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巴黎「最值得期待的展覽」：有關西藏，有關時代

上世紀80年代，高波在西藏

「有人問過我選擇去西藏的理由，我實在記不得了，就突然想起來那時我喜歡看西部電影，牛仔，就這麼簡單，於是我就跑過去弄個牛仔帽騎在馬上，就是小男生想當牛仔的情結。」

如今，高波這樣輕描淡寫地回憶起去西藏的原因。30年前，這個為了尋找意義而啟程的年輕人不會想到，他隨手拍下的西藏會在30年後驚艷歐美藝術圈。

他也即將成為第一位在法國巴黎的歐洲攝影博物館（LA MEP）舉辦大型個展的中國藝術家。

高波（波木）

高波的展覽在法國引起了如此高的關註：1月6號出版的法國費加羅報上，將之評為2017年巴黎最值得期待的展覽...... 這個展覽也是館方第一次為中國藝術家舉辦大型個展。

館方將為其提供五個展廳中的三個最主要的展廳，展覽也是歐洲攝影博物館歷史上首次在戶外展出作品。

展品包括影像及影像裝置和行為藝術作品。展覽題為: GAO BO 高波|謹獻 LesOFFRANDES (THE OFFERINGS)，分為四個部分:《獻曼達》;《獻給蕃巴》;《獻給消失的面孔》;《獻給我的母親》。

展覽將從2017年2月7日到4月9日持續兩個月。

在圈子外，知道高波的人寥寥無幾。不少人對於高波的第一印象就是吳文光拍攝的《流浪北京》中那個蓄長發、留長須的「盲流」了。「盲流」是世俗的說法，如果文雅一些應該是「自由職業者」。這段經歷與西藏緊密相關。

30多年來,高波的作品不斷游離在攝影、裝置以及行為藝術之間。1985年，他在首次西藏之行中完成了一組充滿古典主義而又令人稱奇的系列肖像作品，這也令他找到自己的藝術使命。

《流浪北京》中的高波

故事要從高波還在清華念藝術的時候說起。高波雖是美術科班出身，卻對攝影生髮了濃烈的興趣。假期甚至是學院組織採風的時候，別的同學都背著畫板寫生，只有高波帶著借來的相機拍下路上偶遇的人文風景。

在那個畢業生還包分配的年代，等到快要畢業的時候，大部分學生只是坐等分配結果，但是高波卻不願意就這樣「服從命運的安排」。

高波與其老師吳冠中

吳冠中曾為高波拍攝的畫冊做前言

「當時我就覺得一個人要有理想，要有信念，要有夢想，不想被安排一個固定的工作。」

就是這樣，高波決定畢業後放棄分配的工作，成了當時最早的一批「盲流」，同時開啟了「雲遊」模式。

「我覺得拍照是借口，實際上更多的是體驗和思考。那個年代的人做點什麼，好像總需要一個對的理由；去那裡雲遊，不幹點什麼不等於是浪費青春嘛，於是就以攝影為理由吧！」

1987年，高波行至阿里

1987年，畢業證書還沒發，高波就一個人去了西藏。那時只有一條主要公路進藏，就是青藏線。在西藏，高波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路上，只拿著地圖就去了珠峰、納木措、藏北阿里無人區……沒有公路的地方就徒步進去。一路孤旅，風餐露宿。

高波作品曾登攝影家雜誌封面

「西藏我去了很多次，1987-1990那三年雲遊之間我在西藏待了六個月，也就是說西藏的比例很大。有人問過我選擇去西藏的理由，我實在記不得了，就突然想起來那時我喜歡看西部電影，牛仔，就這麼簡單，於是我就跑過去弄個牛仔帽騎在馬上，就是小男生想當牛仔的情結。」

在對異域的好奇表面之下,埋藏著一種深層次的關聯。1980至1990十年里,高波數次返藏,將延續千年的佛教禮儀、充滿靈性與信仰的民眾日常,以不朽地方式定格於崇山峻岭之中。

拍攝人像

無論是人物、景色或拉薩小街、生活軼事，高波取景伴隨著敬意、精緻以及恰當的距離，表達著自己對於西藏的敏感情愫。

在1985到1995的十年西藏雲遊中，高波拍攝了100多卷135黑白膠捲，與那些潛心西藏攝影的攝影家相較，數量不算多，這些照片並沒有大肆出版成冊，大多數也沒有公佈於眾，這些藏地人文風貌就這樣塵封在了底片中。

直到20年後的夏天，高波背著這些照片再一次回到藏地，決定將自己80年代拍攝的西藏拿出來，不僅是自己的再品讀，也想讓當下漸有浮躁的人們感受當時的純粹。

深受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的理念以及老子的道家思想的影響，高波在攝影實踐中察覺到攝影的局限性，於是開始對自身作品進行質疑和再創造。他把早前在西藏旅行期間的攝影作品作為素材，用墨和顏料（甚至自己的血液）在素材表面進行二度創作。這些年下來,藝術家對照片的干預越來越「極端」，更像是一種行為藝術，比如用黑色將巨幅攝影作品覆蓋，或燒掉死刑犯的肖像用來收集其灰燼。事實上,高波在不斷擴展攝影媒介的疆域，通過對這種邊界的破壞來質詢消亡、探問痕迹、去尋找並實現新的可能。

《西藏攝影1985—1995》

在高波之後的幾次的國外個展中，「西藏」總是作為很重要的一個版塊被展示，這些關於近30年前藏地的細節被高波用一種極為當代的方式重新闡釋，廣受關注。

照片因年代久遠而留下的劃痕和灰塵被刻意保留。

在高波最新的《西藏攝影1985—1995》影冊中，國際著名評論家兼策展人，西班牙馬德里國際攝影節創始人主席亞歷山大?卡斯特略特專門為此撰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到：「高波的所有作品都是一次輪迴的旅程，是周而復始的輪迴……」

高波自述（節選）

來源：雅昌藝術網

西藏我去了很多次，1987-1990那三年雲遊之間我在西藏待了六個月，也就是說西藏的比例很大。有人問過我選擇去西藏的理由，我實在記不得了，就突然想起來那時我喜歡看西部電影，牛仔，就這麼簡單，於是我就跑過去弄個牛仔帽騎在馬上，就是小男生想當牛仔的情結。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沒有崇高的理由，我拒絕崇高。包括責任感，這些都沒有。我這個人是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遠大理想，就是混，一直在迷失的狀態里，但我覺得這個狀態沒有什麼不好的，到今天為止我還不一樣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

我只是更想貼近真實。但人只要一貼近真實，就容易產生負面的效果，會引發許多思考，比如社會結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思考人性，甚至是性本身。如果認真的往下想，都會是「負面」的。

我覺得之所以藝術還暫時苟延殘喘，它的理由是什麼呢?為什麼我們還需要藝術家?我覺得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就是還需要有人去當替死鬼，不然這個世界人人都活的很精彩，那這個世界也太虛假了，所以每個時代都需要有這樣的人，說難聽點是替死鬼，說好聽了叫殉道者。藝術家不充當這個角色誰來充當呢?如果所有的藝術家都削尖了腦袋往畫廊裡面鑽想賣個好價的，有意義嗎?

我那時說我們看似到達了一個藝術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在中國，這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個選擇，就是「你是否要利用這個黃金時代」?對我來講如果要利用，那就要把自己賣出去，但做藝術、我自己把玩的作品是我唯一能信任的東西，連這個都賣了，那我這個人還剩下什麼呢?那就沒有什麼是不可以變賣的了。所以我就覺得算了，不弄了，混到那個圈子的就一定是想混得有聲有色的，不然卷進去幹什麼呢?如此這般就得追隨那個時代特殊的需求，我就想我干點別的不也行嗎?不就是賺錢嘛，要賺錢的話拐那麼大個彎幹什麼呀?我這個人很直接，拐彎對我來說很累，要猜、要琢磨、要分析。所以我用我的手藝(私建築設計)賺錢就好了，何必非要用作品。

我有一句話特別自大矯情(prétentieux)的話；我說，錢買不了我，我可以買錢。

每一次也都是一次冒險，而且對於我來說每一次的結束也都是新的開始。我特別喜歡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那首長詩《四個四重奏》，它裡面說「結束就是我的開始」，我特別理解、感同身受。做藝術不冒險哪還有樂趣啊?每一張作品一出手就知道能賣多少錢有意思嗎?一點意義都沒有。自己還有勁頭去幹嗎?不會有的。所以我說藝術的存在就是依託於我們這種做創作的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有兩個東西，一個是冒險，一個是犧牲，這是最重要的。我舉個例子，當時我在巴黎做展覽，我那個時期的經典攝影，我暫且這麼叫它，或者稱為純攝影，那時在法國勢頭好的很，我的收藏家在法國有一大批，法國的粉絲也比中國多多了;然後有一天我突然就厭倦了，覺得沒有意義。我說了一句簡單的話，我在這條路上做到最好充其量就是一群好攝影家中間的其中之一。當時我就決定不弄了，沒意義，所有人都不理解。我開始變，開始銷毀我的底片或者在底片上亂塗亂畫，有時我就把底片放在地上一通亂踹，踹完拿起來一看，太棒了!但這種東西一出來，我所有的藏家和經營我作品的畫廊還有批評家都替我擔憂，說這樣的東西有一點兒來路不明，表示不看好。他們說你幹嘛毀自己呢?當時我也沒辦法說清楚為什麼。因為這個就像你說的，我們就是「不靠譜」。所以你說這時畫廊怎麼跟你經營，本來賣得很好的突然一下都跟你拜拜了。他們都覺得裡面有問題，而這卻恰恰是我繼續的理由，所以我說否定就是最崇高的肯定，就是永遠要不斷地否定自己。

因為你能夠看得見自己的路在哪，你不能裝瞎，你要知道自己的空間在哪，哪裡還有一個空地兒留給你，這是人人都看得見的，那個地方可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看你願不願意去，你走過去，就掉到深淵裡。

藝術家簡介 |高波

1964年出生於四川。1983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附中，198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之後在圓明園附近開始獨立藝術家的「北漂」生活，這段經歷曾被吳文光執導的紀錄片《流浪北京》記錄下來。這期間他完成了著名的西藏系列黑白攝影。1990年旅居法國，簽約法國VU視覺圖片社和VU畫廊。2009年重新回到北京工作室開始了以影像媒介、綜合材料、新媒體作為主要材料的有機藝術，綜合材料和戲劇現成品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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