們開闢了新的方向，發展了外向型的職業教育，為韓國、日本、俄羅斯輸送青壯年勞動力。

原來他們也是做專業培訓，電工、瓦工什麼的，後來發現人家不在乎這些，因為到了俄羅斯，到了韓國，他不一定到那個行業、那個崗位，是沒法事先一一對應培養的。到了那個行業、那個崗位，人家會進行技能培訓，不需要你培訓。所以他們不要什麼專業，只要身體健康、遵紀守法、文明禮貌、勤勞苦幹，符合這幾項就行了。

也就是說，你只要是一個健康、文明的人，勤勞肯干，就能走出去了，外向型收入也比在國內打工高很多。我覺得它這個職業教育很成功，各方都很滿意。

廈門大學畢業的張芳，她創辦的「五齊職業教育學校」在廈門市島內外擁有20個教學點，她的目標就是幫助流水線上的女工改變人生，幫助她們成為「文員」，就是辦公室的文職人員。收費也不低，3000塊錢一期。她提供一些職業教育的內容，學會打字和使用辦公軟體等。

但是，後來她意識到用人單位最看重的不是這些，是什麼？是乾淨整潔，善解人意，勤快認真，做事有條理，辦公桌、抽屜都整理得乾乾淨淨，等等。辦公室文員最需要是這些基本素質，至於其他的技能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培養。

她的這個哲學改變了很多女工的命運，培養她們閱讀、學習的習慣，開闊視野，提升氣質。這與我們所講的職業教育不太一樣，但它是從生活的實際需要中來的。

吉林省的撫松縣是一個貧困的農業縣，沒有好的教育資源，難以在高考上與別人競爭。他們在尋找這麼一個農村學校，怎麼為學生提供能夠走向未來的人生。

他們實踐生活教育的理念，教育目標是「為18 歲做準備」，「當提供適合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讓孩子來適應我們的教育」。

具體的做法是以閱讀促進教育改善，通過鄉土化的有根的教育，培養農村學生的綜合素質、學習能力、生活能力、公民意識。將那些缺乏良好習慣、行為粗野的農村孩子培養成「語言文雅、行為儒雅、情趣高雅、心靈美雅之人」，培養他們閱讀的習慣、人際交往的能力、表達能力、自信心等。這些才是農村孩子走向社會、安身立命的「通行證」。

這是對教育的一種非常到位、非常深刻的理解。面對未來，最重要的還是人自身的發展。你是具有學習能力的人，具有適應能力的人，具有創造能力的人，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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