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的那些事，從解剖台到分娩室

我打開屍體的胃，發現兩片還未消化的嗎啡，這說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許當時正孤身一人，手忙腳亂地抓著藥瓶。

前言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0.0012的人在36歲就患上肺癌，天才神經外科保羅·卡拉尼什是其中之一。當你讀到這篇文章時，他已經不在人世。

2013年，即將抵達人生巔峰的保羅，忽然被診斷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開始以醫生和患者的雙重身份，記錄自己的餘生，反思醫療與人性。

1

你也許會覺得，第一次解剖屍體，大概會覺得有點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覺得一切都特別正常和自然。明晃晃的手術燈，不鏽鋼的解剖台和戴著領結的教授們都帶著一種莊嚴的禮節。即便如此，從頸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難忘的。

手術刀很鋒利，感覺不是割開皮膚，只是拉開一個順滑的拉鏈，皮囊包裹之下本無從得見的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準備，你仍然會有種出其不意的感覺，羞愧與興奮並存。

屍體解剖是醫學生的重大儀式，但也侵犯了聖潔的神明，令人剎那間百感交集：嫌惡、愉悅、噁心、沮喪與敬畏。然而時日長久之後，這只不過是枯燥沉悶的課堂練習。一切都彷彿在蹺蹺板上忽高忽低，有時悲痛感傷到無以復加，有時又想些瑣碎平常的小事。

你看看你，違反著最基本的社會禁忌，但手術室里的甲醛(手術室一般需要甲醛蒸汽消毒)能讓人胃口大開，所以又特別想吃個玉米卷餅。最終，當你解剖了正中神經，把骨盆鋸成兩半，割開心臟，完成任務之後，心裡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了：侵犯聖潔的神明又如何？這就是醫學院課堂的常態啊。

很多人認為，正是屍體解剖，將有著正常人悲歡情緒與恭敬禮貌的學生，轉變成冷酷無情、傲慢自大的醫生。醫學這種「罪大惡極」的道德使命，讓我這個滿懷崇高理想的醫學院新生經歷了一個急速下墜的過程。

屍體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復甦訓練，也是我的第二次訓練。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時候，當時場面很滑稽，很不嚴肅，大家都嬉皮笑臉的。教學視頻粗製濫造，用來練習的塑料模特連手腳都沒有，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

然而，現在，這些東西我們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氣氛完全變了，人人都躍躍欲試。我不斷用手掌按壓著一個塑料小孩的胸，耳邊是同學們有一搭沒一搭的笑話，但彷彿還是聽到這個孩子的肋骨被我一個不小心弄斷了。

屍體解剖則恰恰相反。心肺復甦用的假模特，你假裝那是真的，而屍體解剖用的真屍體，你卻要假裝是假的。但第一天的時候，你完全做不到。我面對的屬於自己的那具屍體，有點發青，有點腫脹，但他曾經是個活生生的人，已經死亡，這樣的事實無可否認。一想到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將用一把鋼鋸給這男人的腦袋做個對角線平分，我就覺得良心受到深深的譴責。

這就輪到解剖學教授出場了。他們建議我們，好好看一眼屍體的臉，然後用布蓋上，這樣更容易下手。我們不斷深呼吸，眼神裡帶著認真與熱切，準備割開屍體的頭。恰好一個外科醫生過來聊天，他斜著身子，手肘就撐在屍體的臉上。他指著光溜溜的屍體軀幹上好幾處瘢痕和傷疤，為我們構建了屍體的病史。這條傷疤，來自腹股溝疝氣手術；這條是頸動脈內膜切除手術；這些瘢痕，是他不斷抓撓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有黃疸，膽紅素很高；他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的，不過沒有相關手術的傷疤，也許還沒來得及動手術就死了。

他滔滔不絕地講著，我的眼睛卻離不開他的手肘。每說一條新的醫學假設，教一點新的醫學辭彙，他的手肘就在屍體被遮住的臉上挪來挪去。我在心裡默念：臉盲症，一種神經障礙疾病，患者對人臉會失去辨別能力。很快我也會得這種病，手裡拿著鋼鋸，心裡輕鬆無比。

因為，幾個星期後，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漸消散了。我發現，跟非醫學生聊天，講有關屍體的事情時，我會強調這事有多怪異，多可怕，多荒謬可笑，好像要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看，雖然我每周六個小時都在切割屍體，但我是正常人。

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講，有一次上課，我回過身，看到一個平時用的馬克杯上都會有大團大團彩漆的女同學，正開開心心地用鎚子和鑿子鑿進一具女屍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處飛濺。我講這個故事，就是想和這樣的人劃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無處可逃。畢竟，我剛剛不是才拿一對斷線鉗拆解了一個男人的胸腔嗎？就算切的是死人，臉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你還是會感覺他們身為人的特性撲面而來。我打開屍體的胃，發現兩片還未消化的嗎啡，這說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許當時正孤身一人，手忙腳亂地抓著藥瓶。

2

當然，活著的時候，這些病人是自願免費捐獻遺體的—我們面對這些屍體，用詞也很快變成這種現實的反映。教授告訴我們，不要再「屍體屍體」地叫，最好說「捐獻者」。當然，如今的解剖課堂比過去那些黑暗的年代進步很多了。（首先，現在的學生不用像十九世紀那樣，自己帶屍體來。醫學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墳找屍體。）

然而，知道個中細節最多的人，也就是醫生們，幾乎很少捐獻自己的遺體。那捐獻者們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學教授對我說：「如果血淋淋的過程細節會讓病人不同意手術，那你一個字都不能說。」

不過這只是一個解剖學教授說的話，捐獻者們知道的信息應該還是足夠多的。不過就算他們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這些最終被解剖的人，而是他們的親屬。你想想，你的母親、你的父親、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諢的二十二歲醫學生給大卸八塊。每次我讀實驗前的計劃，看到「骨鋸」這一類的辭彙，都會想，這堂課上我是不是會最終吐出來。

然而，真正走進實驗室，我卻很少煩惱，就算髮現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鋸」不過就是一把生鏽的普通木頭鋸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離實驗室很遠，是祖母去世二十周年，我去紐約給她掃墓時的事。當時我情不自禁地彎下腰，幾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對我曾經解剖過的屍體，而是對那具屍體的孫輩。事實上，就在我們實驗的過程中，有位兒子就希望把她母親解剖到一半的屍體要回去。是的，母親是簽了同意書的，但兒子接受不了。我覺得我也和他一樣。（屍體最後還給他了。）

解剖實驗中，死者被具體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組織、神經、肌肉。第一天，你的確無法否認屍體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給他們的手腳剝了皮，割開礙事的肌肉，拿出肺臟，剖開心臟，摘除一片肺葉，你很難再說這一堆東西是「人」了。最終，你會覺得，與其說解剖實驗是對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說這是歡樂時光中一件不那麼愉快的事情。這種意識令人產生挫敗感。很偶爾地，我們可能會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屍體道歉，並非出於罪惡感，而是出於我們沒有罪惡感。

然而，這也不是簡單的罪惡。不僅屍體解剖，醫學的一切，都是對神聖的冒犯。醫生們以一切可以想像到的方式入侵人體。他們看到的，都是人們最脆弱、最恐懼、最私密的時候。他們治癒病人，護送他們重新回到滾滾紅塵，自己卻轉身離開。將屍體看作平常的物體和機器，恰恰是為了緩解人類最深的痛苦。同樣地，人類最深的痛苦，也僅僅是一種教學工具。解剖學教授大概是這種關係的最終端，然而他們仍然與屍體保持著割不斷的聯繫。

剛開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贈者橫膈膜上划了長長的一刀，就為了快點找到脾動脈，搞得在場的學監既生氣又驚駭。不是因為我破壞了重要的組織結構，沒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來的解剖，而是因為我做這一切時如此漫不經心。他臉上那種表情，那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憂傷，比任何講座都更深刻地讓我理解到醫學的真諦。我解釋說，是一個解剖學教授讓我這麼做的，學監的悲傷變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漲紅了臉，被學監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時候，這種割捨不下的聯繫要簡單很多。一次，教授給我們展示捐獻者罹患胰腺癌之後留下的滿目瘡痍，問：「這人多大年紀？」

「七十四。」我們回答。

「我也是。」他說著，放下激光筆，走開了。

醫學院的經歷，讓我加深了對意義、生命與死亡三者關係的理解，變得更為敏銳。我親眼見證了自己讀本科時寫下的那些與人性關聯的文字，在醫患關係中變成了現實。作為醫學生，我們要直面死亡與痛苦，我們以後的工作就是照顧病患，同時又暫不會感受到責任帶來的真正衝擊，這些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醫學院的頭兩年，基本就是上課、社交、學習和閱讀，就是在繼續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醫學院的第一年認識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後來的妻子），她能看透學術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她內心的愛幾乎無窮無盡，這也教會了我一些東西。

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發上，研究著心電圖的那些波動起伏，經過冥思苦想後，她正確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齊的狀況。然後她忽然明白過來了，並在一瞬間流下了眼淚：從這張不知從何而來的「練慣用」心電圖可以看出，這位病人已經不在人世了。紙上這些彎彎曲曲的線條，不只是簡單的線條，而是從心顫再到心跳停止的全過程，這些會讓看懂的人心痛落淚。

3

我第一次見證出生，也是第一次見證死亡。當時我剛剛通過醫師認證的第一階段考試，整整兩年，高強度的學習，埋在書山之中，在圖書館獨坐到深夜，在咖啡館聚精會神地看課堂筆記，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製的學習卡。而接下來的兩年，我將奔波在醫院和診所，終於可以把那些理論知識付諸實踐，去緩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關注對象，終於要變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知識了。我的實習從婦產科開始，會經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產婦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時分，我走進醫院大樓，努力回憶分娩的各個階段和相應的子宮頸擴張程度，孩子在往外鑽時各個位置的名字，反正只要關鍵時刻能派得上用場的，我都要想個遍。我這個醫學生的任務就是觀察學習，不要礙手礙腳。我的老師們，主要是那些已經讀完醫學院，並且選好專業、完成培訓的住院醫生，以及有著多年臨床經驗的護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懼如影隨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鳥撲閃著翅膀。我害怕萬一有什麼意外情況，或者誰滿懷期待地讓我自己去接生，然後我失敗了。

我來到醫生休息室，見指導我的住院醫生。走進去後，看到一個深色頭髮的年輕女人，躺在沙發上，大嚼著一塊三明治，同時一邊看電視，一邊讀著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個自我介紹。

天才醫生保羅·卡拉尼什

「哦，好，」她說，「我是梅麗莎。需要我的話，到這兒或者值班室來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個叫加西亞的病人，二十二歲，早產宮縮，懷的還是雙胞胎。其他人都還挺正常的。」

梅麗莎一邊大口咬著三明治，一邊向我簡要介紹了一下情況，信息真是很密集：雙胞胎還只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盡量幫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讓胎兒發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過二十四周，這是培養胎兒生存能力的關鍵時期，之後的每一天都會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制宮縮的藥物。這時，梅麗莎的呼機響了。

「好，」她雙腿晃蕩著從沙發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願意，就在這兒待會兒。能收到很多不錯的有線電視頻道。要麼你就跟我來。」

我跟著梅麗莎來到護士站。一面牆上全是顯示器，顯示著密密麻麻的遙測曲線。

「那是什麼？」我問。

「子宮分娩力計輸出的圖像和胎兒的心率。我帶你去看看病人。她聽不懂英語。你會說西班牙語嗎？」

我搖搖頭。梅麗莎把我帶到病房，很昏暗。准媽媽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靜，肚子上纏著各種各樣的監控帶，檢測她的宮縮情況和雙胞胎的心率，將信號傳輸到我剛才在護士站看到的屏幕上。准爸爸站在窗邊，握著妻子的手，憂慮地緊皺著眉頭。梅麗莎用西班牙語朝他們小聲說了幾句話，然後拉著我出去了。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天下太平，一切順利。梅麗莎在休息室睡著了。我努力辨認加西亞病歷上那些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跟讀天書似的。我最終還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亞，這是第二次懷孕，沒有做產前保健，也沒有醫療保險。我寫下她正在服的葯，提醒自己待會兒要去查一下。我在醫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課本，了解了一點早產的知識。早產兒如果活了下來，還是有很大概率會遭遇腦溢血和腦癱。不過，三十年前，我哥哥蘇曼早產八周，現在已經正式成為一名神經內科醫師了。

我走到護士身邊，請她教我看顯示器上那些彎彎曲曲的圖像。在我眼裡，這跟醫生寫在病例上的字一樣難以辨認，但顯然可以預測接下來是平安無事還是大難臨頭。她點點頭，開始指導我看宮縮數據和胎兒心跳對宮縮做出的反應：「這邊，仔細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來，神情非常憂慮，一言不發地站起來，衝進艾琳娜的病房，然後又衝出來，抓起電話，呼叫了梅麗莎。一分鐘後，梅麗莎趕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圖表，也衝進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後面。她打開翻蓋手機，給主治醫生打電話，連珠炮似的說著各種術語，我只能聽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況：雙胞胎情況很危險，唯一能保住的辦法，就是緊急剖腹產。

我不由自主地跟著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進了手術室。他們讓艾琳娜仰卧在手術台上，藥物注入她的血管。一個護士手忙腳亂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醫生、住院醫生和我用酒精沖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著他們迅速的動作，默默地聽著他們低聲咒罵。麻醉師給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醫生則煩躁不安。「快點，」他說，「我們時間不多，動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醫生旁邊，看他用手術刀劃開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臍下面留下一道彎彎曲曲的長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宮頂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個步驟，迅速在腦子裡搜索課本上的解剖示意圖。手術刀所到之處，皮開肉綻。醫生滿懷信心地切開韌性很足、包裹著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著用雙手掰開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樣的子宮開始出現在視野里。他把子宮也割開，一張小小的臉蛋出現了，接著又被淹沒在血泊中。醫生伸手進去，拉出一個，又拉出另一個。

兩個嬰兒渾身發紫，幾乎一動不動，雙目緊閉，像過早掉出窩的小鳥。他們的皮膚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頭，似乎不是兩個真正的孩子，更像誰信筆畫的素描。他們太小了，比醫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給在一邊待命的新生兒重症監護醫生，迅速進了新生兒重症監護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決了，手術的步調慢了下來，大家都趨於平靜，沒剛才那麼混亂了。電刀燒灼切口，止住了小規模噴濺的鮮血，皮肉燒焦的味道緩緩飄散開來。子宮縫合，縫起來的傷口如同一排牙齒，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閉合嗎？」梅麗莎說，「我最近讀到資料說不用閉合。」

「上帝造物時閉合的，不要人為去分開，」主治醫生說，「至少只能暫時分開。我喜歡把東西恢復到原來的樣子—我們還是把它縫合了吧。」

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層薄膜。不知道為什麼，我完全錯過了剛才腹膜被切開的過程，現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裡。在我眼裡，這傷口就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組織，然而在外科醫生看來，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塊未經雕琢的大理石。

梅麗莎要了腹膜縫線，把鉗子伸進傷口，扯出肌肉和組織之間一層透明的組織。突然間，腹膜和上面的大洞就這樣清晰地展現在我的眼前。她縫合了腹膜，繼續處理肌肉和筋膜，把它們用一根粗針和套環縫法縫合起來。主治醫生走了。最後，皮膚也做了縫合處理。梅麗莎問我想不想來縫最後兩針。

我顫抖著雙手，將針穿過皮下組織。拉緊縫線時，我看到針有微微的彎曲。皮膚被扯到一邊，一團脂肪擠了出來。梅麗莎嘆了口氣。「不平整，」她說，「你弄到皮層了—看到這條薄薄的白色東西沒？」

我看到了。看來亟待訓練的不僅是我的頭腦，還有雙眼。

「剪刀！」梅麗莎剪開我笨手笨腳打的結，重新縫合了傷口，貼上帶有傷口敷料的膠貼。病人被帶去了康復病房。

梅麗莎之前跟我講過，在子宮內存活到二十四周，是培養胎兒生存能力的關鍵。雙胞胎堅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們的器官已經形成，但也許還不足以負擔起維持生命的責任。他們本應該再在子宮的保護下安穩地發育將近四個月，接受臍帶運送來的含氧血和營養素。現在，他們必須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氣，而小小的肺還無法進行複雜的擴張和氣體轉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兒重症監護室去看他們，兩個雙胞胎各自待在一個透明的塑料保溫箱中，周圍巨大的機器嘟嘟響著，顯得他們那麼小，幾乎淹沒在纏繞糾結的線和管子里。保溫箱邊上開了個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進去輕輕摸摸他們的腿或者胳膊。對於小寶貝們來說，這種來自真人的觸碰，是生死攸關的。

太陽升起，我的輪班結束了。我可以回家了，但雙胞胎被從子宮中取出的畫面讓我難以成眠。我感覺自己也有點像一個未發育完全的肺臟，還沒做好維繫生命的準備。

4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給一個新的准媽媽。大家都覺得這個孕婦沒什麼問題。一切都按常規來，而且今天剛好就是她確定的預產期。我和護士一起跟進這個媽媽四平八穩的生產過程，宮縮頻率穩定上升。護士不時報告子宮頸張開的狀況，從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現在可以開始了。」護士轉身看著我，「別擔心，快生了我們呼你。」

我在醫生休息室找到梅麗莎，過了一會兒，婦產團隊被召集到產房：要生了。梅麗莎在門外遞給我一件長大褂、一雙手套和一雙很長的靴套。

「很髒的。」她說。

我們走進產房，我一直有點尷尬地站在旁邊，直到梅麗莎把我推到產婦的兩腿之間，主治醫生的前面。

「使勁！」護士鼓勵產婦，「再來一遍，就像剛才那樣，不過不要尖叫了。」

尖叫當然停不下來，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體也隨著尖叫一起噴薄而出。清晰整齊的醫學圖表完全無法表現自然的天性，不僅尖牙利爪會見血，生命的誕生也是一樣。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病房裡真刀真槍地學做醫生，和在教室里做醫學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

讀書和做選擇題，完全不像身負重任採取行動。你也許很明白，自己要頭腦清醒，往外拉孩子的頭，好讓肩膀一起出來，但真正幹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萬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腦子裡響起一聲咆哮：那會造成無可挽回的神經損傷！）產婦每使勁一次，寶寶的頭就出現一點，但歇口氣的間隙，又縮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縮回兩步。我等待著。

人類的大腦承擔了這個生物體最基礎的任務，而生育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就是這樣的大腦，想出了陣痛和分娩部門、子宮分娩和心率監測、硬脊膜外麻醉和緊急剖腹產這樣的主意；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大腦，以上這些都有必要進行。

我一動不動地站著，不確定該幹些什麼。主治醫生口頭指導我，伸手抓住露出的頭，接著產婦再次使勁時，我輕輕扶住寶寶慢慢鑽出來的肩膀。是個個頭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渾身濕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兩個小鳥一樣的寶寶的三倍大。梅麗莎夾住臍帶，我伸手剪斷。

寶寶睜開眼睛，張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會兒，感覺到她實實在在的存在，接著把她抱給護士。護士把她抱到媽媽身邊。

我走到等候室，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產婦的家人。聚集在那兒的一大家子，十幾口人，全都歡呼雀躍，一陣紛亂的握手和互相擁抱。我就像個偉大的先知，從山頂帶回新契約的歡樂消息！

生產帶來的一切骯髒與混亂消失了。站在這裡的我，剛剛抱過這個家庭的最新成員。她是這個男人的侄女，那個女孩的表妹。

回到產房，我興高采烈地跑到梅麗莎身邊。

「嘿，昨晚的雙胞胎怎麼樣了，你知道嗎？」我問。

她的臉色瞬間黯淡下來。昨天下午A寶寶去世了，B寶寶堅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在我接生剛才那個寶寶的時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滿腦子都是塞繆爾·貝克特的隱喻，正與這對走到生命盡頭的雙胞胎相合：「有一天我們誕生，有一天我們死去，同樣的一天，同樣的一秒鐘……他們讓新的生命誕生在墳墓上，光明只閃現了一剎那，跟著又是黑夜。」我現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邊，他的工具是醫用的鉗子。這些生命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說，「很多母親胎死腹中，還是要經歷分娩和生產。你想像得到嗎？這些人至少還有過希望。」

就像火柴閃動微光，卻沒有燃燒起來。543號病房裡，母親在飲泣，父親眼眶通紅，淚水默默滑落：這真是和那邊的歡樂形成鮮明對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麼不公平，令人無法忍受……你能去勸他們什麼呢？你能說得出什麼安慰的話呢？

「緊急剖腹產是正確的選擇嗎？」我問。

「絕對是，」她說，「是他們唯一的機會。」

「如果不做，有什麼後果？」

「他們會死。胎心追蹤的圖表顯示，胎兒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臍帶出了什麼問題，還是其他地方出現了很糟糕的情況。」

「但你怎麼知道追蹤圖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個更糟糕？」

「要自己判斷了。」

這個判斷也太難了。我這小半輩子，最艱難的決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醬還是魯賓蘸醬。而這樣的判斷，我什麼時候才能做，又怎麼可能安心做呢？醫學實踐方面，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但在生與死懸而未決之時，單憑這些知識夠嗎？光靠腦子聰明顯然行不通，道義上也需要明確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須堅信，這個過程中，我收穫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智慧。畢竟，一天前我剛剛邁入醫院大門時，生與死還不過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現在，我已經近距離地直面二者。也許貝克特筆下的波卓說得對，生命就是轉瞬即逝，太短暫，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須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過程中。我就是拿著鉗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婦產科的輪轉結束了，立刻就轉到腫瘤外科。同期的醫學生瑪麗和我一起輪班。輪班了幾個星期，在一個無眠的夜晚之後，她被分配去協助一台「惠普爾手術」。這是很複雜的手術，需要調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這種手術里，醫學生一般都要連續站上九個小時，通常只是旁觀，頂多幫忙拉拉勾。被選中去協助這種手術，是醫學生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過程極度複雜，能夠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總醫生的級別。但這也是會累垮人的手術，是對普外科醫生技能的終極測試。手術開始後十五分鐘，我看到瑪麗站在走廊里哭。惠普爾手術開始時，醫生要從小小的切口放進一個小小的攝像頭，看有沒有轉移瘤。因為如果癌細胞大面積擴散，那手術就沒用了，需要取消。瑪麗站在手術室里，想著要站上整整九個小時，心裡一直在默默地祈禱：「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轉移啊。」的確有。病人被重新縫合，手術取消。瑪麗先是鬆了口氣，接著心靈就不斷被愧疚侵蝕，越來越深，痛苦不堪。瑪麗衝出手術室，她需要一個傾訴的對象，而我恰好出現在那裡。

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與意義的問題，那些所有人在某個時候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通常都發生在醫院裡。當一個人真正遇到這些問題，這就變成了實踐，有著哲學和生物學上的雙重意義。人類是生命體，遵循自然法則，很遺憾的是，這些法則就包括一條：熵總是在增大的，生命是無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順序打亂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陳代謝，而死亡，就是新陳代謝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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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磨鐵圖書《當呼吸化為空氣》，網易人間已獲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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