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誰是全球超級大城市？

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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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一線城市的全球排序，取決於它能否在具備實體經濟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崛起為全球性的要素積聚和分發的「樞紐型城市」。相反，金融單邊突進，資產泡沫高企的「吸附型城市」，則是大國經濟之敵。

」

日前，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發布了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牛津榜單」）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實力排序將發生重大變化。亞洲尤其是中國城市，將成為世界經濟新重心之一。

其中，上海將取代巴黎，上升5位成為全球第5大城市。北京緊跟其後，排行第6，而廣州則將升至第8，位居全球「十大城市」之列。換句話說，18年之後，中國城市的排序依然是「北上廣」。

截止2016年，上海GDP排名全球第10，北京位列第15，廣州位列第22。為何在18年後，中國城市會發生如此大的排序跨越？ 未來，全球城市新競爭的動力到底是什麼，會發生什麼樣的「動能轉換」？

目前而言，兩個趨勢必須注意：一是除了英美體系的城市之外，全球性的純金融性城市將出現長期增長的乏力；二是中國的大城市將從動能儲備期進入釋放期，它們的舞台不再局限於國內，而是全球。

不過，任何關於數字和GDP排行榜都只是表象，它是一個前瞻性的信號，但無法反應問題的本質。全球以及中國的城市都正在發生一場深刻變革和動能轉換，贏得這場新的競爭，不在於那些花里胡哨的創新口號，而在於實體經濟動能的儲備。

大國與大城

城市的崛起，背後很大程度是國家運勢的一個折射。

在這份「牛津榜單」中，到2035年，即在未來18年的時間內，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中美兩國擁有的數量分別位居前二名。其中，9個來自美國，7個來自中國。

另外，2個來自日本，英國、法國各1個。未來，中美兩國大城市在全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將扮演越發關鍵的角色。全球經濟的「雙頭驅動」，也將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為表現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發展歷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來自於兩種動力：一是母國市場的統一化進程和國內經濟的崛起，如法國巴黎、二戰之前的柏林。

巴黎的「母國市場」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法國本土，二是以巴黎為中心，曾經作為法國殖民地的北非法語區國家，巴黎是這個「法語經濟區」事實上的資源配置中心，直到現在，持續百年。

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國是西歐中央集權色彩最濃厚的國家，國企發達、政府對經濟干預較多，這種政經格局必然強化了首都對資源的吸附，這也使得巴黎的城市實力得以凌駕於歐陸其他所有城市。

巴黎

相比而言，二戰之後的柏林則長期遊離在全球頂級大城市的榜單之外。這一點，似乎和德國的經濟地位不相稱，但這並非德國人「低調務實」、「不追求大城市，追求小而美」這一類可笑理由。

深層原因在於兩點：一是德國的地方自治傳統強於法國，首都對資源的積聚能力本就不強；二是作為戰勝國的英美摧毀了德國「聯邦集權」最後的制度基礎，使得德國首都無論波恩時代，還是柏林時代，都完全喪失了對全國資源的吸附能力。

全球大城市崛起的第二種動力是全球化的演進，特別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日益平滑。

在20世紀下半頁，全球化讓一些城市具備了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要素的能力，儘管它們並不具備巨大母國市場的支撐，但經濟依然得以騰飛。

但必須注意，受惠於這種動力的城市，要麼是城市國家，要麼是立法權相對獨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為代表。

除了區位優勢之外，新加坡這類「國家城市」擁有著主權國家的獨立的立法權，這是城市最大的競爭力。

它使得城市可以擁有較大的在金融方面的政策自由度，可以在匯率制度、資本流動制度等方面，設計出足以擊垮競爭對手的「政策窪地」和「稅收窪地」，吸附那些隨時準備避險和套利的全球性資本。最終，這樣的城市也成為了國際性金融中心。

新加坡

不過，真正的超級城市則必須是以上兩種動力的「合力」而打造，最典型的是倫敦和紐約。百年以來，這兩所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級城市的雙頭巨星。其他各國的任何城市，暫時還難以望其項背。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二戰結束，美國GDP在峰值之時，曾一度佔全球的50%以上。之後，隨著各國經濟復甦以及美國經濟自身增速的下滑，這一佔比逐年下降。

到2016年，這一比例為24.32%。但另一面，紐約在全球城市中的超然地位非但沒有下降，反倒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強化。

背後原因並不複雜，一是美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變，GDP這一指標不再能夠完全衡量這個超級強權的真實實力。

另外，伴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這一地位的不斷夯實，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的日益平滑，金融服務業成為了美國的支柱，紐約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進而被不斷強化。

因此，完全可以說唯有兩種動能的積聚並形成「合力」，才能產生真正的超一流國際性大城市，缺一不可。

法國、德國這樣的中等強國，或者說日本這樣的「特殊國家」，顯然很難產生這樣的超一流城市。那麼，正在崛起的中國會誕生這樣的城市嗎？

金融與實體

由於某些客觀的原因，中國內地在短期之內還難以產生紐約、倫敦式「金融驅動」的超一流城市。儘管中國部分一線城市的房價已趕上了紐約和倫敦，但城市實力的真實差距，它顯然無法用房價來填平。

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並且有著跨國資源配置能力的一線樞紐城市。

這樣的城市為實體經濟服務，它不推高資產價格，也不單純地吸附資源，而是營造合理的營商成本，最終成為一個位於中心的樞紐，為國內、國際市場配置資源。顯然，這才是大國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近兩百年來，美國的經濟爆發，很大程度就是這種「實體導向」的樞紐城市的崛起歷史。美國城市的崛起順序，和白人在北美大陸由東向西的殖民拓展路線完全是同步的。

從東北部的紐約、波士頓，到中部是芝加哥，然後是西海岸的舊金山。在美國經濟的每一步發展過程中，這些城市都扮演了關鍵的資源配置作用。而且，其城市崛起也遵循這樣的順序：先有實體，後有金融。

芝加哥是全球期貨業的中心，而這一地位既有賴於芝加哥的區位優勢，更有賴於實體經濟的推動。

在19世紀，芝加哥地區逐漸成為了美國中部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特別是美國農業、工業大宗商品現貨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後來，金融家才在現貨交易的基礎上，開發出了對衝風險的期貨交易。

芝加哥

同樣，中國的城市的崛起也全部都是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的為前提的。在「牛津榜單」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將有4個來自中國，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天津；進入全球前20的中國城市還有深圳、重慶、蘇州。

可以看出，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實體經濟重鎮，而這種排序也有著很強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業相對發達的深圳排在了廣州和天津之後，而重慶和蘇州這樣的非一線城市，也最終得以和深圳一樣位於10位至20位的區間。

為什麼？重慶和蘇州的「潛力」，很大程度在於實體產業的後勁。

此前，《南風窗》曾在一篇文章中報道，僅在2016年，重慶便生產了各類智能終端（筆記本、手機和平板等）3.8億台。其中，光筆記本電腦就達到了5800萬台，佔全球產量的1/3，已經成為了全球筆電硬體生產第一城。

此外，重慶還是中國唯一位於西部的直轄市，這種「政治地位」的優勢，也意味著大量資源的傾斜。當然，更意味著「潛力」。

重慶筆電生產基地

蘇州的地位也非常特殊。目前，這座城市已經是長三角地區在上海以外最大的製造業中心，通過「蘇州模式」，大量台資和外資製造業企業積聚於此，形成了難以撼動的產業集群和生態圈。

未來，隨著上海營商成本（比如地租）的走高，以及長三角一體化的深化，上海將對本就擁有較好產業基礎的蘇州形成前所未有的產業外溢效應。

此外，天津之所以能夠進入「全球前十」，則被解讀為受益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特別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帶來的產業轉移。但換個角度看，這也意味著城市的未來並不完全取決於城市自身，而是受制於外力作用。

在原有的中國一線城市中，上海和廣州的「跨越」受到的關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並不意外。

從20世紀開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僅以外資為例，目前上海已成為快消、醫藥、信息等領域跨國企業最集中的中國城市。

而本世紀以來，上海在產業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國方興未艾的民用大飛機產業就將整機製造放在了上海。

上海，一座從不缺乏關注和喝彩的魅力城市。相比之下，低調、務實的廣州則下定決心，必須用自身的努力和革新來贏得未來。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儲備與釋放

除了「牛津榜單」之外，今年11月，美國數據平台視覺資本（Visual Capitalist）也用圖表形式說明了全球經濟新版圖。目前，中國已有35個城市達到了「富可敵國」水平。

早在2015年，包括北上廣、深圳、天津以及蘇州等在內的35個中國城市GDP已分別相當於35個國家的GDP。比如，上海GDP和菲利賓相當，北京和阿聯酋不分上下，而作為「第三城」的廣州，其GDP則相當於歐洲先進強國瑞士。

近30年以來，廣州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第三城」。但對現在的廣州來說，「第三城」和GDP數字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它對自己的發展路徑正在變得越發篤定。某種意義上講，廣州正在進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開放。

在宏觀層面，廣州正著力推進樞紐型網路城市建設，打造國際航運、航空和科技創新三大戰略樞紐，既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和合理的營商成本，也強化自身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對資源進一步積聚和分發的能力。

通過建設樞紐型網路城市，廣州構建起了新一輪發展的科學框架和頗具全球視野的大格局。

在產業層面，廣州既「補短板」，更面向未來。

傳統的汽車、日化等產業一直都是廣州的強項，但全齊產業變革的趨勢告訴廣州，IT、生物製藥和人工智慧這樣的產業更關乎一座城市的長久未來。於是，廣州果斷推進了產業調整的戰略，這是廣州在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產業革新。

廣州致力於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產業革新——推進信息技術、人工智慧、生物製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富士康增城「第10.5代線8K顯示器」、思科智慧城、GE生物產業園區的崛起便是廣州產業自我革新的典型案例。

僅以富士康項目為例，這一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吸引的最大單筆投資。同時，也是近30年以來，除去深圳的最早投資之外，郭台銘在大陸的最大投資。

富士康的到來讓顯示產業的集群效應開始顯現。2017年12月下旬，財新記者從相關渠道獲悉，LG Display（下稱「LGD」）在中國市場投建OLED面板工廠的計劃獲批，落戶廣州

。此前有消息稱，該項目遲遲未能動工，原因之一是目前全球能生產大尺寸OLED面板的企業僅LGD一家，介於技術保密等原因，該計劃一直未能獲得韓國政府批准。

據財新報道，該工廠是LGD首次在韓國本土以外國家設立OLED大面板合資工廠，這一合資工廠將落戶廣州開發區，總投資額為450億元。建成後，該項目將成為世界上最頂級的OLED大面板合資工廠。

富士康項目和LGD工廠只是開始，通過產業戰略的創新實踐，廣州的方向更加明確和堅定。

今年3月，廣州宣布推進「IAB」計劃，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製藥（Biopharmaceutical）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打造若干個千億級產業集群，並最終推動廣州崛起為一個國際性的科技創新樞紐和超級國際大都市。

廣州國際生物島規劃鳥瞰圖

實際上，在中國的城市經濟版圖中，廣州一直都是獨一無二的城市。它是改革開放的先鋒，正位於中國最大的生產性地帶——珠三角的核心位置，也一直都是中國最具包容性的一線城市。當然，也是最低調、最溫和、最對外來者充滿善意的一線城市。

現在，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負的國家使命。在某些一線城市營商成本節節走高，脫實向虛趨勢難以遏制的情況下，「中國製造」必須要有一座超級大城作為資源的配置中心，服務於「中國製造」的轉型升級大業。

這樣的城市，應該是一座樞紐型的服務型城市，而非依靠資產泡沫吸附周邊資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來，更繫於國運。在上世紀中葉，中國的GDP在全球的佔比為4%。2016年，這一比例已上升到接近1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理所當然誕生更多的超級國際性大城。在這個意義上講，「牛津榜單」既基於現實，也指向未來。

在富士康增城項目的動工儀式上，全球代工業「第一人」郭台銘曾對廣州的公共服務質量大加點贊。從廣州與富士康達成合作意向，到正式簽訂合作協議僅用了50天；從簽約到註冊實體公司僅用了19天，而從註冊項目公司到動工則僅用了31天。

郭台銘富有深意地說，「在這麼快的時間，所有手續都已辦好。此前多年都不敢來穗投資，是因為我自己一直沒準備好，但今天我準備好了，廣州也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面對牛津榜單「全球第八」的期待，廣州的準備是什麼？很簡單：儲備動能，終將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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