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邊緣化是常態，中國當代詩歌有不可思議的活力

2016年12月28日下午，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柯雷的《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中文版發布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北京大學教授洪子誠、批評家唐曉渡、詩人翟永明、歐陽江河、西川、沈浩波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學者張清華出席了新書發布會。

活動海報

中國當代的詩歌是否處於邊緣化的位置？柯雷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當代詩歌的外國人，他的「局內人」和「局外人」身份該如何界定？如何看待新批評這種方法的運用和發展？詩歌與詩歌批評之間是何種關係？發布會現場各位嘉賓就上述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邊緣化與活力

柯雷

柯雷表示，這本書的英文版於2008年出版，2016年年末中文版出版。這距離他的研究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因此柯雷更願意談他觀察到的如今中國詩壇的一些新現象和新話題。柯雷認為如今很多人都為當代詩歌憂慮，認為詩歌被邊緣化了甚至處於危機中。對此柯雷本人非常樂觀，因為廣義來說，詩歌的邊緣化是一種常態。反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詩歌的黃金時代才是異常的。但從柯雷本人的田野調查，包括各種專著、文章和資料來看，他看到了中國當代詩歌不可思議的活力。柯雷說：「只要你看當代詩壇的出版物——正式出版物也好，非正式出版物也好——它的人物，它的活動，它的運動，它的事件，它的話題，這些東西都是精力旺盛，是非常繁榮的，非常豐富、多樣的，並不是說所有都是好東西，也沒有說所有都是壞東西。在國際比較上，中國當代詩壇是極其活躍的地方。」

翟永明從一個實踐者和親歷者的角度，對於柯雷提到的詩歌的邊緣化與活躍問題做出了回應。翟永明表示，從1980年代——即書中提到的精神與金錢時代——自己就一直在場，因此對於中國當代詩壇是非常了解。翟永明認為1990年代可能是中國當代詩歌最為邊緣化的時候。在她的印象里，在整個1990年代，她周圍朋友沒有人能夠出詩集，這個給她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回到現在，這個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現在很多出版社都要出詩集，或者出系列詩集，社會上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對詩集、對詩歌有一種渴望。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都非常關注詩歌。但同時，翟永明也表示對於中國當代詩壇呈現出來的活力還是要予以冷靜的思考，因為這其中存在著泥沙俱下的問題，詩歌的大量湧現導致了內容水平參差不齊，也存在著把詩歌當成心靈雞湯和精神安樂窩的現象，這些都值得警惕。

「旁觀者」和「局內人」

活動現場

此次發布會的題目為《一位域外「旁觀者」如何看中國當代詩壇》，這引發了各位對於旁觀者和局內人、以及柯雷研究者身份的一番探討。

評論家洪子誠認為雖然在書的推廣語中，一直強調柯雷的「旁觀者」身份，但是柯雷對於中國當代詩壇的關心和介入是非常之深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旁觀者」的判斷，是讀這本書時要考慮的問題。

唐曉渡也圍繞「旁觀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唐曉渡表示，「旁觀者」和「局外人」是柯雷的自謙之詞，柯雷從很早就開始關注中國當代詩歌，他對中國當代詩壇的浸淫程度非常之深。當另一方面，柯雷在寫作過程中卻保持了「旁觀者」的視角。唐曉渡說：「假如這本書是我來寫，我不會用當代中國詩歌，而是中國當代先鋒詩歌，因為在我看來，這本書描述的都是都市當中的先鋒詩歌，但他直接講的是中國詩歌，這是精神、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這說明他對這個時代已經有了基本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也反映在他的行文當中。」

歐陽江河則認為，就田野調查本身而言，這個田野調查跟柯雷在接受訪談和這本書的廣告推薦語中提到的東西有點抵觸、矛盾：一方面是田野調查，另一方面又強調一個「局外人」、「旁觀者」的角度，強調他作為一個西方的，不是漢語寫作和批評者的角度。這個角度有一個天然的優勢；但是從另一方面講，好像有一種天然的客觀性、公正性，也就是學術公正。

但是歐陽江河認為，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此書充滿局內人的角度和看法，或者說是學術圈子的看法：這體現在一些基本的術語的使用，包括由此帶出來的詩歌評價，詩歌的理解。因此歐陽江河認為，如果要強調「局外人」、「旁觀者」，那帶來的應該是外來的東西，除了是詩歌概念——因為這些外來詩歌概念，通過翻譯和學術的介紹，在中國已經變成內部的資源了——以外，他更希望的是帶來一個更大的詩歌邏輯。

柯雷在最後也對於「局外人」的相關討論做出了回應。柯雷認為自己其實早已變成了半個「局內人」，但不是完全的局內人，因為柯雷認為，真正的局內人的一個硬標準之一是母語者。但太過強調局外人確實帶來了一些問題。

關於新批評的批評

《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

洪子誠認為此書留給他的印象深刻之處是柯雷在寫作中應用了三個關鍵概念：文本、語境和元文本，這是當代中國詩歌界和評論家可以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學習的。洪子誠認為柯雷沒有否定新批評，而是強調一種融合性，洪子誠說：「他認為對詩歌的解說可能是次要的，或者無關緊要的，當然這有些地方還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非常關注文本、語境和元文本，這些陳述語言的關係。我覺得中國詩歌研究界這些年來，在文化研究衝擊下，大部分評論家還是堅守一種本體的觀念，這是一個優點，但也是它的弱點，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學習到很多思考。」

西川表示這本是當然使用了新批評的方法，但不僅僅止步於此。西川說自己對新批評方法是有所警惕的，但這不能否認新批評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基本方法。但西川認為，在中國這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下，一個文本是複雜的，是不能完全用新批評來涵蓋的。

柯雷對於西川的評論做出回應。柯雷認為有人覺得在這幾十年里，新批評要被淘汰了，這並非是因為人們瞧不起細讀（close reading），而是因為當時的新批評主義，在細讀文本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加以對比，比如文學評論的相關性。因此柯雷覺得，細讀只是新批評的一部分，理應和其他部分結合起來。

談及詩歌與詩歌批評之間的關係，翟永明認為詩歌批評是中國當代詩壇里比較重要的、但是還沒有被觸及的一個問題。翟永明表示這不是中國當代詩歌沒有人在做批評，從1980年代開始，從最早的一批批評家，到在座的洪子誠老師，這些人一直在關注詩歌批評，但是翟永明認為現在的詩歌批評有一點跟不上詩歌創作。也很少有人像柯雷先生這樣，把大量的精力用在比較枯燥的，比較繁瑣的案頭工作，從中找到最重要的詩歌批評的角度或者詩歌批評的一些案例。（文/傅適野）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