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教會大學——分校開到新加坡、越南的嶺南大學

天下無臣 時拾史事

1949年，中國局勢紛亂不已，一代大師陳寅恪應教育家陳序經之請，南下廣東，成為嶺南大學的教授。這所如今很多國人聽都沒聽過的大學，為什麼能在當時得到陳寅恪的垂青呢？

1887年，曾經在廣州進行過教育事務的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安德魯·哈巴牧師籌得10萬美元，打算在中國建一所學校這時他，收到一封廣州民眾請求哈巴把計劃中的教會學校設在廣州的請願書，400人在請願書上籤了名，成分包括鄉紳、學生、商人、進士、舉人、秀才，還有政府官員，最關鍵的是，他們都不是基督教徒。對於當時在中國傳教屢遭歧視的牧師來說，能在一個城市得到這麼廣泛群體的認同，怎麼能不欣喜若狂？

1888年，哈巴在廣州建立格致書院。1900年，中國北方義和團排外浪潮湧起，南方也受到影響，不少教堂被燒毀。格致書院在廣州待不下去，遷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改名為嶺南學堂。

在初期這段歷史裡，令學校出名的不是教學，而是學生。學生怎麼讓學校出名呢？

鬧革命。

學校的第一名報考學生陳少白，畢業後投身反清運動，與孫中山等人並稱 反清「四大寇」，1895年就籌劃廣州暴動，沒成功；1900年策應惠州暴動，還是沒成功。另一個1898年入學的學生史堅如就更猛了，租賃兩廣總督德壽後花園附近宅院，組織人挖地道到德壽住處地下，將用變賣家產所得的3000元錢購買的200磅炸藥放置地道里，居然沒炸死德壽；史堅如出逃香港，半路被捕遇害。出了這兩大革命猛男，要不是擁有教會身份，恐怕學校連渣都沒了。

學生照片

當然，革命不能當飯吃，學校發展也不能靠革命。其實，學校在初期已經有一項很不錯的教學成果，那就是英語。學校非常重視訓練學生的英語對話能力，為了避免學生使用中國式英語，學堂制定了一項規則：從早上九點一刻到下午兩點半隻能講英語。為了貫徹這項規則，學校採用「號牌法」來促使師生們互相監督。「號牌法」就是在這段時間裡，任何學生或教師被發現講漢語都必須給聽見他說漢語的人一個號牌，收到兩個號牌可以抵消給出的一個號牌，對每人手上的號牌進行記錄。另外，在體育比賽中也要講英語，如果一方隊員講了漢語，就給另一方加一分。星期日晚上則師生聚集到一起，由校長依次點名請每位學生登台自由做英文演說。（郭查理著、李瑞明譯《嶺南大學簡史》）

三年後，學校在廣州康樂村購買了200多畝土地，開始了紮根廣州的發展歷程。學校第一屆畢業生鍾榮光在1900年就開始協理校務，為了讓學校盡量不受教會左右，鍾榮光在1909年不向教會要撥款，而是向國內外人士募捐款項，足跡在國內跨過粵、港、澳、滬、漢、京、津，在國外跨過南洋各島、南北美洲、歐洲各國，先後募得捐款數額120萬元以上。有錢好辦事，校園風貌和教學設備不斷提升。1912年5月，辭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專程到學校向師生髮表題為《非學問無以建設》的演講，勉勵學生「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倘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則仆之初志賴諸君而達，共和新國亦賴諸君而成」。

1918年，學校定名嶺南大學。

來源見水印

1927年，嶺大獲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第331號文及廣東省教育廳第428號令批准立案。1930年8月1日，嶺大獲教育部第732號訓令批准立案，並獲得自行頒發學位的權力。入讀嶺南大學並不算太難，只要具備公立或已立案(即獲得政府認可）高級中學的畢業學歷就可以了。但入學後想畢業就難了，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修滿140學點和140績點並符合學校一切規定才可獲得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而當時多數美國大學的標準學時數只要每學期120小時。學校各科都進行三種考試：一是每學期末舉行一次的大考；一是在學期內舉行數次的小考；還有一種是課堂上隨機進行的考察。這三種考試的平均成績就是該學科的最後成績，大致分及格、有條件及格(或未及格）、不及格三個等級，其中有條件及格或未及格的學生可參加該科補考，如補考仍不及格就必須補修該科。嶺大規定學科成績60分以上者為及格，50-59分者為未及格，50分以下者為不及格。一般情況下，學生只要及格就可以獲得所修學科相應的學點，也就是現在的學分。而績點則用於表示學生成績的優劣。為了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嶺大特別制定了增減績點的辦法，即每科人數10人及以上者，則將學生成績按高低排列，排名前10%-20%者可增加應得學點一半的績點，後10%-20%者績點則減去應得學點的一半，成績不及格者不僅不能得到該科學點，還要減掉兩個績點，並重修該科，沒有補考機會。（陳國欽《瞬逝的輝煌嶺南大學六十四年》）

嚴格的教學必然成就大才，嶺南大學建校以來，精英輩出。

陳廷甲，美國西點陸軍軍校中國畢業生第一人；鍾榮光，廣東省教育司司長；錢樹芬，廣東省民政司司長；陳少白，廣東省外交司司長；陳香梅，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記者；冼星海，著名作曲家、鋼琴家；廖承志，中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毅，十大元帥之一；梁羽生，武俠小說作者；貝聿銘，「現代建築的最後大師」。

學校卓越的教學成就得到海外華僑的追捧，他們強烈要求嶺南大學派員在海外辦華僑學校。1929年，嶺大在新加坡開設分校，1938年底在越南西貢也開辦了嶺南分校。華僑教育，嶺南大學吃了頭啖湯，成為學校的辦學特色。

來源見水印

1949年，時任校長陳序經認為，一所大學能否成為名牌大學，關鍵取決於擁有多少名教授，他利用時局說服了一批來自北方的名教授留在嶺南大學任教。除了陳寅恪，語言學家王力，經濟學專家梁方仲、吳大業、王正憲、彭雨新，政治學專家張純明，人類學專家吳家梧，英國文學專家周其勛，社會學專家楊慶堃，中國現代數學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姜立夫，測繪專家陳永齡，曾任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的陶葆楷，醫學專家謝志光、陳國楨、陳耀真、毛文書、秦光煜、許天祿等人。（陳序經《最近一年的嶺南大學》，《嶺南大學校報》康樂再版號第103期，1949年10月14日）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分別併入中山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陳寅恪，也就成了中大的教授。1967年，嶺南大學校友在香港籌辦嶺南學院。1999年，學院獲香港政府批准升格為大學，正名為嶺南大學。

上一期：他和燕京大學號稱民國學府屆的「南齊北燕」，如今已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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