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恐怖的軍事風俗：將敵人的頭顱製作成飲酒的碗

匈奴軍事風俗繁多，幾乎涉及了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軍事風俗貫穿了每一個匈奴人的世俗生活。也就是說，一個匈奴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軍事風俗的影響。約丹尼斯在他的《哥特史》中記載，匈奴人（至少是西遷後的匈奴人，歐洲匈奴人）的嬰兒一出生就被殘忍對待，成年人會用劍割男嬰的臉，使他在未得乳汁哺育之前先練習忍受創傷。

對於亞洲匈奴人的成長經歷，司馬遷有過簡短精鍊的描述，他在《史記》中記載：「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毌弓，盡為甲騎。」由此可知，匈奴人自孩提時代便模仿成年人縱馬騎射，只是騎不上大馬，便騎在羊背上。射不到大野獸，便拉弓射擊小鳥和鼠累。稍微長大就能射擊狐狸和兔子，用作食物。成年男子都能拉開強弓，全部披掛鎧甲，騎著戰馬。司馬遷對此的描述也許還不夠客觀，因為後世游牧民族如哈薩克、蒙古的兒童三五歲便開始騎上馬背，七八歲便縱馬賓士了。這樣才能達到「日常馳數百里，有致千里者」《後漢書·七十九卷》，其人能「人不弛弓，馬不懈勒」《南淮子·原道訓》的狀態。這樣的戰士組織起來的軍隊，其戰鬥力可想而知。

在戰場上，匈奴人和斯基泰人、秦人一樣，也有獵頭的習俗。《史記·匈奴列傳》記：「其攻戰，斬虜首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可見匈奴人有獵頭的習俗，在戰爭中砍下敵人的頭顱是榮譽的象徵，可以得到部落的賞賜。而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著作《歷史》中記載，斯基泰人也有著相同的獵頭習俗：斯基泰人在戰利品中展示他們砍下的敵人頭顱以及掛在馬韁繩上的頭皮，以誇耀自己的英勇善戰。匈奴人的賜酒賞賜制度有個演變的過程，最初只是為了表彰氏族中勇敢的人，後來隨著階級分化和私有制的產生，氏族貴族為了擴大利益而誘導普通的氏族成員參加劫掠戰爭， 「斬虜首賜一卮酒」便演變為「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即以分發戰利品為獎勵，鼓勵普通氏族成員積极參加戰鬥。這樣的軍事風俗便成了司馬遷所說的：「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匈奴人會將敵人的頭顱製作成飲酒的器具，《漢書·匈奴傳》中記載匈奴統治者與人盟約的情況：「登山，刑白馬，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酒」。斯基泰人也有用頭顱做飲器的軍事風俗，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記載。斯基泰人的做法如下：頭皮被割下後的頭顱有更加實用的價值，斯基泰人會將敵人的頭顱從眉骨、耳朵上方一線鋸開，將顱腔製作成喝酒用的碗。窮苦人家只會在「頭顱碗」的外部包裹一層牛皮使用，而富有的人則會在此基礎上將「頭顱碗」的內壁鍍上黃金。這樣的「恐怖」風俗成了匈奴人無形中對敵人施加的心理壓力，可見匈奴軍事風俗對敵人的心理戰意義。

至於匈奴單于如何訓練他的軍隊，大概是和後世的所有游牧民族一樣採用「狩獵軍事訓練」的方法。通過大規模的出獵，可以訓練戰士們包圍和攻擊獵物的技能，從而使他們能在日後將之運用到戰場上去。另一方面，游牧人對牲畜的管理和調動實際上也是一種建立優秀的指揮能力的軍事訓練，因此，匈奴的各級將領幾乎可以在每日的游牧生活中鍛鍊出指揮軍隊的技能。這又能證明軍事理論家們的那條理論的正確性，即：「凡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

關於單于訓練軍隊的方式，冒頓單于訓練親兵的故事倒是一個傳奇的例子，《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單于的鳴鏑練兵弒父必定是一個特例，但這個故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鳴鏑作為一種發號施令的特殊武器，匈奴人軍事風俗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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