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 袁世凱為什麼要下令槍斃王治馨呢

1914年6月5日，袁世凱簽署公布了《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其中三條規定得極為嚴格：第二條，枉法贓至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編者註：執法者曲解或破壞法律稱「枉法」，貪污受賄或盜竊所得稱「贓」;據研究，民初銀元一元，購買力相當於今人民幣300-400元);第三條，不枉法贓至一千元以上者處無期徒刑;第四條，卷攜公款潛逃至五千元以上者處死刑。同時規定，本條例實行之期為三年。(《公布官吏犯贓治罪條例令》，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7卷，第44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四個月之後，他就下令槍斃了高官王治馨。

原是袁世凱嫡系，王治馨字奇裁，山東萊陽人，1868年生。副榜(編者註：科舉時代會試或鄉試取士，除正榜外另取若干名，列為副榜)出身。清末在袁世凱手下當差，1900年保舉知州。不久，袁世凱調任直隸總督，命趙秉鈞創辦巡警，王治馨亦投身警界，攀附上趙秉鈞，受到重用。後調奉天，任巡警局總辦。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對他也很賞識。在奉天時，據說他手面闊綽，莫與倫比。其屬僚大多為新進少年，狂嫖浪賭，任性妄為，他不能抑制，還跟著摻和。民國以後歷官內務次長、京師警察廳總監。1913年9月，調任順天府。

在順天府尹任內，王治馨「無惡不作，引用一群小人為爪牙，為心腹，如秘書潘毓桂、庶務科員史久延二人，倚勢為惡尤甚。在外招人買缺買差，從中染指。順屬二十四縣已賣去二十二缺。凡一缺之價值須五六千元之巨，凡公署內科員科長之差，署外各局所差，亦賣去一半。以至聲名狼藉，怨聲載道，潘、史二人有內外兩櫃之稱。」(景岱：《書林拾貝》)外間遍傳他在這一任內至少得贓款七八萬元。但他在軍警界很有勢力，而又「狡甚，行隱跡晦」，兼有內務總長趙秉鈞庇護，「故久不敗。」(袁克文：《辛丙秘苑》，第6頁，上海書店，2000)1914年2月27日趙秉鈞死後，袁世凱以其聲名惡劣，將其免職，任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閑職。

拘押王治馨，負責糾舉違法瀆職官員的肅政廳聽說王治馨有問題，派人秘密調查。不久，代理都肅政史夏壽康和肅政史江紹傑、張超南、周登皥聯名糾彈王治馨前在順天府府尹任內，委署各縣知事，幾至無缺不賣，並有藉案乾沒(編者註：侵吞他人財物)婪索(編者註：憑藉權勢向人索取財物)情事，贓款累累，竟至數萬之多，提出亟應從嚴究辦。

6月27日，袁世凱下令，解去王治馨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本職，交步軍統領(掌管京師守衛巡警的長官)看管，由平政院(編者註：當時法院組織系統的一部分，主管行政訴訟，負責察理行政官吏之違法不正行為，就行政訴訟及糾彈事件行使審判權)按照所揭各款，嚴行審理。(《袁世凱全集》第27卷，第247頁)步軍統領遂將王治馨、潘毓桂二人先行拿獲拘押，順天府亦將與他們有關係的人及嫌疑人陸續拿到，拘押於宛平縣署之內，聽候平政院提訊。案內要犯惟史久延逃脫。

平政院審訊後，「王治馨仍恃金錢之力，派人各處運動要人，希圖脫罪。」8月長江巡閱使張勳進京，又運動張勳在袁世凱面前求情赦免。張勳為其「屢次哀懇，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景岱：《書林拾貝》)其他與王治馨有交誼的權勢人物如內史監阮忠樞、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步軍統領江朝宗、督理湖北軍務段芝貴等十數人，均曾跪求於袁世凱之前，「或請褫勛為贖，或請罷職為贖」。袁世凱笑道：「王治馨乃小站舊吏，予必有以處置。」8月18日，根據平政院院長周樹模呈請，袁世凱下令將王治馨褫職，並將行賄舞弊的岳魁、潘毓桂、王丙彝等，一併交由司法部，轉飭檢察廳，依法辦理。

首個被槍斃的省級大員，10月21日，司法部呈報，大理院「判決王治馨於委任岳魁署理昌平縣知事，枉法得贓逾貫之所為，應照《官吏犯贓治罪條例》第二條處以死刑」。這裡所說「枉法得贓逾貫」，即得贓超過一千元，就是王治馨被判決死刑的主要罪狀，外間傳說的七八萬元和肅政史一開始所講的數萬元基本上都未落實。但袁世凱仍據此批令：王治馨著即依法立予槍斃;潘毓桂詐欺取財，處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全部終身;岳魁行求賄賂，處徒刑五年零六個月，褫奪公權全部八年。(《政府公報·命令》1914年10月23日)不論納賄行賄，俱都判刑。

10月23日，袁世凱指令總檢察廳長羅文干會同步軍統領江朝宗監視行刑。江朝宗哭著哀求，袁世凱對他說：「王治馨不殺，予何以行令!爾監決，詰旦復命勿違勿緩。」江朝宗只好忍痛將王治馨槍斃。民國初年槍斃的省部級腐敗大員，王治馨是第一個。此舉受到人民稱讚。著名記者黃遠庸在報道中寫道：王治馨被捕審理後，「北京各報大多數以一律最大之字恭刊此項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蓋誠民國成立以來痛快人心之創舉也。」另有人寫道：「凡聞王治馨飲彈而死者，莫不大快於心。」

殺人滅口?而國民黨的要人張繼卻持有不同見解，他始終懷疑袁世凱槍斃得贓僅一千多元的王治馨，與1913年3月20日刺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案有關，說王治馨「好言不謹，袁氏疑之，殺人滅口也。」(張國淦：《近代史片斷的記錄》，《近代史資料》總37號，第160頁)原來宋教仁被刺身死後，北京的國民黨人在湖廣會館召開追悼大會，要求國務總理趙秉鈞到會，趙秉鈞未去，派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為代表前往。黨員群起質問。王治馨在會上說：「趙(秉鈞)、宋(教仁)因政黨內閣問題，頗有密切關係。自宋被刺後，獲犯應桂馨，搜出證據，牽涉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應、洪又有密切關係。因此，袁總統不免疑趙，而趙以洪時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趙與袁面談，彼此始坦然無疑。惟袁謂：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袁答謂：反對者既為政黨，則非一二人，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合雲。現宋果被刺死，難保非洪藉此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極力拿治，以對死者。」

次日，袁世凱從報紙上看到王治馨的答詞非常氣憤，說：「措詞太不檢點，王治馨可惡!趙總理何以任其亂說，說後若無事然，並不聲明更正。」(張國淦：《近代史片斷的記錄》，《近代史資料》總37號，第159頁)有的學者也據此認為王治馨出賣了袁世凱，袁世凱將其槍斃摻雜了很多私人恩怨因素，或是別有用心。

王治馨的話，確實讓人對兇殺案的主謀者進行猜測。但王治馨說袁世凱並不同意洪述祖提出的「收拾一二人」辦法，指出「實屬不合」，已經將袁世凱開脫出來。故袁世凱雖然非常氣憤，也不過認為王治馨「措詞太不檢點」而已。若僅憑這一點就斷定袁世凱下令槍斃王治馨是進行報復或殺人滅口，恐怕有些武斷。

袁世凱想在開創時代就杜絕貪腐，條例並非針對個人，應該看到，袁世凱制定《官吏犯贓治罪條例》的本意，是防止全國大小官吏貪贓枉法，並非專對王治馨個人。對其他贓官，袁世凱照樣加以嚴處。如同年9月17日，他就下令將枉法得贓二千五百元以上的霸縣知事劉鼎錫槍斃。1915年2月8日，宣告辦理清鄉、遇事婪索贓款的廣東陸軍步兵第二團團長蘇汝森死刑，即日執行。同年4月9日，下令緝拿貪官陝西前任財政司長張益謙;批令通緝被控貪贓的湖南常寧縣知事劉錫珍。王治馨之所以成為民國初年首個被槍斃的高官，只是因為他自認為在軍警界頗有勢力，又有強大的後台趙秉鈞庇護，肆意妄為，聲名惡劣，在眾目睽睽的首都北京，很快為肅政史和袁世凱所得知。大理院根據《官吏犯贓治罪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判決王治馨死刑沒有錯，袁世凱下令槍斃王治馨也是以該條例為據，與私人恩怨無關。

在槍斃王治馨的第二天，袁世凱頒發了一道命令，首先說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尚稱得力。民國成立，歷官內務次長、巡警總監，亦有微勞。不意在順天府尹任內，改行易操，竟有鬻官納賄情事。其罪既無可宥，未便因其前功足錄(編者註：值得記上一筆)，致使國家法律屈而不伸。繼而指出：京內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恐怕還有，「毖後懲前，不可不引為大戒。須知國家之敗由於官邪，賄賂公行，闒茸(編者註：音踏榮，低劣無能之輩)競進，國無不亂。」「如果政以賄成，官以利市，不特薰蕕(編者註：音熏猶，香草和臭草)莫辨，曲直混淆，庶政因之墮壞，且長官取諸屬吏，即使為數無幾，而屬吏之倍蓰(編者註：音背西，數倍)取償於人民者，其受害奚啻數十百家。痛苦之深，何堪言喻。……此等枉法婪贓，比諸盜賊殺人劫財，殆有過之。……現今國勢艱危，果令上下一心，孜孜求治，猶慮不足圖存。設再貪濁成風，其何以國。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編者註：各得其所)，國之肥也。』而小廉必自大法始。凡爾有位，其共勉之。」

從這道命令中不難看出，袁世凱是希望吏治廉潔的。在他看來，賄賂公行，政以賄成，官以利市，貪濁成風，國家就要動亂，就要滅亡。那些枉法婪贓的官員對人民所造成的危害，超過了殺人劫財的盜賊。因此，必須按律嚴懲。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官吏貪贓枉法，使國家安定。

為何《條例》規定特別嚴苛?比照刑法，《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對贓官處置的規定要嚴苛得多。對此，袁世凱有其獨特的認識。1914年7月7日，他在送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追認該條例的咨文中有個說明：「竊以為，當此廉恥道喪、綱紀蕩然，非法子產之猛，諸葛之嚴，斷不足以激濁揚清，而使僚屬有所懲勸。若於官吏犯贓之案件，而僅照刑律治罪之條文，則不肖官吏，必不免狎而玩之，馴至毫無忌憚，勢必妨及公安。此本大總統度勢審時，所以有《官吏犯贓治罪條例》之發布也。」或以為本條例規定未免過於嚴重。「殊不知法律本無寬嚴輕重之別，純以適於國家現情與否為斷。共和成立以來，仕途之龐，流品之雜，殃民蠹國，弊曷勝窮。今雖次第考核，甄別去留，吏治可望漸有起色。然既處積重難返之勢，恐不免有陽奉陰違之徒。若非嚴刑峻罰以繩，其後吏治安有廓清整肅之時。此本條例之規定所以較現行刑律為嚴重也。」況與前清律例枉法贓至八十兩、不枉法贓至一百二十兩俱絞監候相比，本條例之規定並不為重為嚴。「且本條例之如此規定者，原屬刑期無刑、辟以止辟(編者註：指用刑於一人之身，即可使他人畏懼而停止犯罪行為，從而達到不再用刑的目的)之意。故其施行之限，僅期三年。此殆為開創時代權設之制。」

袁世凱認為，立法不重不嚴，不足以激濁揚清，使官吏有所懲勸。條例是根據民國初年的實際狀況制定的，目的是為了廓清吏治，規定刑律是希望防止刑事案件的發生，設立死罪是為了教育人們防止犯下被殺的罪行。此乃開創時代臨時設立的制度，所以規定執行時間為三年。由此可見，其主觀願望是想在開創時代就使吏治廉潔，杜絕貪腐。

民初政府的廉政措施，這種願望除前述之外，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不準官吏及其家族直接或間接接受任何饋贈。1913年1月9日公布的《官吏服務令》第十六條規定：凡官吏有統屬無論涉及職務與否，不得饋受財物。其因家族或用別項名義及其他方法間接饋受者，亦同。第十九條規定：他人對於官吏所辦事件有饋遺者，無論用何名稱，均不得領受其二，只要「犯贓」被發覺，不管是退職、在任，還是轉任、升任，均一律追究。1914年11月12日所公布的《官吏犯贓治罪法執行令》第一條規定：在任時犯本法之罪，於去任後發覺者，以現任論;在本任時犯本法之罪，於轉任或升任後發覺者，亦以在本任論其三，官員庇護屬吏要受嚴懲。1914年11月17日，袁世凱諭令政事堂電告黑龍江巡按使朱慶瀾，「如屬吏有違法之事，應指名糾參，以期弊絕風清。倘或瞻徇(編者註：徇顧私情)情面庇護，一經發覺，予以應得重咎，斷不能以失察二字蔽辜。」

其四，告誡各級官員戒奢靡。1915年3月30日，袁世凱申令告誡各級官員：戒偷惰，戒瞻徇，戒奢靡，戒嬉戲。其中戒奢靡寫道：「國用浩繁，財政支絀。所有文武官俸，非出之於水深火熱之民生，即挹之於剜肉補創之國債。……稍有天良，顧忍以奇痛之金錢，供無名之揮霍乎。近有藉口進化，務為虛靡，一餐之費至數十金，一日之劇至數千金。祿不足給，勢須改操，假公濟私，何所不至。蓋奢侈雖為私德之失，其流毒足以盪公德而無遺。既失之奢，必敗於貪，此是相因之勢。前清之亡，由於在位者用財無節，寵賂滋章，鬻爵於朝，伏戎於莽，百事敗壞，顛覆隨之。殷鑒不遠，匪細故也。」

其五，嚴格規定出差旅費。1915年4月19日經袁世凱批准，公布了財政部擬訂的官吏出差旅費規則。主要規定有：第三條：旅費分舟車費、膳宿費、電報費、雜費。第四條：舟車費，簡任以上各職得開支頭等票價。第五條：膳宿費及雜費應合并計算。特任職每日至多不得逾六元，簡任職不得逾四元，薦任職以下不得逾三元(特任，文官的最高職級，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特令任命，如政府部長、駐外大使等;簡任，文官的第二級，由政府在合格人員中遴選任用;薦任，文官的第三級，由機關首長舉薦，呈請中央政府任用的官長)。膳宿費及雜費各佔全數之半。

第六條：電報費核實開支，但關係私事者不得計入。第七條：在奉差地點，除支膳宿費及雜費外，不另支舟車費。第八條：出差人員隨帶僕從，特任職以三人為限，簡任職以二人為限，薦任職以下以一人為限。所需舟車費應按三等票價支給。交通不便地方，除水程不另支費外，旱道每人每日不得逾一元，膳宿費及雜費合并計算，每人每日不得逾半元。

第九條：官吏差竣，應造具旅費支出計算書，連同證憑單據送審計院審查。第十條：官吏於俸給外，業已定有公費者，因公出差，不再支給旅費。但系特別差務，不在此例。(《批財政部呈擬官吏出差旅費規則繕具清單呈請鑒核文》，《袁世凱全集》第31卷，第160-161頁)這些規定極其具體明確，有最高限額，誰也別想搞特權，揮霍國家錢財，浮報冒領。不論袁世凱在清末和民國後其他方面的表現如何，他當上總統以後，是希望吏治廉潔、反對腐敗的，而且態度還相當堅決。只是《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僅僅執行一年多，他就搞起帝制自為，在國人的強烈反對下，憂憤而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