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維：人類的獸性在何種情況下會被激發？

1941年7月的一天，東歐一個小鎮上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共計1600人。這是真實的歷史，比聳人聽聞的故事更可怕。它發生在波蘭的一個小鎮耶德瓦布內，被殺死的居民是鎮上的猶太人。二戰中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屠戮，波蘭作為受害國的身份，這都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常識。但這件慘案，卻並不符合人們來自常識的判斷。那麼，這一事件是為何發生？應該如何解釋？事實上，很難。如果不是因為2000年一本書——《鄰人》——的出版，這段黑暗的歷史還不知何時才能被坦誠地講述。當地的一塊紀念碑上的碑文，將那件慘案描述為納粹的罪行。好像大家都知道什麼不該被揭開而應該儘可能的隱藏，但這無法改變1941年，那場由一群普通人完成的屠戮。

耶德瓦布內鎮上的紀念碑。

那場戰爭，幾乎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惡。阿倫特提出的「平庸的惡」讓我們深思服從與拒絕思考可以造成的惡果，而波蘭小鎮上發自「鄰人」的屠殺，同樣引導我們思考人性中潛藏的危險：人類的獸性在何種情況下會被激發？為何會有民族之間的仇恨？我們該如何面對自己民族失敗與黑暗的歷史？

1949年1月8日，在波蘭馬佐夫舍省一個叫做耶德瓦布內的小鎮上，安全警察在一夜之間便扣押了15名男子，被拘捕者看起來都是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人，其中有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兩名鎖匠、兩名鞋匠、一名信差和一個前市政廳接待員。

四個月後，這些人在地方法院受審，起訴書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波蘭猶太歷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內居民的犯罪行為，即參與謀殺猶太人民。」起訴書中還大段引用了鎮上居民施姆爾·瓦瑟什塔因的陳述，以期證明上述被捕人員曾參與過針對當地猶太人的屠殺。

位於波蘭東北部的耶德瓦布內。

這份證詞完成於二戰結束前夕的1945年4月5日，其中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有1600名猶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內，但戰後只有7人倖存，他們都是被一名居住在附近的波蘭婦女維日科夫斯卡營救的。」

殘忍的殺戮

屠刀揮向猶太鄰居

讀到這裡，人們多半會認為，這些猶太人一定是被蓋世太保送進了死亡營，因此才遭受了滅頂之災。但證人接下來的證詞，卻讓人大感意外，他敘述道：「1941年6月23日禮拜一的晚上，德國人進駐鎮子。從25日開始，波蘭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開始進行反猶屠殺了。」緊接著，證人詳細敘述了他親眼目睹的屠殺場面：

他們用磚塊砸死了雅克布·凱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維基的雙眼，挖掉了他的舌頭。克拉維基在極度痛苦中掙扎了12小時才死去。

他還作證說，就在同一天，他還目睹了另外一些可怕的場景，例如，有兩名年輕母親，在看到了那些駭人的殺人場面之後，毫不猶豫地抱著出生不久的嬰兒，奔向池塘，打算投河自盡，以免自己和孩子落入暴徒之手，「她們將自己的孩子放入水中，親手溺死了他們」，在看到自己的孩子真的死去了之後，她們才「放心」地投入水中，淹死了自己。

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內鎮廣場上的德國人。

在第一次屠殺僅僅過去了十多天的7月10日，在接到德國人的命令之後，這些流氓又一次展開了更為瘋狂的殺戮，這一次，他們將所有倖存的猶太人燒死在了一間穀倉中。而在這些猶太人瀕死之前，兇手仍不忘羞辱他們，他們被要求搬運此前由蘇聯人授意建造的一尊巨大的列寧紀念碑，然後又被要求挖一個大坑，這個大坑，最後就成了這群猶太人死後的歸宿。而在穀倉縱火之後，暴徒們又用斧頭劈開了一具具屍體，這夥人的唯一目的，便是尋找死者的金牙。

而這樁讓人幾乎失語的暴行，即便是在波蘭檢察當局正式對主要行兇者提起公訴的1949年，也並未引起公眾的注意。如果不是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楊 T 格羅斯，在2000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可能再也不會有人來關心和討論從二戰前直至戰後的漫長歲月里，波蘭的非猶太族裔，與猶太族群之間的真實關係。

殺死那1600名耶德瓦布內猶太人的，不是納粹分子，也不是斯大林主義秘密警察。相反，如今我們已確切地知道，耶德瓦布內鎮的居民也都知道，殺死這些猶太人的，正是他們的鄰人。——《鄰人》

《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作者: [美] 楊·T.格羅斯

譯者: 張祝馨版本: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7年9月

主流闡述之外

真實的波蘭-猶太關係

在一般的二戰史敘述中，波蘭人是最典型的戰爭受害者：近20%的波蘭人死於戰爭或與戰爭相關的因素：在戰爭中，這個民族失去了55%的律師、40%的醫生；另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天主教神職人員死於戰爭及相關的迫害。此外，波蘭這個國家，在二戰中還失去了它的所有少數族裔：猶太人遭受滅頂之災，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則因為戰後國界的變動人口大規模遷移而離開。總之，戰爭讓整個波蘭精英盡失，幾乎無法恢復元氣。

然而，作者在這本書里要講述的，是一段截然不同於傳統敘事的波蘭戰時歷史。在作者看來，如今有關波蘭二戰歷史的主流闡釋，實際上頗多不可靠之處。

這首先是因為，在二戰之前，波蘭猶太人的數量之多、所佔社會空間的範圍之廣，常常被現在的波蘭歷史闡釋者忽視或刻意掩蓋，以至於如今的波蘭人大多認為，在戰前的波蘭社會裡，只有一些「社會邊緣人」與猶太人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個人關係，而這些波蘭人自己的名聲，多半也都不太好，似乎不是「敲詐者」，就是「人渣」。而事實上，在二戰前的波蘭，猶太人口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10%的居民，自我認同為猶太人；更有近三分之一的波蘭城市人口是猶太人。

而上述駭人聽聞的屠殺事件，更是可以證實，當一個鎮上占人口總數一半的猶太人被集體屠殺的時候，你很難否認，波蘭人和猶太人，在日常生活中曾多有交集。

一戰以前，耶德瓦布內鎮上的猶太會堂。圖片來自網路。

而事實上，這一點也正是頗令外人費解之處：既然這兩個族群在一個鎮上生活，且人口數量相當，那麼這些世代居於此地的波蘭人，又如何能對與自己常年毗鄰而居的人下此毒手呢？又是哪些既險惡又陰暗的目的，才讓這些看起來老實巴交的手藝人，在一夜之間就成了殺人狂魔，不僅集體要求德國人同意對鎮上的猶太居民斬草除根，而且還以狂歡的心態，親手羞辱並殺害了自己的鄰居，事後又若無其事地繼續自己的生活呢？

這就不能不提到在波蘭乃至整個歐洲歷史上有著深厚「群眾基礎」的反猶主義。在波蘭這個天主教信仰佔據著壓倒性優勢地位的國度里，很多人都相信，猶太人會用信仰天主教的孩子的鮮血來製作猶太逾越節薄餅，儘管這種迷信並沒有任何現實依據，但這種成見在許多波蘭人的觀念里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在這些人眼裡，猶太人是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是異教徒，因此也就理所當然是本民族的敵人。一旦這樣的心理得以確立，就等於是點燃了人們心中的那股對不同於己者的「本能之火」，一切的獸行便由此發端，加之有德國人替自己撐腰，自然更是有恃無恐。

而導致波蘭人對鄰人下此狠手的另一層原因，則是猶太人的財產。屠殺發生過後幾十年，從來沒有人認真過問過當年慘死者的財產去向。顯然，暴徒們在動手之前，就已經打定主意，要徹底掠奪猶太人的財產了。從這一點上看，他們似乎又不同於那種天生的反猶主義者，而是有著更不為外人道的極為現實的考慮。而當地幾乎所有的猶太人，居然就這樣，因為自己鄰居的貪念，以及德國人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與這些人的合謀，而丟掉了性命。

二戰中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人。

複雜而隱秘的心理

「通敵者」與戰後波蘭

不過要說這整個慘案中，最耐人尋味的，恐怕還要數戰後發生在這個小鎮上的故事。

首先是，在戰時冒死救下7名猶太人的維日考夫斯基一家，戰後非但沒有因為他們拯救猶太人的義舉而受到表彰，而且來到當地的游擊隊還勒令交出猶太人，並明確告訴這家人，猶太人都將會被殺死。但這家人寧願自己挨打也不願交出猶太人。為此，他們不得不製造假象，讓自己的波蘭鄰居們相信，猶太人已經被趕下水，淹死了，然後連夜送走了這幾個猶太人。儘管此後維日考夫斯基一家不斷遷徙，但他們在戰時曾經幫助過猶太人的「污點」，一直跟隨著他們，直到他們的後代移民芝加哥。

在耶德瓦布內屠殺中營救了7名猶太人的維日科夫斯卡晚年照片。她於2011年2月去世，終年95歲。

在這裡，人們發現了一種令人尷尬的加害者心理：如果認同甚至讚揚這家人，也就意味著當地所有參與屠殺猶太人的居民，都在打自己的臉，這正是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而耶德瓦布內鎮的情形，又是一個縮影，折射著二戰時期真實的波蘭-猶太關係。在作者看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二戰結束之後波蘭人的反猶情緒始終高漲，直至1968年3月達到高潮，甚至爆發了反猶示威遊行。

還有一件粗看起來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在戰後波蘭重新劃歸蘇聯勢力範圍時，新的波蘭政權的天然盟友，就是那些曾經在德國佔領期間通敵的人。

考慮到二戰爆發之前，蘇德兩國之間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就曾以瓜分波蘭為條件，換取雙方和平共處，而蘇聯人在佔領耶德瓦布內之後，曾在這個鎮上安插過安全部門的線人。過後，當蘇德戰爭爆發，德國人佔領了小鎮，這幾位線人又馬上投向了德國人的懷抱，很快便充當起了屠殺猶太人的積極分子。然後，當蘇聯人再次統治波蘭，為了逃避懲罰，並且以最快速度贏蘇聯方面的信任，這些人又開始扮演新政權的的開路先鋒角色，並且成為地方政權的支柱。

總之，發生在耶德瓦布內的針對猶太人的屠殺，既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計劃的一部分，又是一個複雜、異質的現象。因為這場屠殺看起來既是早有預謀的——比如有關掠奪猶太人財產的想法，便由來已久——同時也可以被視為一樁樁「分離事件的相互鑲嵌，由地方決策人即興發揮，以天知道什麼的動機為基礎」，並且將許多普通人裹挾進事件中，成為決策的執行者，令民眾逐漸在不同程度上成為政府的合謀者。最終人們將會發現，是他們自己鎮壓了自己。

與我而言，反猶主義污染了整個20世紀波蘭歷史版圖中的每一塊，並將它們變成了禁忌話題，引來各種各樣的解釋，這些解釋如同一塊遮羞布，欲掩蓋真實發生的一切。——《鄰人》

吳思：惡政是一面篩子

一

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陽的南宮起火。這場大火燒了半個月，燒掉了靈台、樂成等四座宮殿。皇宮的這場大火攪亂了帝國的財政預算。皇上要給自己家蓋新房，這筆額外開支從哪裡出？

這時，太監張讓和趙忠給28歲的漢靈帝出了一個主意。他們建議皇上發出命令，天下田每畝要交十錢。此外，各級官員陞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筆錢，用於修建宮室。漢靈帝欣然採納了這二位太監的建議。於是，帝國官員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個叫西園的地方問價交錢。這種勾當看起來很像賣官鬻爵，後來也確實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賣官鬻爵。

鉅鹿太守司馬直是個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項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錢。因為名聲清廉，對他特別優惠，交三百萬錢即可上任。公平地說，這個要價確實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地位近似現在的省委書記兼省長。這個級別的官員的俸祿是每年二千石，按照當時的行情，買這種高官要花上二千萬錢，而人家向司馬直要的錢還不足時價的二成。但是話又說回來，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資才多少？折成銅錢，不過一萬三千。皇上要的三百萬，相當於司馬直19年的工資。如果不打折，按原價交足兩千萬，更相當於太守128年的工資。若不搜刮百姓，這筆巨款從何而來？如何填補？

《後漢書》說，司馬直接到詔書，悵然道：「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剝百姓，以滿足現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於是上書，說自己身體不好，請求辭去任命。上邊不批准，司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陽門口了，司馬直也作出了最後決定。他給皇上寫了一封信，極力陳說當時政策的失誤，講古今禍敗的教訓，寫完後服毒自殺。漢靈帝看到他遺書之後，一時良心發現，暫時停收修宮錢。當然這只是暫時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見了。

司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規範。這本來是官方倡導全國奉行的正式行為規範，但是當政者對官員的實際要求與這些規範的衝突太大，司馬直除了上疏勸告或者辭職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對的表示，不然就與忠君的要求相衝突，結果他只好用毒藥將自己淘汰出這場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當然是罕見的，不那麼富於代表性。我們還需要講一些比較尋常的故事。

二

轉眼又過了1400多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內的坤寧宮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宮，皇上和皇后的住處被燒了個乾淨。第二年，皇極殿、建極殿和中極殿也失火被燒掉了。於是萬曆皇帝又遇到了漢靈帝的問題：蓋新房的額外開支從哪裡出？萬曆的辦法是開發礦業並增加臨時稅種，親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國各地開礦，徵收礦稅和店稅、商稅、船稅，收來的錢直接進皇宮，不進國庫，屬於皇上的私房錢。舉朝上下一片反對之聲，紛紛要求皇上取消礦稅。

萬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閹官去各地辦理此事。閹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讀不了聖賢書，也沒有後代，並不惦記著對歷史對後代對天下負責，除了討皇上的歡心之外再沒有別的責任和義務，聽說某地有什麼礦，有什麼可征的稅，可以弄到多少錢，便拍了胸脯帶著親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務當然很好，沒有完成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更常見的是完成了任務卻假裝沒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陳奉是萬曆特派到湖廣（今湖南、湖北）徵稅採礦的閹官，論級別不過是正八品，相當於科級幹部，論權勢則能與省級大官相抗衡。他率領著一幫主動投靠來的親信黨羽橫行湖廣，《明史》上說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說，徵稅徵到了與攔路搶劫差不多的程度。他還下令大規模挖墳掘墓找金子。他的黨羽們十分威風，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闖入民家，姦淫婦女，有的乾脆將婦女掠入稅監辦公的官署。當地的官員難免有看不慣的，對他的工作就不那麼配合，當地商人和百姓更對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聽說陳奉要從武昌到荊州徵收店稅，數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鬨，爭著沖他扔石頭。陳奉逃掉之後，便向皇上告狀，點了五個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員的名字，說他們煽動老百姓動亂。萬曆本來是一個「占著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辦公，所有的請示彙報基本不看，但是對家奴的報告則迅速批示。陳奉告發的五個官員，兩個被抓，三個被撤，其中有兩個還是四品知府。

按說這形勢已經很清楚了，陳奉的來頭太大，惹不起。但是一個叫馮應京的五品僉事偏偏不長眼。萬曆二十九年正月，陳奉擺酒請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老百姓擁到陳奉的門口討說法，陳奉派兵出去鎮壓，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將死者的屍體切碎扔在路上震懾百姓。《明史》上說，湖廣巡撫支可大當地的最高監察官員——「噤不敢出聲」，而馮應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陳奉的狀。陳奉見馮應京告狀，也反過來告馮應京的狀，說他阻撓皇命，欺凌皇上派來的特使。皇上聽陳奉的不聽馮應京的，發了怒，貶了馮應京的官，將他調到邊遠的地方去。這時又有兩個實在看不下去的監察官員自己跳了出來，一個是給事中田大益，一個是御史李以唐，他們請求皇上原諒馮應京，說陳奉不好，還說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專門吃好人。皇上更生氣了，你勸我饒他我偏不饒，乾脆下令將馮應京除名。

陳奉這裡則不斷向皇上打報告，他說他派人去棗陽開礦，棗陽知縣王之翰、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也阻撓破壞，皇上又下令將他們撤職。這時負責監察工作的要員，都給事中楊應文又跳了出來，請求皇上原諒這三位。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臉色，一個接一個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氣，皇上也真生了氣，乾脆派錦衣衛去武昌，把陳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關入監獄，處罰再次升級。

馮應京是個清官，在當地收拾奸豪，制裁貪官污吏，聲望甚高。錦衣衛到達武昌的時候，老百姓聽說要抓馮應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陳奉則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將馮應京的名字和罪狀大大地寫了，張貼在大街鬧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萬人包圍了陳奉的住所，陳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個爪牙沒跑掉，被憤怒的群眾投進了長江。錦衣衛中也有被老百姓打傷的。陳奉躲進楚王府後，一個多月不敢露面，請求皇上讓他回北京。皇上將陳奉召回的時候，這傢伙搜刮的「金寶財物巨萬」，在重兵的護送下，「舟車相銜，數里不絕。」而馮應京被押解時，老百姓「擁檻車號哭，車不得行。」還是馮應京自己穿著囚衣坐在囚車裡勸老百姓不要鬧了。

馮應京和另外幾個阻撓陳奉的官員被押到北京後，拷訊關押，三年後才被釋放。那個阻撓開礦的知縣則瘐死獄中。而陳奉回京後什麼事情也沒有，有兩個監察官員說他的壞話，又被皇上撤了職。

陳奉只是萬曆年間諸多的礦使稅監之一。《明史》用了半頁紙點各地陳奉們的名字，陳奉不過是其中的五個字。而這一個陳奉的腳下就躺著一片經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三

最初讀到上邊那些故事的時候，我心裡總有些懷疑。最叫我懷疑一點，就是礦使和稅監們太壞了。在我的生活常識里，純粹的惡棍就像純粹的聖人一樣罕見，怎麼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壞蛋？這未免太湊巧了。我想，中國史書傾向於把太監和女人描寫成禍水，為皇上或者為專制制度開脫責任，恐怕不能全信。

幫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後一遍重複，是一本描寫1900年—1942年的華北農村的書，那裡講了清末民初北京良鄉縣吳店村的村長變換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鄉吳店村的公共事務由村中精英組成的公會負責，這些精英通常是比較富裕又受過一些教育的人，社會聲望比較高。當時的捐稅很輕，首事們往往自己交納而不向村民徵收，因為他們更在乎聲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點小錢。

1919年開始，軍閥們在北京周圍爭奪地盤，先後有直皖之戰和三次直奉之戰，軍閥們毫無節制地向村莊勒索後勤供應。這時，不願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賠不起的村長就開始離開公職，而把這個職位當做一種撈油水的手段的人們則頂了上來。這時候出來當村長的兩個人，先後都因貪污和侵吞公款被縣政府傳訊。賠款出獄後，這樣的人居然還能繼續當村長，因為沒有好人願意干。

這就是說，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從村級領導的位置上退出了，這類人就是司馬直那樣的人物。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譬如陳奉那樣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300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四

中國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縣，承擔行政職能的最底層是里（村莊）。我們已經提到了郡太守（相當於省）、知府和村莊一級的篩選情況，中間還缺一個縣級。在礦使稅監橫行天下的萬曆年間，文學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蘇州府的吳縣當縣令，他後來託病辭職了。袁宏道的書信中有許多對自己當官的感覺的傾訴，叫苦連天，讀來卻頗為真切。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進入當時縣級官員的內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寫道：「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引者註：治錢穀就是徵稅。倉老人是在最基層徵收皇糧的雜役，經常幹些吹毛求疵剋扣自肥的勾當），諭百姓則保山婆（引者註：即媒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

在袁宏道的感覺中，堂堂縣太爺的角色，對他個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賤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臉，搜刮百姓的狠心腸，媒婆般的巧言語，處理文牘的好耐性，總之是一副醜態。在這些醜態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腸與陳奉之流的作為是近似的，這裡不再多說。至於伺候上官及討好過客，按當時官場這些都是必需的應酬，其實質是搜刮百姓之後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場宦遊，誰知道明天誰富誰貴？培植關係本來就是政黨的投資，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險。陪著轉轉，一起吃兩頓，送點土特產，照顧點路費，也是理之當然。再說，吳縣刮來了民脂民膏別人沾點光，別人刮來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這是一張人人都要承擔責任和義務的官場關係網。而袁宏道卻認為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託病辭官，也算難得的了。

五

最後該說說交稅的老百姓了。

（明）周暉在《金陵瑣事》中講了一個小故事。他說，在礦稅繁興的時候，有一個叫陸二的人，在蘇州一帶往來販運，靠販賣燈草過活。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似虎，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沒什麼差別。陸二的燈草價值不過八兩銀子，好幾處抽他的稅，抽走的銀子已經佔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稅的又來了，陸二囊中已空，計無所出。乾脆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作者評論道：此舉可謂痴絕，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這樣么！我估計，當地的燈草種植和銷售行業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說，重稅造成了萬民失業的結果。這就是惡政和惡棍集團的根基，一個在自我毀滅的循環中不斷萎縮的根基。

《明史記事本末》的作者谷應泰是清朝人，他在記敘礦稅始末的結尾處有一段關於利益集團的精闢分析。他說：開始是因為征礦稅而派設宦官，後來這些宦官的命運就與礦稅連在一起了。開始是因為宦官諂媚迎合而讓他們征礦稅，後來這些宦官肥了，便結交後宮，根子越扎越深。這就是礦稅不容易廢除的原因。由此看來，清朝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惡政可以培育出一個自我膨脹的具有獨立生命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最高層籠絡皇親影響皇帝，在官場中清除異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間吸吮膏血——肥肥壯壯地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層又一層地自我複製。勢力所及之處，人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成體統，實施的政策也越來越背離帝國公開宣稱的政策。

惡政與惡棍集團相得益彰，迅速膨脹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個王朝的循環就臨近終點了。在萬曆死去的時候，距離該輪循環的終點還有二十四年。在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宮殿的時候，離他本人實際上也是東漢王朝的「腦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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