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在21世紀，中國將成世界中心？

作者：金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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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金耀基先生（1935- ），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1994年，金耀基先生獲香港政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1998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

本文系金耀基先生三十餘年前所撰文章，對於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的展望，今天看來依舊發人深思。2015年，金耀基先生應群學書院創始人周曉虹教授之邀，欣然為群學書院題額，令同仁感念。經作者授權，群學書院特刊載本文，並向金先生致意。

01

二十世紀在人類歷史上的真正意義，也許見仁見智，難有一致的看法。但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有人類就有歷史，但一直到了二十世紀才開始有真正的人類的歷史，也就是說，地球上任何一個民族都已自覺進入世界共同的舞台，扮演或大或小的角色。

誠然，二十世紀帶給人類新的希望與歡呼，但地球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變化，包括人口的激增、生態環境的失衡，二次世界性的大戰，也無不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與挑戰。人類所製造的武器，已足可毀滅整個地球而有餘。毫無疑問，二十世紀是人類第一次自覺到人類的希望與絕望是那樣的接近。

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的世紀？我想沒有人可以肯定地加以描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未來世界發展的主要動力將源於人類的知識，可是知識本身的發展卻是無法預測的，因此，我們對未來最多只能有一些推測而已。

金耀基先生為群學書院題字

02

香港以前的總督葛量洪爵士（Sir A. W. G. H. Grantham）曾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不知道葛量洪爵士是根據什麼來說的，不過，這一說法倒確能令中華兒女有所感奮。

中國在十九世紀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一敗再敗，古典中國的榮光固然黯然無色，更是國且不國，陷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境

不能否認，百餘年來，中國的天朝觀，中國為天下之中的中心意結早已一一被殘酷的現實擊破。不但如此，西方由於十七世紀以來，歷經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洗禮，社會政治日趨現代化，不但造成西方勢力的升起，而且在「文明」的位序中亦隱然成為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說，從價值、制度到流行的髮式與衣飾，皆成為非西方的「邊陲」社會的衡准。在這個大氣候下，中國不止已無中心的位序，而且已跟許多其他非西方的社會一樣，降落到「邊陲」的角色。

處於「邊陲」者，自覺與不自覺地不免有一種「邊陲心理」。這種「邊陲心理」，也就是一切惟「中心」之所謂好為好，惟「中心」之所謂惡為惡，本身無所可守，本身無價值之衡准與執著，一切以「中心」為模型而仰望之、慕悅之。

中國百年來的流行語，如「鍍金」、「喝洋墨水」、「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種種，正是這種「邊陲心理」的鮮明反映。

唐君毅先生慨見國人之忘本、無所守，竟以外慕西方而未知反省的現象，而有「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之悲嘆！他認為在此一風勢之下，「整個中國社會政治，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吹散。」唐先生之文，以悲心大願，扣緊中華民族文化之慧命靈根而發，感人至深，亦自應引觸國人之共鳴。

哲學家唐君毅（1909-1978）

03

我們則自從另外一個角度，即從「中心」與「邊陲」的世運之轉移來考察此問題。如中國在世界結構中的位置序列有變，擺脫「邊陲」位置，則「邊陲心理」自然可以漸歸消失。

君不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亦莫不以羨慕西方為能事，二戰之後，變本加厲。而究其本質，日本之西化運動，不過是從過去以中國為中心，轉到以現代以西方為中心，其為「邊陲」的性格，沒有改變。但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日本工業化奇蹟性的成功，使其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三工業大國，科技和經濟上更上一層樓的進展，已對歐美老資格的工業國家構成巨大的威脅與震驚。

哈佛大學社會學者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所著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坦白的承認美國應像日本學習，正反映了部分西方人對日本的心態。這個由「日本震驚」而帶來的「日本熱」，正顯示日本在世界位序中已由「邊陲」的位置進入到「中心」。1970年，未來學學者何門康（Herman Kahn）就以GDP之成長為基礎，指出日本是一個正在升起的超級大國。

何門康的預測之正確性，在我看來，既不比葛量洪的高，也不比葛量洪的低。事實上，中國本土以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說法，也不止葛量洪爵士一人而已。早在1958年，密歇根大學的奧甘斯基（A. F. K. Organski）也正從經濟的潛力角度預測，中國在未來將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到了1982年，哈佛大學出版的《東亞的優勢》一書，從政治結構與文化等因素的分析中，指出中日兩國將不止是西方領導權的挑戰者，而且將是二十一世紀中處於世界當陽稱尊的位序者。

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左）與群學書院創始人周曉虹

04

東方將領導二十一世紀的說法，頗有些東風壓倒西風的味道，我們對之既不必懷疑，也不能信以為真，更不可因而產生驕氣。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心理上，我們自然樂於見到這個世運之轉替，自然樂於見到中華民族之由「邊陲」重返「中心」。但首要的是杜絕西方人十九世紀以後君臨天下的驕縱心理。

西方人近二百年以來，確實有以西方代表世界的自大心態。這種「種族或文化中心」的偏見，起因複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在世界近代史中，緣於科技之突飛猛進，取得中心之位序，而科技的普遍性思維模式機器普遍應用的適用性格，使得西方人有意無意地造成了精神上的驕傲，以為只有他們的文明才具有世界普遍性。他們的「優越感」轉而成為「世界感」，從而西方文明病態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亦可理直氣壯的說成是「白種人的責任」，以開拓提高世界的文明素質。

誠然，西方人中也不無深具反省智慧與真正世界意識者，以畢生鑽研中國科技文化而著名於世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便是一位。他在《四海之內》一書中說，西方人有一種「不自覺的主宰心理」（unconscious psychology ofdominance）。這種主宰心理自然而然地以西方的文化社會模式為最高，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時至今日，西方人中仍有很多，總愛以西方的價值制度強加於他人身上，而不能真正肯定他人文化與歷史的意義。這種君臨天下的心理，實在沒有資格承擔二十一世紀開啟世界新秩序、新境界的責任。

處於二十一世紀世界中心位序者，必須有肯定人的尊嚴、民族的平等、世界的公正的襟懷與心態，才能破除階級鬥爭的執迷、種族主義的狂妄以及文化自我中心主義的偏頗。二十一世紀不會是人類歷史的最後階段，它完全有可能和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一樣，依然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甚至可以由東西之對壘演變為南北之抗峙的局面。但這種由民族國家或基於文化意理、經濟利益結合而成的集團性的對壘與抗峙，絕非人類之福，而只會大大增加人類毀滅人類的可能性。

李約瑟教授（1900-1995）

05

二十一世紀絕不可能是無憂無慮的伊甸園，也不可能期待大同境界的到來。但二十一世紀的意義，應該是人類在化解仇恨、消除衝突、建立合理和諧的世界秩序上有根本性的建設。今日的世界，一方面由於科技的貢獻，五湖四海已經是天下比鄰的「世界村」，另一方面，人類之間卻到處是種族之牆、宗教之牆、經濟之牆、階級之牆、意識形態之牆，當代世界秩序仍然建立在爾虞我詐的「權力政治」基礎之上。二十一世紀合理和諧的秩序之建立，則有待「人類心」、「世界心」來拆除這一道道的牆，真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就這一點來說，中國人也許是在二十一世紀中極有資格承擔這樁大業的候選人的。

我之所以這麼說，決不是說中國人天鍾靈秀，先天上有這樣的資格。要知道，希特勒以日耳曼民族為最優秀，日本人以大和民族最為優秀，都是自造的種族神話，進而造成二十世紀的大孽。我們甚至並不認為中國文化賦予中國人特殊優越的地位，而自以世界秩序的維護人自居。

中國文化有其價值，這一點當然沒有疑問，但世界上眾多文化皆淵源有自，光輝燦爛，莫不一一有其價值。而中國文化之長於此者，不必即優於彼，尤其不能以中國文化為萬世不替、四海皆準。我們之所以認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極有資格承擔多元文化之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因為中國的文化理想中，具有「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思想；對不同的文化價值有「道並行而不背」的容忍，對不同之民族人物有「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的欣賞與尊敬。

未來世紀，中國、日本或其他國家，雖可能成為世界的中心，但世界將極難再出現一國中心的局面，轉而為多國並峙的多元中心的結構。因此，任何一國都不能有君臨主宰的心理，必須求異中之同，必須容同中之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