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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那些讓婦人死於非命的墮胎方葯

李伯重:那些讓婦人死於非命的墮胎方葯



文 |李伯重

江浙人民使用藥物控制生育,已有長久的歷史。


早在南朝時代的醫書《小品方》中,就已有墮胎和斷產的藥方。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很久,江浙醫學家就已認識到有一些中藥能夠影響生育功能,並且從經驗中總結出了一些配方。不過南朝時代人口控制主要手段是溺嬰,而且當時的節育方藥效果究竟如何也難以得知。


因此之故,藥物節育的運用可能頗為局限。隋唐時期最重要的幾部醫籍如德貞常的《產經》、孫思邈的《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王燾的《外台秘要》,都收錄了一些「斷產方」、「療妊娠欲去之並斷產方」、「妊娠欲去胎方」,以及適用於「胎動安不得須下」、「嬴人慾去胎」、「因得病去胎」等情況的配方。


這些配方適用於不同的情況(例如有的墮胎方適用於孕婦體弱不能安全生產,有的則適用於難產),所追求的目的也有差異(例如有的想要流產,有的則想要絕育),但主要都是從保全孕婦出發,並非著眼於減少出生。同時,這些配方是否在江浙一帶已得到運用(或廣泛運用),因文獻闕如,尚不得而知。

到了南宋,情況有頗大變化。當時的婦科權威、建康府醫學教授陳自明在其《婦女大全良方》卷13「妊娠胎動安不得卻須下方論第三」中說:「夫妊娠嬴瘦,或挾疾病,臟腑虛損,氣血枯竭,既不能養胎,致胎動安不得,終不能安者,則可下之,免害妊婦也。」這仍然是將墮胎作為保全孕婦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並非新見。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書同卷「斷產方論第六」中,他明確地提出:「欲斷產者,不易之事。雖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臨產艱難,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屬,為尼為娼,不欲受孕,而欲斷之者。故錄驗方以備其用。」這就把藥物節育的運用範圍,擴展到了那些過去不為社會認可的節育要求(如因生育過多或非婚姻懷孕而需墮胎或絕育等),並且為各種節育提供了醫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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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這種看法逐漸為越來越多的醫藥界人士接受,以致成為一種醫家共識。到了明末,一個專事打胎的江湖醫生公然宣稱:「有女眷們為兒女多了要絕孕的,又有因產育艱難不願保全的,也有那大小妨忌暗行損害的,還有偷情有孕打胎滅跡的」,所以醫生以藥物為人「墮胎、絕孕」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看法的出現與普及標誌著:在江浙地區,藥物節育的必要性,已逐漸得到醫學界的認可。這種認可,對藥物節育方法的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並使得藥物節育不再是一種由非專業醫藥人士所把持的行當。到了清代中期,藥物節育知識在江浙一帶民間已非常普及,因此當時著名的江蘇人口學者汪士鐸,才會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記》中,提出將「廣施不生育之方葯」和各種「斷胎冷葯」,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主要手段之一。


南宋以來江浙人民所使用的節育(即墮胎、避孕和絕育)藥物,主要是哪些?其藥理機制是什麼?應當怎樣使用?臨床使用效果如何?有何副作用?下面,我們依據各方面的史料,來看看這些藥物的主要種類和配方。


墮胎,在傳統的中醫文獻中稱為打胎或下胎,現稱人工流產。根據懷孕時間的長短不同,墮胎也分為兩種。在懷孕前期及中期墮胎,一般稱為引產;而在懷孕後期墮胎,則多稱為下死胎。其所以稱為「下死胎」,是因為此時所墮之胎,通常是已死在母親腹中的胎兒。


從墮胎者的主觀目的來說,下死胎與引產並不相同,因為前者意在打下已死之胎,以保全孕婦生命,與節育無關;而後者的目的則是打下活著的胎兒,從而避免生育。


這裡將下死胎和引產一併談論,主要是因為二者所使用的藥物大體相同,只是在用藥量方面有所不同而已。而在宋元明清醫書中,關於前者的記載要比後者更多。

(一)主要的墮胎方葯


有一些中藥會導致孕婦流產,宋代醫家已知之甚詳。北宋末年出版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中已列出會導致流產的藥物55種,而在差不多同時出版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收錄了儒醫周鼎所集的孕婦產前葯忌歌訣,更包括了能致墮胎的藥物六十餘種。此歌訣也被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11「孕婦葯忌歌第十一」收錄,可見關於這些藥物的知識,在南宋江浙流傳已頗廣。


在這些藥物中,有一些如牛膝、三棱、乾漆、大戟、巴豆、芒硝、牽牛子、芫花、桃仁等,經現代藥理實驗證實,或為子宮平滑肌興奮葯,或為具有刺激性的強瀉藥,或為催吐葯,孕婦服用後確實可以導致流產。不過有一些如雞、雞子、驢馬肉、姜、蒜等,則未必會有墮胎之效。


到了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對當時所知的「下死胎」藥物進行篩選,將其數量減少到34種。明代浙江名醫張景岳(介賓)的《景岳全書》「婦人規」和清代江蘇名醫陳勿庵的《胎產金針》中列出的「妊娠葯禁」和「胎前禁藥」,也都與李氏所言相近,均僅有36種(二書所列出之藥物種類略有不同)。

清代光緒初年刊出的《驗方新編》(作者不詳)卷5「論孕後宜忌藥材」中,又對前人所列出的「下死胎」藥物進行進一步的篩選,從最常見的中藥中,特別挑選出烏頭、附子、天雄、牛黃、巴豆、桃仁、芒硝、大黃、牡丹桂、牛膝、藜蘆、茅茜根、槐角、紅花、皂角、三棱、莪術、薏苡仁、乾漆、閭茹、瞿麥穗、半夏、南星、通草、乾薑、大蒜、馬刀豆、延胡、常山和麝香共28種,特別告誡說:「此系婦人胎前忌,常須記念在心胸。」


從現代藥理學的角度來看,該書所開列的28種藥物(特別是巴豆、大黃、紅花、附子、麝香等),大多藥性猛烈、大寒大熱、攻遂祛下之力強,具有破血、和血的功效,確有誘發或導致流產的作用。


不僅如此,該書還指出:在過去醫籍中所列出的「下死胎」和「孕婦不宜」的藥物中,有一些(如斑毛、水蛭、蛇脫、蜈蚣、水銀、信砒等),毒性較大,不宜使用;另外一些(如大豆、姜、蒜、雞卵等),則未必會引起流產。


與此相較,陳自明在《婦人大全良方》卷13「斷產方論第六」中雖也指出當時所用的墮胎方葯中,「多有用水銀、虻蟲、水蛭之類,孕不復懷,難免受病」,但所列舉的種類較少,而且未談到不能有效墮胎的藥物。因此,上述對妊娠忌葯的篩選過程,也表明醫學家們對墮胎藥物藥性的認識,又比過去進了一步。


單獨服用上述藥物中的某一種,固然可以墮胎;但是如將若干藥物配伍使用,效果會更好。因此,以這些藥物為基礎,宋元明清醫生總結前代的和當時的經驗,得出了若干以墮胎為目的的配方,即當時醫書所收錄的各種「打胎方」。


根據目的的不同,這些打胎方也分為兩類,即引產方和下死胎方。因此,在使用這些配方來墮胎時,醫生可以根據孕婦妊娠期的長短和其他情況,選擇某種最合適的配方。例如在懷孕前中期,可以使用引產方葯;而到了懷孕後期,則可使用下死胎方葯。


宋代以前文獻中保存下來的打胎藥方,劉靜貞從方書中搜尋的結果是:南朝時代有7個,隋朝1個,唐朝15個。去其重複者,宋以前共有10個。宋代文獻中墮胎藥方(即「斷產絕育」方劑),有黑神散、催生丹、琥珀黑散、大聖通真丸、二十四味萬靈丸、當歸川芎水煎方、半夏散、附子湯、桂心湯、地黃湯、牛膝湯、瞿麥穗湯、薑汁酒、佛手散及另外四個下死胎方,共計18個。但是這些方劑多襲自前代,而且都只是胎死腹中後的處置方劑(即下死胎方),尚非真正意義上的墮胎(引產)專方。


元明清醫書中所收錄的下死胎方,不僅為數更多,而且配伍比過去亦頗有改進。例如《吾知齋集方》收錄的「專治死胎方」,其配伍為「斑毛十三個(雲米炒),紅娘十三個,附子半個,肉桂二兩,歸尾一兩,赤芍一兩,丹皮一兩,桃仁一歲一粒,元寸一錢,共為細末,麵粉為丸,用白酒蒸土牛膝四兩送下」。此方雖然仍然使用了斑毛(斑蝥)這種毒性較大的藥物,但從藥物配伍來看,該方比宋代以斑蝥(虻蟲)為主葯的相應得配方,已有相當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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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牛膝為主葯的墮胎配方,宋代醫書《太平聖惠方》和《婦人大全良方》中收錄有五個,但這些方子或者不安全,或者功效差,都不理想。其一為牛膝湯,配方為:以水煮牛膝,去渣滓得汁,以蜜和水銀、硃砂研如膏,二者並服。由於使用了水銀、硃砂,毒性太大,服用當然很不安全。其二是將牛膝細搗,以無灰酒煎服。此法作為「醫者(墮胎)驗方」,一直用到後代。


但清代嘉興醫家蕭壎在其《女科經綸》卷5「胎前證」下「妊娠死胎用牛膝」條中引用《證治要訣》,指出此法不很靈驗,而且頗具危險性。至於其他三個配方,從其配伍藥物來看,下胎效果頗為有限。相比之下,清代中期浙江歸安人江涵暾編著的《筆花醫鏡》中記錄的「脫花煎」方就好多了。該方是當時頗為有名的下死胎方,也使用牛膝。據該方,用「當歸八錢,肉桂二錢,川芎、牛膝各二錢,車前子二錢五分,紅花一錢,加朴硝三錢,(胎)即下」。如配合以針灸,效果更佳。這顯然比宋代使用牛膝的配方要更好。


《女科經綸》卷5「胎前證」下「妊娠作喘屬毒藥傷胎」條還引用呂滄州所言,用大劑(川)芎(當)歸湯加催生葯下死胎,其效果肯定也比宋代的相應配方(將川芎、粉[甘]草、人蔘、乾薑、生薑、肉桂[桂心]、黃芩、蟹爪煎服)要更好。當然,經時間檢驗效果較好的前代配方,也沿用了下來。例如「佛手散」,蕭壎就因其可以「順其自然」,「因其勢,遂下之」,所以在其《女科經綸》中予以保留。


除了正式的醫書中的配方外,明清江浙民間還有一些十分簡便的驗方,如《本草述鉤元》所收錄的下死胎方,僅用蔥白一味葯:「胎動,下血痛極搶心,蔥白煮濃汁飲之,(胎)未死即安,已死即出。」對於這樣的驗方,醫家也努力去探討、闡明其其機理。


例如對於前一配方,《本草述鉤元》認為其之所以有效,是因為「蔥白雖通陰分陽,其極輕捷,使邪遂出」。這種努力,表現了醫學界對民間節育藥物的重視。以上這些都表明:在下死胎方的改進方面,明清時期確實取得了明顯的成就。


對下死胎方稍加調整,便可用來催產引產。例如上述「脫花煎」,如不加朴硝,即可用於催產。因此下死胎方的改進,也就是墮胎方的改進。不過,在宋以後,除了有更多更好的下死胎-引產兩用墮胎方外,江浙還出現了許多專門的引產方,標誌著藥物墮胎的進一步專門化。


元代有關引產方的記載不多。從孔齊的《至正直記》卷4「墮胎當謹」條,我們可知元末江浙民間常用的一個引產方是「桂姜行血之劑」,不過具體的藥物配伍不很清楚。到了明代,出現了不少新的引產方。


例如萬曆時宋林皋的《四明宋氏女科秘書》「產後門」後,即收有專為「多子多怨者」開的「疏胎絕產」方5種,其中如四物湯加雲苔子、加味升麻葛根湯、棕櫚子散,以及用小青萍、水銀、虎鬚、天花粉、地骨皮、歸尾合成的藥丸,都未見於以前方書。


明清江浙較為常見的引產方,有些也相當簡單,例如《雜病經驗方》所收的「打胎方」,配伍為:「百草霜三兩,白芷二兩,巴豆二粒。共為末,好酒送下,即時下來,神效」。前引明末小說《禪真後史》第17回「問肚仙半夜有餘,薦醫士一字不識」和第18回「全伯通巧處生情,郁院君夢中顯聖」中,提到一種被稱為「百發百中」的「秘傳通經絕孕墮胎的聖葯」,應當也是一個當時廣泛使用的墮胎方,所使用的是當歸尾、黑牽牛、川山甲、青皮、枳殼、麝香、馬兜鈴、雪裡青、車前草九味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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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知道,這九味葯中的大多數確實具有引產墮胎之效。這個方子據說十分厲害,「卻似一把潑風刀」,「吃下去立刻見效」。


此外,中醫醫籍中的通經方葯,也可作為墮胎方使用,因為通經方葯旨在「下淤血,通經脈」。倘若施之於孕婦,就會引起流產。


《紅樓夢》第69回《弄小巧用借劍殺人,覺大限吞生金自逝》中,就講述了一個庸醫胡君榮錯誤判斷病情,擅用這種下淤通經的「虎狼之劑」,致使尤二姐流產的故事。如果有意識地讓孕婦服用這類藥物,使之流產,那就是藥物墮胎。


明清江浙中醫醫籍中通經方,種類頗多,其中較為常用的「通經散」。從後文引述的故事可知,用「通經散」墮胎之法在明末松江府華亭縣民間已廣泛運用。


依照沈金鰲《婦科玉尺》,「通經散」主要用的是大黃、川烏等瀉下之葯。其墮胎機理,是驅逐攻下,破血和血,作為墮胎方葯使用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除了口服方葯之外,明清江浙還有用外敷方葯墮胎的。例如《續廣達生篇》說:若死胎不下,十分危急之時,可用巴豆16枚,蓖麻子49枚,均去殼,與麝香二錢,合搗如泥,攤於絹帛之上,貼於肚臍上,一時即見效。見效之後取去葯並洗凈臍部即可。


麝香對於墮胎有奇效,早在南宋,人們就已注意到墮胎婦女中,有「因掛麝香而偶至墮者」。巴豆、蓖麻子均是性猛的瀉下之葯。三者配合使用,效果自然十分顯著。此外,將藥物直接置入產道來引產的方法,首見於唐代《(開元)廣濟方》。其法為:「取牛膝六七莖,綿纏捶頭令碎,深內子宮頭」,從而引起流產。


馬大正認為牛膝引血下行,「綿纏」可保證一定的清潔度和避免插入陰道時造成的損傷,而「捶頭令碎」是為了使藥液滲出,「深內子宮頭」則是手術實施的深度,因此此方效果很好。但在元代以前,未見有使用的記載。而據《至正直記》卷4「墮胎當謹」條,此種方法在元末江浙運用已頗為普遍:「今人或以村婦法,用牛膝等草帶於產戶」,以求下胎。


這裡也要指出:宋元明清時期江浙人民使用的許多墮胎方葯,在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均較差。


從一些記載來看,南宋時代的墮胎方葯普遍副作用很大,往往致使服用者喪生;即使生命得保全,也常令服用者蒙受巨大的痛苦。有人服藥後,「(胎)不能下,痛苦萬狀,謂為死矣,迫而視之,則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產而卒」。也有人服藥後,「血遂洞下,扶枕者六年,苦痛可謂切矣」。


到了明清時期,儘管取得頗大的進步,一些墮胎方葯仍不理想。清代前期江蘇泰州人徐述夔編纂的短篇小說集《八洞天》卷4《續在原——男分娩惡騙收生婦,鬼產兒幼繼本家宗》里,就說講了一個私下墮胎的故事,由於「不想藥味太猛厲了,胎卻墮不成,倒送了性命」。


元末江浙運用的用牛膝引產的方法,危險性更大,被施術者「不致於殞絕者鮮矣」。因此之故,藥物墮胎仍是一件具有風險之事。難怪孔齊雖讓其妻常服墮胎之葯,但也一再強調「墮胎不可不謹」。蕭壎在《女科經綸》卷5「胎前證」下中談到墮胎時,也說:「妊娠胎傷宜下,下法最謹,不可輕議,……慎之慎之!」


因此,要普及藥物墮胎,就必須增加藥物墮胎的安全性;而要增加藥物墮胎的安全性,又必須採取其他一些相關的措施。在墮胎前的驗胎與墮胎後的調養兩方面,宋元明清江浙醫學界也取得了頗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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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物驗胎與墮胎後的藥物調養


在墮胎方葯不斷改進的同時,江浙人民對於與墮胎相關的其他問題的認識也有很大進步。


首先,及早確定妊娠,是安全墮胎的關鍵之一。


江浙人民對此的認識,也日愈明確。元末孔齊已認識到:「(服用墮胎之葯)在三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猶可,若過此則成形難動,動必有傷母之患。」清代江浙民間也知道「墮胎藥最厲害,……懷孕過了兩月,急切難墮」。因此對想要墮胎的孕婦來說,一旦確定懷孕之後,墮胎愈早,效果愈好。


而在南宋江浙,就已發明了妊娠診斷的方法。《婦人大全良方》「胎教門」中收錄的「驗胎法」為:「如人經脈不行,已經三月,欲驗有胎,川芎為末,空心濃煎,艾湯調下二錢,腹內微動則有胎。」


嚴世芸認為:這種方法,與現代運用刺激受孕子宮的藥物使之收縮增強以測驗胎動的方法,頗有相似之處。這個發明,對藥物墮胎具有重大意義。


其次,為保墮胎安全,墮胎之後的藥物調養是必不可少的。


而在宋元明清時期,關於墮胎之後調養方面的知識,也逐漸普遍。例如前引《禪真後史》第18回中的江湖墮胎醫生,給求葯者打胎葯時也囑咐說:「這葯吃下去立刻見效,單胞胎初落之時,即煎人蔘荊蕙湯與彼吃,以免血崩眩暈之患,不然血崩不止,母子兩命皆傾。」


到了清代中期,蕭壎在《女科經綸》卷5「胎前證」下和卷6「產後證」上里,將前人有關墮胎的原因、時間、藥物、墮胎前後孕婦的保養、治療等方面的論述作了系統的歸納並根據自己的經驗進行評述。這個總結,標誌著江浙醫學關於藥物墮胎知識已頗為完備。


總之,經過長期的不斷探索和改進,到了清代,墮胎的方葯已變得比較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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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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