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憑著明朝的中級文憑，追尋天理良心，在清朝成天下廉吏第一

向敬之

300多年過去，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仍深深地影響著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廉政建設。隨著大型歷史劇《于成龍》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開播，人們近距離感受了一代名臣于成龍清廉淡泊、蒞事忠勤、苦節克貞、鞠躬盡瘁的作風。

電視劇的開場，以藝術性的虛構掩映歷史的真實，在微觀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格局中，將原本英雄般堅忍的于成龍，安排成勇士般儒將橫空出世。當時是順治十八年，世祖於正月死於痘症，而繼立的康熙帝還是不諳世事的六齡幼主。陳廷敬為山西晉城人，為順治丁酉舉人，並非與于成龍師出同門，但為了給劇情發展埋下伏筆，被以「順治丁酉進士」勒於石上。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三次下令圈地，但四年後停止大規模圈地，至順治親政後，圈地、換地只是零碎的，並未出現像電視劇渲染的屠村式圈地。後來，也曾出現過八旗兵瘋狂圈地，那是到了康熙四年鰲拜開始擅權之時。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但對激化的矛盾處理，尤其在局部滿漢對抗的間隙，更能凸顯于成龍處事果敢、不懼強權、心懷百姓的高潔品性。正如于成龍在私塾中朗朗而言，政者正也，以法治天下，如廉正的基因、從政的刻度，貫穿於後來於成龍的仕途始終。

于成龍進入仕途，年近45歲。這並不能說明他才能不濟，在八股科場上苦熬。他參加科考很早，崇禎十二年（1639），22歲的山西永寧人于成龍到省城太原參加鄉試，但見考官在考場公然受賄，徇私舞弊。他在考卷上痛陳時弊，直抒胸臆，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了個副榜貢生。副榜貢生相當於備取生，不算中舉，但可以直接參加會試。資格雖在，名實不副，卻影響了于成龍要為天下公平正義和百姓憂樂去說話與奔波。

會試之後，于成龍以父親年老為借口，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老家繼續儲能修身。此後幾年，風雲變幻，朝代鼎革，于成龍算不上前明遺臣，但他有國家發展的概念和識見，他要參與王朝大斷裂之後的社會秩序重建與人類本性引導，而不自拘於滿與漢之間的族群紛爭。這與單一的民族氣節無關，但見一個優秀士子經世致用的襟懷和氣度。順治四年至八年，于成龍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四年，不意鄉試落榜。此後家中接連變故，兄長老父相繼亡故，家境窘困，于成龍只好擔起養家重任，但他仍不忘進取，終於在順治十八年入國子監進修，畢業出仕。

《于成龍》成泰燊版于成龍

于成龍以明經謁選吏部，由連舉人都算不上的最高學歷副榜貢生獲授廣西羅城知縣。也就是說，于成龍進入仕途，並沒有耀眼的學歷背景，不遑論進士舉人，就是這個副榜貢生還是在前明所得。他雖然得了一個七品縣官的實缺，但那時的羅城，離京兩千里之外，還是局勢未穩的蠻荒邊地。家中窘況，親朋勸阻，于成龍未必沒考慮過，但他毅然離妻別子，勇敢地赴任。

《禮記》有雲「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顧炎武曾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于成龍出仕之初，便以「心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為己任。這是他的終極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追尋。

《清史稿·于成龍傳》說：「羅城居萬山中，盛瘴癘，民獷悍。方兵後，遍地榛莽，縣中居民僅六家，無城郭廨舍。」于成龍上任伊始，寄居於關帝廟中，帶病理事，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推行保甲制，緝盜安民，獎勵耕種。他在羅城為官三年，通過一系列舉措，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了有效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于成龍為官初任，卻造福一方。兩廣總督盧光祖以羅城為全省治理的榜樣，向朝廷報告：「羅城在深山之間，瑤玲頑悍，成龍潔己愛民，建學宮，創養濟院，人事練達，堪稱卓異。」（《清史列傳·于成龍傳》）

青年康熙畫像

執政為民，只要你全心全意為老百姓服務，你的突出治行，自然會受到百姓的擁戴、上級的重視。于成龍出掌遍地窮縣，一無政治靠山，二無經濟支持，三無特別文憑，但他的赤誠之心、勤干之才、廉正之風，成就了他堪當重任的良好基礎和執政理念。此後，他被遷四川合州知州，後為湖廣黃州府同知，再擢武昌知府。職務在不斷升遷，轄區在不斷內移，但他一以貫之的執政成績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當初于成龍的選擇，是繼續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在老家來堡村做個私塾先生，洵洵終日，垂垂老矣，而不去生活艱難、盜患叢出的地方受苦，那麼中國歷史上必然會少了一為以「天理良心」為處世底線的清官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