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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但是抑鬱症先找到了我

原文以Mental health: Caught in a trap為標題


發布在2016年11月9日的《自然》職業板塊上


原文作者:Emily Sohn

2008年,當抑鬱第一次威脅到她的事業時,Rachel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啟動一項新研究,這位心理學家每天要工作14-16個小時,同時還要監督12名研究助理。在空閑時間,她還要籌劃自己的婚禮。

我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但是抑鬱症先找到了我



Andy Baker/Getty

有三個星期的時間,她幾乎沒有合眼,僅靠甜食和能量棒維持生命。後來,在觀看一場悲傷的戲劇演出後,她崩潰大哭,之後三天也止不住啜泣。「我坐在沙發上盯著牆流淚,」Rachel說;她要求在本文中使用化名。


「歡迎來到學術界」


早在讀博前,Rachel抑鬱的種子就已種下。「在你開始申請博士前就會受到各種消息的狂轟濫炸,比如博士很難申上,申上的人也有一半畢不了業,畢業了也很難拿到博士後,也不可能拿到經費,」她說。「與此同時,你身邊卻圍繞著一群有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你已經有點完美主義或自我懷疑的傾向,這種氛圍會愈加助長這種傾向。」


她休息了兩周,期間接受了治療,醫生給她開了抗抑鬱藥物。之後,她回到了工作崗位。完成博士論文後,她獲得了紐約一所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


「如果你當時問我,我會告訴你,『不,我永遠也完成不了,我要離開學術界,』」談到休息治病的那段時間,她這樣說道。當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訴父親時,同樣擁有博士學位的父親對她說,「歡迎來到學術界。

我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但是抑鬱症先找到了我



我們的社會中,抑鬱和焦慮普遍存在,科學家群體也不例外。科學家們一般面臨巨大的壓力:工作時間很長,需要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論文,也要獲取經費為自己和他人提供支持,而且還得屢敗屢戰。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抑鬱症影響著全球約3.5億人口,是全球致病致殘的重要原因


他們就在你身邊


每年,美國都有將近7%,或者說1600萬左右的成年人會經歷至少一次嚴重的抑鬱發作。要被確診為抑鬱症,在最少兩周的時間內,幾乎每天都會出現至少五種功能障礙,或導致嚴重悲傷情緒的特定癥狀,其中必須包括持續的情緒低落(可能表現為空虛感或絕望感)或者對幾乎所有活動都喪失愉悅感或興趣,但其它癥狀可能還包括反覆想到死亡和體重明顯下降。

一個人一生中患上抑鬱症的可能性在各個國家有所不同,在美國為17%。抑鬱經常與影響正常生活的過度焦慮或擔憂相伴。據世衛組織資料顯示,美國約有18%的成年人(4000萬人)受到焦慮的影響,25%以上的歐洲人都經歷著某種形式的焦慮或抑鬱


有關焦慮和抑鬱在科學家群體中流行程度的研究少之又少。不過,美國萊特州立大學精神科醫生Jerald Kay表示,其風險可能與其他群體相差無幾。Jerald Kay的病人主要是醫師、大學生和教職員工,包括研究人員,他同時也是Mental Health Care in the College Community(《高校環境中的心理健康護理》)一書的合編者。


一些處境更有可能導致焦慮和抑鬱。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尤為艱苦,因為學生突然要面臨期望高和薪水低的雙重局面,而且發現自己的命運掌握在導師手裡——而自己的導師甚至可能住在國外。


據2014年一項針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790名研究生的調查顯示,將近一半的博士生符合抑鬱標準,在生物和物理等學科中,這個比例至少有46%。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讓研究者不願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掙扎,更不用說向上級開口了。儘管如此,專家表示尋求幫助,至少是專業人士的幫助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唯一一個受到某個問題困擾的人,你就會覺得『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是我自己的錯,不是整個系統的問題』」,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醫學中心的精神病學家Joeri Tijdink說。

大部分歐美大學都提供保密的心理健康服務,但許多戰勝抑鬱的研究員都將上級和同事列為支持的主要來源。在重視名望但又充斥著批評的高壓職業環境下,明白自己並不孤單能讓你受益匪淺。


如何應對抑鬱


許多科學家可能都有遇到飽受抑鬱困擾的同事。專家建議,可以寬慰抑鬱患者,告訴對方他/她並不孤單,尋求別人幫助是正常的。可以通過打電話或發簡訊了解他們的狀態,傾聽他們想說的話,這能幫助對方感受到外界的關心,不再那麼孤獨無依。


不要說「走出來!」或者「振作起來!」這樣的話,也不要向他們提供聽起來很簡單的解決辦法,比如練瑜伽或者改變飲食。暗示對方簡單幾招就能解決抑鬱問題可能會讓對方感到被侮辱。這類說詞也會讓患者感覺自己是個無法獨立康復的失敗者。也不要詢問他們感覺好點了沒有,因為痊癒是一個漫長而且不一定有終點的過程。


對那些仍然在獨自掙扎的人,或者希望傳播相關資源信息的人來說,以下是一些可能有所幫助的內容:


美國焦慮和抑鬱協會:go.nature.com/2fibvlr


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go.nature.com/2f0vxcw


心靈網:go.nature.com/2eg6ffs


歐洲心理健康:go.nature.com/2fijxxv


世界衛生組織論抑鬱:go.nature.com/2f0ntsq


世界衛生組織論心理健康:go.nature.com/2f7fmb2


英國學生心理健康友人指南:go.nature.com/2euxzzd


施以援手


Shweta Ramdas曾默默與抑鬱抗爭多年。她來自印度,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後來到密歇根大學攻讀生物信息學博士。漸漸地,她發現自己越來越無法忍受密歇根的冬天。


有些時候,她只能盯著電腦發獃,要花幾個星期才能完成原本只需一天的工作。她沒有食慾,也厭倦了這種不快樂的感覺。她考慮過中途退學。


最終,Ramdas將自己的情況告訴了部門主任,主任說其他人也曾面臨過類似的問題。不久,同事們開始告訴她自己的故事。「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她說。「而且外人完全看不出他們在遭受抑鬱的困擾。」


Ramdas在印度和家人一起待了八個月,期間接受了心理治療。密歇根的教授讓她慢慢來,想待多久待多久。她在今年秋天回到學校,並決定要有節制地工作。


現在,她正在和上級商量為其他受到抑鬱症影響的人提供幫助。「我覺得在更加開誠布公地探討抑鬱問題方面,研究生院還有進步的空間,」Ramdas說。「如果我早點知道不是自己一個人,或許能處理得更好。」


2012年初,Elizabeth Droge-Young經歷了第一次抑鬱發作,當時她正在紐約雪城大學讀博,研究的是各種亂交甲蟲的交配系統。起初,她會穿著睡衣坐在沙發上打遊戲、看電影,邊聽悲傷的音樂邊懷疑生命的意義。


漸漸地,她沒法去實驗室或洗澡了。2014年,她在一家離實驗室很近的醫院待了十天。「當我的生活開始變得支離破碎時,科研是我最後的牽掛,」Droge-Young說。「它支撐著我走過了很長時間,直到抑鬱症變得太過嚴重。」Droge-Young在今年獲得了博士學位,現在是一位科學作家。


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的演化生物學家Matthew Wilkins表示,從本科生向研究生階段的過渡可能並不輕鬆。2008年,當他開始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讀博時,必須要自我推進的現實和科研生活的殘酷讓Wilkins無所適從。在科研領域,成功總是伴隨著各種被拒——申請經費被拒、發表論文被拒、找工作被拒。


無止境地追求外界的肯定可能增加焦慮,Wilkins補充道。他曾在一次事關重大的考試中鎩羽而歸,但在一周後又獲得了一個聲名顯赫的獎學金。「在學術界,成功是沒有保障的,」他說。「你知道成功不易,卻不會注意到追求成功帶來的心理負擔。」


在一定程度上,Tijdink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選擇為「論文發表壓力帶來的心理影響」受到了他與治療過科學家的心理醫生的談話的影響。「他們的壓力很大,」心理醫生告訴他。「這些人筋疲力盡,懷疑別人盜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覺得同事要搶自己的職位。」


他希望自己能讓更多的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在2013年發表的一項針對400多位荷蘭醫學研究者的調查中,Tijdink指出,將近25%的人達到倦怠(一種情緒衰竭狀態)的標準。

我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但是抑鬱症先找到了我



Andy Baker/Getty


一些科學家在邁入不同尋常的科研軌道時也會面臨掙扎。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演化心理學家Paul Andrews表示,在他還是博士後的時候,他以為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因為他在優秀期刊上發表了被廣泛引用的論文。但是,他卻找不到一份能讓自己專註研究抑鬱的生物學基礎的職位。受挫的他失去了吃飯、睡覺和鍛煉的動力。此外,他還一直糾結於應該在高影響力的期刊上發表一篇大作,還是出些小論文以量取勝。


Andrews採取了風險更高的第一種方法,最終於2009年在《心理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受到廣泛關注的論文。2010年初,《紐約時報雜誌》還發表了一篇關於其成果的專題文章。儘管如此,他也沒收到多少面試邀請,雖然投出了大量簡歷。「我當時覺得,『我要怎麼做才能找到工作?』」Andrews說,那時的他感到絕望、沮喪而又焦慮。


現在在工作中碰到困難時,Andrews的抑鬱癥狀仍會反覆。他的研究挑戰了將抑鬱症視為心理障礙和血清素在抑鬱症中作用的主流觀點,並對抗抑鬱葯的價值提出質疑。他發現自己的成果很難獲得發表。


麻煩的研究主題


Alejandro Frid表示,有時候研究主題本身也會帶來消沉的念頭。他從1990年開始研究智利瀕危的馬駝鹿,隨後研究了海洋漁業對阿拉斯加和英屬哥倫比亞地區捕食者與被捕食者間互動的影響。


他的研究越是顯示出氣候變化的破壞性影響,他就越感到憤怒和虛無。「這裡的虛無主義指的是關心未來毫無意義,因為根本就沒有未來,」Frid說。現在,他是加拿大中海岸原生資源聯盟的科學協調員,並出版了A World For My Daughter: An Ecologist s Search for Optimism(《給我女兒留下的世界:一位生態學家對樂觀的追尋》)一書。「一切都完了。人類破壞性巨大卻不自知。沒有什麼值得我們為之而活的未來。」


抑鬱已成為了環境保護人士圈中常見的話題。Frid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生態可塑性和人類解決問題的能力上而獲得了一線希望。他也在努力改變影響環境的政策和人類行為——這些做法幫助他重新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並改善了他對未來的看法。


科學家或許對承認自己存在抑鬱症或焦慮癥狀慎之又慎,但向同事吐露過心聲的研究者表示,他們獲得的支持往往令自己感到驚訝。


和Ramdas一樣,Droge-Young發現,當她克服恐懼向實驗室同事傾訴自己的心理疾病時,其他人也說出了類似的故事。其中一個人曾和她在同一家醫院住過。她舉辦了兩場藝術展,介紹自己的抑鬱和自殘經歷,別的教職員參加了為此籌資的Kickstarter項目。她的導師和導師的家人都出席了。「人們都很有愛心,」她說,「如果你向他們坦白自己的脆弱一面的話。」


Kay表示,並不是每個人都習慣與上級交談,但都應該儘早尋求專業人員的幫助。「如果感覺自己在掙扎,那就應該尋求幫助,」他說。Droge-Young建議,如果一位心理醫生不行,就再找另一位。


留出追求業餘愛好的時間也有助於緩解工作相關的焦慮。對於Droge-Young而言,她的愛好是出門散步,或者舉辦看奧斯卡獲獎電影的派對,Wilkins則喜歡攀岩、打橄欖球和跑步。他還建議研究者參加一些與工作無關的短期項目。今年,他開始和一位朋友一起參加電影製作競賽——而且還獲獎了。


Andrews表示,承認在遇到難題時感覺沮喪是正常、甚至有益的,這或許也有助於科學家應對抑鬱。他不認為自己的抑鬱症發作是大腦功能異常的表現,而將其視為對重要問題的一種反應。這種反應有助於他集中精力。Andrews認為,在受到社交問題或工作壓力的刺激後,身體就會重新分配給予大腦的能量。下丘腦會發揮作用,抑制性慾和其它生理衝動,並誘導人專註於負面思想。


這種反覆思考雖然通常被視為壞事,但事實上有助於解決問題,因為它幫助大腦將問題分解為較小的部分。Andrews認為,這就像是科學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樣。


Nature|doi:10.1038/nj7628-3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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