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澤俊：從輟學娃到古建築名家

由於家境貧寒，柴澤俊初中只讀了3個月就輟學了。

1954年，20歲的他獲得了一個機會，從臨汾老家來到太原，在太原博物館做了一名臨時工，不久又被派到晉祠文管所幫忙修繕晉祠的獻殿，從此走上對古建築的研究與保護之路。

他已經在古代木結構建築領域耕耘了整整59年，成為聞名海內外的古建築研究名家。

「對古建築等地上文物進行調查研究和修繕保護，需要掌握建築史、測繪方法、施工技術等多學科專業知識。我當初就像一個『文盲』。」柴澤俊說，為了「不讓缺陷變成缺憾」，他放棄了一切與工作無關的愛好，想方設法學習專業基礎知識，向身邊專家和技術工人求教，同時積极參与文物的實地調查研究和修繕保護工程。

宋代的《營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是古建築工作者必讀的兩部經典，柴澤俊最初接觸這兩部古書時，覺得如「天書」般晦澀難懂。他只得對照實物，閱讀他人發表過的解讀性文章，然後再回過頭去反覆研讀。

經過近三年的刻苦鑽研，柴澤俊成了能夠獨立承擔簡單施工的專業文物工作者。1956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晉祠聖母殿修繕工程任務落到柴澤俊的肩上。他攻克各種技術難關，使古建文物的原有構件保存率達90%以上，解決了修繕古建築「不改變文物原狀」的重大課題。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他還先後主持完成了山西永樂宮遷建、五台山南禪寺大殿修繕、朔州崇福寺彌陀殿大修等工程，並在國內第一次提出山西宋遼金以前木結構建築佔全國同期古建築的72.6%的概念。

遷建永樂宮

距離山西南端黃河北岸芮城縣城北3公里處，坐落著中國著名的元代道觀「永樂宮」。宮內殿宇四壁上繪滿精美的元代壁畫，總面積達千餘平方米，文物古建專家贊其為「除敦煌石窟之外，國內罕見」。

1958年，治理黃河工程即將開始，由於永樂宮址恰好位於黃河淹沒區內，文化部請示國務院獲准遷移保護。同年8月，柴澤俊被正式調到永樂宮工地，負責新址考察、測定及整個工程的施工。

從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工人們的工作就是揭取、包裝、遷運壁畫，並拆除宮殿建築，運到25公里外的新址。回憶當時的情形，柴澤俊說，永樂宮各殿內牆壁幾乎全為作畫之處，每面牆壁都由數十平方米的壁畫連接成一體，「如果整壁揭取，面積太大，必然導致壁畫的破碎，最終決定對壁畫採取分塊揭取的方法。」

當時，壁畫揭取在中國無先例可循。況且壁畫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粘力大減，極易損壞。要經過揭取、包裝、搬運、加固和安裝等多道工序，保存壁畫的完整度面臨巨大考驗。

柴澤俊介紹說，首先，在盡量不損傷畫面精細部分的地方，把壁畫分割成2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畫塊，然後，預製與畫塊相等的木板，在木板下端安裝90度角鐵。木板靠近畫面一側，根據牆面的凸凹不平，用舊棉花和拷貝紙加以鋪墊，依附於畫面上，即行揭取。

「揭取下來的壁畫，四周用木板裝釘，背面木框壓牢，形成一個木箱，空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壓實，並標上編號。」柴澤俊說，箱子做成上下可通風，以防止壁畫受潮。

為了防止壁畫在路上受顛簸損壞，柴澤俊拉上手推車做了四次試驗。「由於必須穩穩地走，去一趟要7個小時，今天去了明天再回來。最終摸索出將輪胎氣壓降低、車速減慢，才能使震動減到最小的經驗。後來壁畫用汽車前後運了400多趟。」

柴澤俊告訴本刊記者，從1962年下半年起，他們採取各種方法用了近4年時間加固和復原壁畫。「搬遷中需要大量榆木，當時1000多方木材到風陵渡後如何運到永樂宮成了難題。木材是國家三大物資之一，既怕偷，又怕火。」柴澤俊說，當時一個工人出了個主意：用筏子從黃河裡直接運輸。「我們一直在黃河上漂流了三天三夜，憂心忡忡，困得實在不行了，就坐在木筏子上迷糊一下。」

永樂宮搬遷工程前後耗時8年，而柴澤俊僅在過年的時候回過兩次家，「工程結束回到家裡，孩子完全不認識自己了。」但他們的努力使珍貴的元代建築和壁畫得以完整保存，創造了中國壁畫保護的奇蹟。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柴澤俊回憶說，施工前期，也曾請外國專家現場勘察，根據外方的條件，僅揭取壁畫一項就將耗費200萬元，而柴澤俊和同事們整個將壁畫揭取、復原才花了30多萬元。

「整舊如舊」

從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柴澤俊主持了對臨汾魏村戲台、稷山青龍寺、朔州崇福寺彌陀殿、晉祠聖母殿等古建築的修繕。他嚴格遵守「不改變文物現狀」的原則，使其「修舊如舊」、「修了和沒修一個樣」，成為古建築保護的典範之作。

據了解，五台山南禪寺原有構件修繕後保持在90%以上，崇福寺彌陀殿保持在92%，而晉祠聖母殿原有構件保持了95%。「梁思成先生說『整舊如舊』是比較理想的修繕原則，我很高興能實踐這一理念。」柴澤俊說。

1985年，柴澤俊來到朔州崇福寺，看到彌陀殿殘損嚴重，決定予以落架大修。「但承擔的風險很大，如果順其自然任由它發展，管理者不用承擔責任，而大修中一旦出現閃失，自己將聲名俱毀。」但出於一位文物工作者的天職，他還是決定搶修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金代的彌陀殿。

彌陀殿保護工程從1987年開始，經過4年的不懈努力，到1991年全部竣工。「在整個搶修過程中，我們做過各種努力，如舊構件劈裂了就把魚鰾灌進去，把它粘接起來，再用鐵箍將其箍住。殘壞的加固，缺失的替補，都盡量使用原有構件。」柴澤俊說。

1993年，柴澤俊出版了他的專著《朔州崇福寺彌陀殿修繕工程報告》，這是我國文物建築保護方法和技術領域的首部著作，也被日本文物界視為至寶，並於1995年在日本出版。

「在日本，大修時對已損構件都要拆換，更新率幾乎達到三分之一，看上去『修舊如新』。」柴澤俊說，他在奈良曾以「如何保護古建築」為題，闡述了中國古代建築保護和修繕的原則和方法。

「在修繕、保養、遷移時，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柴澤俊說，「所謂『原狀』，就是古建築原來的形狀，包括建築方位、規制布局、高差位置、布列方法、屋宇形制、材料質地、結構體系等都是原狀內容。」

他認為，「最大限度使用原有構件和『整舊如舊』是做到『不改變文物原狀』的重要方法。」在柴澤俊眼中，一座古建築是由成千上萬個構件組成，每個構件都有文物價值，構件更換越多，建築的文物價值就越低。

而對於必須替換上去的構件要做到「整舊如舊」，「做舊」是需要技術和功夫的。他舉例說，把柱子油漆得明光鋥亮容易，可要油漆成舊的，就得下功夫。「先用生桐油滲透兩次，等柱子半乾的時候做舊，最好是用建築物上遺留下來的浮塵，拿干毛巾在半乾的柱子上擦拭，直到擦得光滑，看不出是新柱子為止。」

柴澤俊告訴本刊記者，如今鋼筋混凝土建築的壽命不過百年，而中國古建築的壽命可達上千年之久，所以，修繕古建築，傳統技藝決不能丟。「現在人們粘接東西都用乳膠，一見潮就失效;再如做灰土，如果當下拌當下用，就跟驢蹄子一樣結實，承載力很強，但若拌好後明天再用，就遠遠起不到效果了。」

「心疼得直跺腳」

山西是全國古建築遺存最多的省份，多達28027處，其中木結構建築上起魏晉，下至民國，時代連續，品類齊全，有中國「木建築寶庫」的美譽。為了摸清家底，柴澤俊經過20多年的實地勘察，在1979年第一次提出，山西宋遼金以前古建築佔全國72.6%的概念。

柴澤俊說，20多年間，他每考察一處古建築，都要測量繪圖、勘察記錄，收集碑刻、題記和文獻資料，並記錄附屬文物。「山西留下一批好東西，但是不被人認識，被看成是破廟，我有義務拯救歷史文化。」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上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大搞城市建設，山西平遙在縣城建設中也準備開闢東、西、南、北四條大街，為此，城牆需要拆出八個豁口。

「等我們趕到現場，北門已經開始拆毀，我當時心疼得直跺腳。」柴澤俊告訴本刊記者，由於當時城牆不被視為文物，時任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所長的他也無能為力。於是，他就直闖當時省委書記王謙的辦公室。「王謙沒有責備我，」柴澤俊回憶道，「他說『平遙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誰拆追究誰』。隨後不到一周，王謙邀我和他一起到平遙考察，就這樣古城牆才保了下來。」

除了平遙古城，柴澤俊還為保護永樂宮、喬家大院、金代壁畫等闖過領導的辦公室。

在搬遷永樂宮的時候，由於馬車和手推車顛簸得厲害，怕壁畫受損，柴澤俊建議用汽車運輸，為了能找到汽車他就闖了當時的省委書記衛恆的辦公室;文革期間，萬榮東嶽廟、喬家大院、大同善化寺被武裝部佔領，在裡面喂牲口，為此，他又闖軍區，找政委，結果，一年之內，佔用這三處地方的單位全部實現搬遷;渾源縣圓覺寺內的金代壁畫被抹上水泥做了澡堂蓄水池，他又去找山西省委宣傳部……

「我隨時準備接受處分回家，但文物不能不保。」柴澤俊說，「文物古建是歷史文化和文明的見證，不可再生，也不能被篡改。如果不愛惜『舊物』，就等於割斷歷史。」

柴澤俊先後出版了著作《山西古代彩塑》和《山西古建築文化綜論》，被業界譽為從文化高度認識山西古代建築的第一人。他還一再呼籲國家應重視應縣木塔的保護和修繕。

「我反覆研究了梁思成先生考察應縣木塔的資料，並結合自己100多次的考察，認為木塔扭曲的主要原因是木塔槅扇上的斜撐子給撤掉了，這不僅毀壞了大批遼金壁畫，還影響了木塔的壽命。如果不抓緊修繕，一旦有外力作用，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說。

人物簡介：

柴澤俊，男，1935年10月出生，漢族，山西省文物局總工程師，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文物調查研究與保護。

1954年參加工作，曾參加芮城永樂宮遷移工程，任工程股負責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隊長;山西省古建研究所所長、總工程師;山西省文物局總工程師。

柴澤俊同志實地調查過山西109縣1000多處主要古建築、塑像、壁畫等文物，一一鑒別，為公布各級文物保護單位提供了資料和依據;主持和參與修繕過五台南禪寺、太原晉祠、朔州崇福寺、芮城永樂宮等重要文物建築，指導全省修繕保護文物建築項目100餘項;撰寫文章論文100餘篇，80多萬字，出版《山西壁畫》、《山西琉璃》等10餘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