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讓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南風窗
南風窗在2017年最後一期策划了年度「為了公共利益」人物專題。從2003年至今,南風窗年度公共利益人物(組織)的評選已經進行了15次。這個評選和這本雜誌一起見證了社會的變遷、人心的變動和時代的進步。
在新時代,我們同樣呼喚大國民。南風窗2017年「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們身上就體現了大國民精神。
他們是愛中國的;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是堅持的;他們是專業的;他們用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是生命,生動詮釋了什麼是新時代的大國民,什麼是新時代的「人人都起來負責」。
南風窗2017年度年度公共利益人物入選名單:
黃大年:把中國送進「深地時代」的科學家
吳光輝: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鄭永年:讓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羅斯高:關注中國農村教育「看不見的問題」
李振華:大山裡三代人的人民教師
杜聰:我想啟發社會改變歧視
郭柯:我還會繼續「自由散漫」下去
向春:環保是眾人之事,舉報不為整誰
年度人物:鄭永年
「
頒獎詞
鄭永年向世界闡述了一個內涵無窮力量的真實中國,同時,又向中國提供內部發展和面對國際新秩序承擔更大責任的智慧。
」
坐在《南風窗》記者面前的鄭永年教授,溫文爾雅,親切樸實,但思維敏銳,言談舉止之中,流露出對中國和世界流變的深刻洞察。
在中國的政界、學界、民間,「鄭永年」這三個字並不讓人陌生。鄭教授也幾乎是同時獲得三方認可和尊重的著名學者。這個現象,這些年來在公共領域並不多見。
但在一段時間裡——也許現在仍是——,他「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的身份,總是給人一種「是不是新加坡華人?」的感覺。記者此前也有過這樣的疑惑。
但事實上,鄭永年是浙江餘姚人,而且,一直保持著中國籍貫,用的是中國護照。他在今年還把戶口遷回到了他所出生的餘姚鄭洋村,變成了「失地農民」。
從浙江農村出發,到北大,到美國,到新加坡,到英國,再回新加坡,現在在中國和新加坡不停往返,鄭永年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在比較政治和中國研究中異常引人矚目的一流學者。
而他心中洶湧的正是中國情懷,對中國的家國之愛。
他以自己的獨特視角和研究,向世界闡述了一個內涵無窮力量的真實中國,同時,又向中國提供內部發展和面對國際新秩序承擔更大責任的智慧。在2017年,他對屬於所有中國人的公共利益的擔當,使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向世界闡釋中國
看過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大國崛起》大型紀錄片的人應該都記得,在第一集中,第一個出場的專家,即是鄭永年。
同時,他在第十二集中的一段話,很經典地闡述了為什麼中國可以發展得這麼好:「所有以前的國家,崛起中的大國,都是因為它內部的國家制度的健全。所謂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
對內部力量的重視和自信,正是中國在崛起中自信的一個重要來源。
為何會有這樣的見解?鄭永年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了解釋:不要用西方的視角來研究、解釋中國。
那不僅是看不清楚的問題,而是這樣已經預設了好像中國就有問題而西方沒有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不少學者既不了解中國,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們了解,至少我不會像國內有些學者那樣崇拜西方,因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實,我不會輕易相信西方的教科書,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不在各種包括思想學術的標準上被西方「殖民」,而是擁有自己的評價系統,這可能很重要。
2010年,鄭永年出版他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引起巨大關注。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有了一個全新的視野。這本書被中共中央黨校推薦。
後來,他把此書再次修訂為《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以「快一拍」的理論視野,引領了關於中國發展中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的探討。作為學者,他所擁有的「問題意識」讓人驚嘆。
鄭永年學術成果之多,只有少數人才能與之比肩。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其實我自己從來不算的,有一次兒子跟我開玩笑,他說等我寫到100本書,要為我開個派對。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寫的和編的加起來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專著。」
而在中國出版並具有重大影響的書,除了以上所講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還有《中國改革三步走》《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中國的「行為聯邦制」: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保衛社會》《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未來三十年:改革新常態下的關鍵問題》《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未來三十年2:新變局下的風險與機遇》等。
中國人因為鄭永年教授具有國際視野和中國視角的闡解,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國家;而西方因為他對中國的闡述,放下了某些擔憂和偏見。
「實際是什麼」和「應該怎麼樣」
1962年,鄭永年出生在浙江餘姚四明山區中的鹿亭鄉鄭洋村。那是一個只有100多人的小山村。在《南風窗》記者和他交流的時候,他的「浙江口音」非常明顯,也沒有像別的具有「國際范」的學者那樣,時不時冒出一個英文單詞。
記者認為這是一種從內心裡散發出來的氣質:他的根在這塊土地上,他的自信和愛在這塊土地上,而沒有漂浮在一些炫目的光環之上。
在那個年代,和在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當時農民的生活非常艱苦。鄭永年所讀的村小學,學生還不到20人。一個女老師,「全能」地教他們算術、語文、體育、圖畫和音樂,而且從一年級教到五年級。
在初中和高中一共上了四年後,在那時就算中學畢業了,鄭永年直接就回家務農了,當了生產隊的記工員。
在他高中畢業那年,正是1977年,但在鄉下,並不知道恢復高考的事。後來,通過廣播,知道可以高考了。1981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學,本來沒有報國際政治系的,但陰差陽錯進入了這個系學習。
到北京的時候,鄭永年是用扁擔挑著木箱和鋪蓋去的,和那個年代具有「鄉土氣息」的很多人一樣。
20世紀80年代正是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年代,鄭永年發現,讀書遠比務實容易多了。他在「藝術」等方面不擅長,而是如饑似渴地讀書。
鄭永年出席2016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
1986年,他被推薦上研究生,繼續讀書和做研究,並參與主編一些叢書,並且自己也在翻譯出版,向中國介紹西方的一些思想學術。
1990年,像那個時候的潮流一樣,鄭永年出國留學,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他在讀博士的後期,轉到了比較政治的研究。
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他對研究中國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此前在中國,眼睛是向外的,是把別人好的東西介紹到中國來。
博士畢業後,鄭永年去哈佛大學做了兩年的博士後研究。當時「亞洲四小龍」如日中天,有個教授建議他研究一下,於是他便在新加坡和美國兩邊跑。
機緣巧合,不多久他加入了現在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所。工作幾年後,2005年,去了英國諾丁漢大學,想組建一個英國最好的中國研究所。
在英國那幾年,他獲得了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並且透徹地了解了西方實際的政治運作。在學術研究和政策諮詢的可轉換性上,他打通了「實際是什麼」和「應該怎麼樣」的通道。這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意義尤為重大。
2008年,從英國回新加坡後,鄭永年開始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東亞所對中國的研究力度日益加大。他的研究,也逐漸向支撐政治運作,為中國崛起提供闡述和一套「心法」上轉型。
一個中國人在地球上繞了一圈,最終,把他的智慧貢獻給這塊土地。
學者的擔當
在一些人眼中,鄭永年並不僅僅是一個學者,同時還是一個智囊。鄭永年並不介意別人把自己看成什麼,但記者認為智囊的角色也許比學者的角色更能發揮作用。
在國際競爭加劇,在一國之內的不確定性也日益增強的時代,對實際事務的學術研究顯然不能僅僅是一堆關於「已經發生了什麼」的知識,還應有關於「會發生什麼」、「如何避免發生」、「如何促動它發生」的研究、預測和把控。
馬克思所講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從來都具有指導意義。這也是現在各個層級的「智庫」不斷出現並發揮作用的背景。
很多人都注意到鄭永年最主要的頭銜除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之外,還有一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
IPP正是以「國際視野,中國情懷」來積極回應轉型中國的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提出切實有效的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它的抱負是打造領先世界的中國一流智庫。自2012年1月成立後,鄭永年帶領的研究團隊在中國研究和政策諮詢上獨樹一幟。
關於中國的每一次重大變化,從政治運作,到意識形態領域,到社會經濟變化,以及美國等西方政局變化對中國的影響,鄭永年都積極地予以發聲,闡釋、澄清、分析、預測,並提出各種包括批評在內的建設性意見。
他的聲音因為具有客觀和理性的特質,又能適當拉開距離,總能清澄各種混亂,並提供一個清晰的方案。
鄭永年是各種高層論壇的嘉賓,但注重實效的他也有「選擇性」,「虛」的論壇去了一次後就再也不會去了,而「實」的論壇,他則樂於去闡述自己的意見。
他是做研究的,但從小的農村生活經歷使他一直堅信,看到的東西,實在的東西更重要。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發展繫於真實之上,而只有堅守真實才能看到更多的真實。
中國的改革發展,從可見的政治運作、經濟結構的變化,到似乎不可見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現代性」的特點一樣,事實上是越來越快的。
「研究」本身在思維上具有靜態的特點,眼睛似乎更多地盯住「已經發生」的事情,這導致當一些研究成果出來時,社會已經變了。
但鄭永年的研究都具有前瞻性,他是把研究和中國發展的把握結合得非常緊密的一個人。歷史的維度,國際比較的信度,現實的維度,還有對政治、社會規律的洞察,使他總是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
柏拉圖曾經認為,真正有智慧的人,總是擁有無知者缺乏的鎮定。而是為學術本身而擔當,還是為一個國家的發展而擔當,決定了一個學者的研究路徑。
「向世界解釋中國是中國人的責任,不是西方的責任。」鄭永年說。
同樣,為中國發展貢獻智慧,為公共利益而擔當,也是中國人的責任。
編輯 LL
排版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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