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非洲接連3天出事亂成一鍋粥，今天中國怎麼救非洲兄弟？

1月17日當地時間上午9時許，西非國家奈及利亞發生一起令人震驚的軍機誤炸事件：奈及利亞空軍一架軍用飛機誤炸了當地一間難民營，導致至少52人死亡，120人受傷。1月18日上午，馬里加奧的聯合國超級營地附近遭遇汽車炸彈襲擊，並造成重大傷亡。1月19日，非洲小國甘比亞局勢又吃緊。塞內加爾等多個西非國家出兵甘比亞，試圖用武力逼迫選舉落敗後拒絕下台的前總統賈梅交權。接連3天出事，非洲的動蕩再次讓世人嘆為觀止。

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中，非洲依然是一片遙遠、神秘而充滿野性的大陸。很多高端驢友心目中，早就不把歐洲、東南亞等遍地中國人的地方當做旅遊目的地，而獨闖非洲、在非洲草原追逐角馬，在叢林中遭遇原始部落，才能成為微信圈頂級裝逼的代表作。然而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非洲的景色並不像其自然風貌一般美好和壯麗。在殖民時代結束後，非洲是誕生新生國家最多的大陸，然而到現在世界極低人類發展指數的前10名，全都在非洲。貧窮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非洲綿延不止的戰亂。黑蜀黍舉著AK-47橫掃的畫面已經成為非洲動亂的經典場面。

其實媒體登這種照片，已經是考慮到受眾的接受程度，實際上非洲戰亂、種族仇殺的殘酷程度，要比我們中國人想像的要嚴重的多。

對於非洲，新中國早在成立之初，就抱著「同受殖民壓迫」的感情進行大力支援。例如從1954到1956年,中國以優惠價格購進了2000萬英鎊的埃及棉花,並直接支付現款590萬英鎊,幫助埃及頂住了英法的經濟封鎖。為鞏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統一戰線,中國曾給予了阿爾及利亞反法鬥爭以真誠支持,不僅援助了7000多萬元人民幣的物資,還從政治上推遲了與法國建交。中國的幫助給阿爾及利亞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該國革命領導人本·貝拉回憶說:「在革命鬥爭的歲月里,阿爾及利亞戰士用的槍炮、蓋的毛毯、穿的衣服都是中國送的」。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至60年代末，隨著大批非洲國家擺脫殖民主義實現獨立，中國開始大規模援助非洲發展民族經濟、幫助非洲國家發展適合「中小型生產性項目」。例如中國援助幾內亞的火柴捲煙廠是中國援非第一個成套項目，1963年3月開工，次年7月建成。該廠投產後，結束了幾內亞長期進口捲煙和火柴的歷史，被稱為「模範企業」。

到了70年代初，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更達到頂峰，尤其是以修建坦贊鐵路為代表的史詩類援助項目，堪稱世界範圍內援助非洲的空前絕後之舉。這條中國傾「全國之力」修築的「友誼之路」，歷時近10年，耗資9.88億人民幣，相當於1956年至1966年中國對非洲12個國家援助的總和。

中國如此傾盡國力對非洲的援助，絕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是獲得了豐厚的政治回報。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大上,在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23個提案國中有11個來自非洲國家，占提案國的近一半；在大會辯論階段，非洲國家又批評和譴責了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指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聯合國就喪失了普遍性；現在是聯合國改正這一歷史性錯誤的時刻」。在表決階段，正是坦尚尼亞代表薩利姆對聯合國議事程序的熟練把握,擊敗了美國提案;在投贊成票的76個國家中,非洲國家有26個,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對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正因為「非洲國家同紅色中國站在一起」,才使「紅色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決議獲得通過」。

當然，中國重返聯合國，並不能完全說是非洲國家的功勞，而是要在中美緩和的大背景下來看。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支持，絕不是可有可無。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儘管有自己的國際戰略考慮，但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來衡量，相對於西方和蘇聯的援助要慷慨得多。

然而在中國重返聯合國45年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1978年至今，按照國際扶貧標準，中國至少減少了6.6億貧困人口，全球貧困人口數量減少成就的93.3%來自中國。而當初中國援助過的非洲國家，全部絕大部分依然處於極不發達國家之列。

非洲為什麼依然落後？為什麼依然充滿貧窮和戰亂？目前全世界公認的「政治正確」的說法，是西方殖民主義對非洲造成。然而這一結論，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同樣遭受西方殖民統治，甚至慘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為什麼會成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典範，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經濟、政治和軍事大國？

廣州生活的非洲人

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V.S.奈保爾，曾經在其多部著作中，對於非洲問題進行了近乎冷酷的「反思」。例如在小說《河灣》中，主人公薩林姆到來後, 小鎮從廢墟到繁榮再到廢墟;在薩林姆離開時, 他身後的非洲大陸沉浸在茫茫的黑夜中。通過小說，奈保爾認為非洲亂象的根本原因不在殖民主義，而在於非洲人自己。奈保爾認為非洲的發展就是一個沒有盡頭的噩夢循環。而在小說《自由國度》中，這種諷刺更加辛烈。奈保爾在文中設計了三種角色，一個是永遠鄙視非洲的退休上校，一個是堅持歐洲要和非洲隔離的放蕩女人，還有一個是堅持要對非洲溝通、援助的左派自由知識分子鮑比。奈保爾卻在書中通過鮑比的親身經歷對其天真的言論、浪漫想法及其自身的「屈尊」認同進行了嘲諷：他被求歡的非洲男娼拒絕並遭吐口水、返回途中遭非洲士兵暴打，甚至自己的男僕也敢譏笑他。

這個左派自由知識分子鮑比，在全世界包括中國，都能找到這種人的影子。他們天真地認為只要是人就是一樣的，而忽視文化、歷史、精神上的差異。對於非洲，西方人幻想只要給他們民主憲政，非洲就能夠自由發展，但是他們卻沒有經歷西方的文藝復興的洗禮，只能是東施效顰；中國人幻想給他們無私援助，非洲就能夠擺脫殖民束縛，但他們卻沒有中國儒家文化艱苦奮鬥的精神，只能是坐吃山空。

奈保爾在寫完《河灣》之後，曾經在全世界廣受批評，被認為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代言人，然而在一次訪談中，奈保爾仍然無情地向記者表示：非洲沒有未來。

奈保爾當然不是無所不知、預見未來的聖人，但是對於他這一論斷，我們能找出多少理由來反駁呢？中國對於非洲應該是真心幫助的，中國國資企業是援助的主力。然而中資企業在非洲仍然受到極大的挑戰。外界認為問題在於西方在非洲營造的偏見、中國企業自身的溝通能力和社會責任不足。這些問題是存在的。但根本問題在於非洲國家有沒有一個致力於國家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中國認為發展是硬道理，如果非洲國家沒有發達國家的底子，卻學了一身發達國家的壞毛病，沒事就依靠工會、環保來找麻煩，那麼非洲會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嗎？一些媒體建議，中國企業在非洲要尊重當地的文化。事實是，就連非洲人自己都承認，所謂的非洲文化事實上已經成為非洲走向先進的巨大阻礙之一。一些西方左派自由主義媒體，往往以保護非洲文化多樣性為借口對中國進行批評，但一些非洲知識分子已經敏銳的發現，西方的「好心」，只是讓非洲永遠處於落後、貧窮、戰亂的怪圈之中。

有些人認為非洲人懶惰、不聰明，這種觀點並不太準確。儘管世界上曾有科學研究公布過不同人種的智商均值，非洲人和東亞人存在一定差距，但這只是均值，並不反映實際的情況。而很多在非洲的中國國企和私企老闆都認為，只要經過高等教育的非洲當地人，都非常聰明，學習水平也非常快。即便是一些接受能力差、學習技巧能力差的非洲人，也有很多優點，比如相對於耍小聰明、一心圖塊的中國人，非洲人在重複性勞動上非常踏實：如果是刷10遍牆,中國人可能就是8、9遍,因為你看不出來,但是非洲人說10遍就是10遍。摘棉花是要求是一個一個摘，中國人圖快一捆摘下來了事，只把好的鋪在表面。但是非洲人絕不這麼干，而是唱著歌高興地一個一個摘，沒有任何的偷奸耍滑。

至於說懶惰，這也是需要辯證來看。非洲的中國企業發現，非洲人下班就是下班，多十分鐘也要加班費，這是西方殖民統治以及當地法律、文化造成的結果。但這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一些中國企業的非洲員工，對於中國員工甚至勞動模範的艱苦奮鬥，也非常佩服，慢慢地也發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開始為自己和企業的成長而打拚，而不是一味追求到點下班享受生活。清華大學的唐曉陽先生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非洲學習中國人的勤勞精神既不局限於個人主觀上的努力，也不是要引進東方國家的文化傳統，關鍵還是在當地形成一種能有效融入於當前全球化市場經濟中的工作文化。而過去講究緩慢的非洲文化和源於西方的享樂文化，顯然並不適應非洲在全球化中獲得發展。

有學者專門研究過，從英美為首西方領先世界到亞洲四小龍以及中國的經濟崛起，都和文化息息相關。英美的基督教新教工作倫理包括：心甘情願努力工作、否定休閑懶惰、強調道德情操、追求獨立自主、節約時間和金錢、理性和禁欲主義。而儒家文化圈的工作倫理通常包括：自強不息、尊重上級、節儉、堅持、有羞恥感、互惠、禮貌、穩定、講求信譽和尊重傳統。那麼，非洲能從自身的文化中，能提取哪些有益因素？

2013年，一位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讀的來自非洲剛果（金）的博士生龍剛（Antoine Lokongo）發表文章指出，非洲的發展要依靠內部而不是外部，這意味著我們要依靠自己人民的聰明才智以及吃苦耐勞精神和創業精神。非洲人必須有「我們能做」的態度，要擺脫受害者的認知。龍剛認為，非洲應該學習中國的經驗。中國用20%的耕地就養活了13億人，而剛果（金）80%領土是耕地，但是貧困人口佔總人口比率仍然高達39%。

事實證明，除了非洲人自己，沒人能救得了非洲。非洲是不是像奈保爾描述的那樣前途一片黑暗，取決於每一個非洲人的覺醒和努力。愚蠢、懶惰、不開化，當初西方人也曾經對中國人打上這些標籤，但這些都成為歷史。非洲真正的發展，關鍵在於政治精英能否喚醒民眾，結合非洲特色和歐洲、中國的先進經驗，來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自強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