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外生命和宇宙達爾文主義

科幻小說家威爾斯筆下的外星人是達爾文進化論的產物。在他的《世界之戰》中，來自火星的巨型侵略者長著長長的觸手，它們的生存受到了威脅，於是想到了擴張，想通過殖民佔據其它的行星，也就是地球。《時間機器》中，一位時間旅行者在遙遠的未來遇到了兩位後人類物種。是什麼讓威爾斯獲得如此宏偉的想像力？是什麼時至今日仍然激發著科幻愛好者乃至科學家的靈感？答案是對自然選擇和生物演化普適性的堅定信念。

但是生物的演化真的在所有地方都差不多嗎？達爾文理論在解釋地球生命方面的成功，讓我們對此信以為真。事實上生物的演化在銀河系其它地方，甚至於在地球的遠古時代，都可能有不同機制。我們可以想像，某個行星上的生物演化遵循的是拉馬克的用進廢退；也可以想像在某個世界，劇烈的基因突變取代了漸進式的變異，成為物種演化的主要動因。問題的難點在於我們沒有辦法證明地球式的演化究竟對所有生命都適用，還只是一種巧合。

但情況在改變。天體生物學的發展，總有一天能夠讓我們對進化論進行實地檢驗。不計其數的宜居行星被發現，意味著總有一天我們能夠在別處發現生命的跡象。無論它是化石，還是地下海洋中的細菌；無論它是一束無線電信號，還是宏偉的建築。只要它是生命的跡象，我們就有機會了解，進化論是否具有普適性。

但是請稍等。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完全了解，演化在地球上究竟是怎樣進行的。

複雜生命體的起源就是這樣一個經典的難題。進化論告訴我們，生物起初都擁有相同的祖先，它們是從簡單到複雜演化而來的。獨立基因連接在一起，形成了染色體；細胞器分工合作，形成了原核細胞；以單細胞個體為基礎，出現了多細胞生物。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這種等級究竟是怎麼出現的。自然選擇並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為何簡單生物承受的選擇壓力沒有阻礙高等級個體出現。達爾文在《人類起源》一書中觸及了這個問題。他記述道，在某些例子中，自私促進了個體生存；而相反的行為，也就是犧牲自我有利於群體利益。

生命的演化在銀河系其它地方會有不同機制。

揭開謎底也許只有坐上時光機，回到地球的早年去看看了。但這似乎不太可能。相比之下，一個較為現實的替代方案是在銀河系中探尋其它生命形式。了解地外生命的體型分類及它們和地球生物間的異同，這有助於我們判斷生物等級化是否是一種普遍現象。

另外一個謎題和生物的演化能力有關。某些生物更具柔韌性，較容易改變。但這種相對的改變能力不只和基因的排列有關，還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包括調控網路和基因組結構，也包括生物演化的整個體系。每一次重大的演化創新都會為可能的變異打開更加廣闊的空間。舉例來說，多細胞生物出現前，單細胞生物所能做的也就那麼多——它們不能跑，不能築巢，也沒有語言。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受到一個演化網路的約束，這個網路叫生物圈。

假如我們更宏觀地來看，生物的這種適應性，在宇宙中的別處，是否也會牽涉到一個能夠提供豐富反饋的生物圈？反過來看，我們是否會發現某種生命形式的遺傳變異只與其自身有關——亦即一種只和其自身有關的演化方式——它們中的每一個個體在未來的所有變化都已被設定？

在《物種起源》的結尾部分，達爾文對其理論的介紹已經超出了一時一地。可以想像鯨魚座τ第四行星上的外星博物學家會因達爾文的這些話而產生共鳴。達爾文的助手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走得更遠。他在兩本小冊子——1904年的《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和1907年的《火星適宜居住嗎？》中主張，要把我們對地球生命演化的認識，應用到其它宜居行星上去。

100多年來，他們的這些話聽起來都像是形而上學的空想。但這種情況還會持續多久呢？

原文：Milan ?irkovi?
編譯：老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