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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逾越文體界限的精神敘事

逾越文體界限的精神敘事


——李永剛長篇小說《我的萊伊拉》同期評論


王春林

王春林:逾越文體界限的精神敘事



立足現在遙想人類初民階段的文學創作,應該說完全是混沌一片,根本就談不上詩歌、小說、散文、非虛構文學以及戲劇諸如此類所謂文學文體的分類與界定。文學文體的分類,各類文體不同特性的形成,乃是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的產物。甚至,更嚴格地說來,我們現在所有關於文學文體分類的理念與知識,都可以被看作是現代性的產物。需要注意的是,文學文體的分類及其特性生成之後,反而變成了對作家創作自由度的某種約束或者桎梏,使得作家似乎只能在給定的文體特性範圍內盡情展示自己的文學才能。


比如,詩歌必須是分行排列的,只應該遵循某種情緒性邏輯。再比如,非虛構文學無論如何都不允許存在對於相關人物以及基本事實的虛構。而關於小說,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實際上也已經形成了各種可謂眾說紛紜的理解與界定。

但在這諸多關於小說文體的學說中,我以為,美國現代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


「『小說』現在用來表示種類繁多的作品,其唯一的共同特性是它們都是延伸了的,用散文體寫成的虛構故事。作為延伸的敘事文,小說既不同於『短篇小說』,也相異於篇幅適中的『中篇小說』。它的龐大篇幅使它比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學形式要有更多的人物,更複雜的情節,更寬闊的環境和對人物性格的更持續、更細微的探究。作為散文體敘事文,小說不同於喬叟、斯賓塞和彌爾頓用韻文體寫成的長篇敘事文。小說從十八世紀開始逐漸取代了韻文體敘事文。」「在大多數歐洲語言里,『小說』是用(『roman』)表示的。這個詞源自中世紀的『傳奇』。其英文名稱衍生於義大利語(意思是『小巧新穎之物』)——一種用散文體寫成的小故事。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流行韻文體『故事』集。故事的題材時而嚴肅、時而譏諷。」「小說的另一個最初模式是興起於十六世紀的西班牙的流浪漢敘事文。不過,流浪漢敘事文最受歡迎的作品卻是法國人勒薩日寫的《吉爾·布拉斯》。「Picaro」是西班牙語,意思是『流氓』。典型的流浪漢敘事文的主題是一個放蕩不羈的流氓的所作所為。這個流氓靠自己的機智度日,他的性格在漫長的冒險生涯里幾乎毫無改變。流浪漢敘事文的手法是寫實的,結構是插曲式的(與單線持續發展的『情節』不同),往往還帶有嘲諷的目的。這類敘事文在許多近代小說里依然可以見到。」


認真細緻地辨析艾布拉姆斯的以上觀點,大約有這樣幾點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其一,艾布拉姆斯在這裡討論的其實是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在英文里被寫作「Novel」。正因為如此,所以艾氏才會把他所說的「小說」與中短篇小說特意區別開來。然而,儘管他的討論對象是長篇小說,但他所提煉概括出的人物、情節與環境,卻都是小說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只是長篇小說需要具備這些要素,而且,中短篇小說也一樣需要具備這些要素。其二,艾氏認為,小說乃是一種典型不過的敘事文體。其三,艾氏鄭重地提及了對於小說寫作而言特別重要的兩個關鍵問題,在總體強調小說虛構特性的同時,也通過對「小說的另一個最初模式」也即「興起於十六世紀的西班牙的流浪漢敘事文」的探討,提出了小說文體應該具備的寫實性特徵。


九九歸一,艾布拉姆斯在這裡提出的,可以說是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文體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的文體特性。概括言之,也就是人物、情節、敘事、虛構、紀實以及環境這樣的六大要素。聯繫中國當下時代小說創作的事實,我們進一步認為,艾氏所強調的六大要素中,最起碼前面的四種,也即人物、情節、敘事、虛構,可以被看作是小說創作必備的四大要素。


然而,正如同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因為文學文體的特性在某種意義上已然變成了對於作家文學創作自由度的規範、約束乃至桎梏,所以,在文學文體相應特性的形成過程中,事實上就已經不斷地有作家以他們的寫作實踐在挑戰或者說顛覆著這些可謂是約定俗成的文體規範。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規範與反規範兩者力量的不斷爭鬥博弈,推動著文學創作各文體的不斷成熟與進一步發展。

我們這裡所要展開討論的李永剛的《我的萊伊拉》很顯然就是這樣一部具有鮮明不過的文體挑戰與顛覆色彩的長篇小說。只要是關注長篇小說創作的朋友,就應該注意到,在2016年,其實已經出現過一部帶有突出顛覆與挑戰意味的長篇小說,那就是吳亮那部勾勒表現「文革」期間上海思想與生活地圖的《朝霞》。


在我的理解中,吳亮《朝霞》對於小說文體的嚴重冒犯,主要體現在他乾脆以一種詩歌寫作的思維方式來進行他的小說寫作。根據我多年來的閱讀體會,作為一種典型的敘事文體的小說,所遵循的藝術邏輯是一種「線性的因果邏輯」。而作為一種典型的抒情文體的詩歌,所遵循的藝術邏輯卻是一種「非線性的情緒邏輯」。讀者在面對一首現代詩歌的時候,往往會生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非線性的情緒邏輯」作祟的緣故。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這種「非線性的情緒邏輯」是獨屬於詩人這一寫作主體的,其情緒的起伏與波動,並不像「線性的因果邏輯」那樣清晰可辨。我們尋常所謂詩歌的思維與語言的跳躍,實際上也與這種「非線性的情緒邏輯」存在著內在的緊密關聯。由以上的比較可見,詩歌文體的接受難度之所以要遠遠大於小說文體,正是因為它們所各自遵循的藝術邏輯大不相同的緣故。以這樣的文體標準來理解看待中國當代小說,最起碼在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視野中,在吳亮之前,並沒有哪一位作家明顯地逾越二者之間的文體界限,以詩歌的藝術思維方式來精心營構一部長篇小說。《朝霞》之對於小說文體最根本的顛覆與挑戰,很顯然突出地體現在這一點上。然而,《朝霞》雖然已經在以一種詩歌的思維方式營構一部長篇小說,但除了這一點之外,其他諸如人物、情節、敘事、虛構等這樣一些小說必備要素依然全部存在,並沒有遭受根本性的顛覆。與吳亮的《朝霞》相比較,單就對於小說文體的顛覆與挑戰而言,走得更遠的,無疑是李永剛的這部《我的萊伊拉》。


以我們所謂的小說四項必備要素來衡量要求《我的萊伊拉》,除了虛構這一要素之外,情節與敘事,這兩項要素差不多完全被放逐,人物這一要素,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首先,是一種去敘事化的書寫傾向。小說本來是非常典型的敘事文體,但李永剛的這部長篇小說卻很顯然是在以抒情而取勝。


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李永剛的這部長篇小說看作一首帶有鮮明的自我獨白特質的長篇抒情詩,作家是在模擬一個鰥夫的口吻,柔情萬種地向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萊伊拉傾述著一腔真誠的戀慕之情。這就不能不提及小說的人物設置了。除了那些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過場式人物,比如第四章「精靈之舞」中的A君、B君、C君等,小說的主要人物不過只有以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出現的鰥夫,以及鰥夫心目中神聖的女神萊伊拉這兩位人物。更進一步說,即使在這兩位僅有的貫穿文本始終的人物中,萊伊拉的實有性,實際上還是很值得懷疑的。由於鰥夫「我」所特有的某種善於臆想的性格特徵,我們完全有理由把萊伊拉理解為他主觀臆想的結果。


就這樣,伴隨著小說文本總體上去敘事化之後向著抒情性的轉移,傳統小說中所謂血肉飽滿的人物形象之類概念也遭到了李永剛的「無情」顛覆,諸如鰥夫「我」與萊伊拉這樣的人物,也因為象徵化特點的具備而被符號或者寓言化了。一部長達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既然只有鰥夫「我」與亦真亦幻的萊伊拉這兩位人物形象,那麼,一種跌宕起伏的曲折故事情節的具備,自然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整部長篇小說,寫來寫去也不過只是「我」與自己所渴盼擁有的萊伊拉之間的情感糾葛,而且,這種情感糾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一廂情願的臆想狀態的產物。

細細地翻檢「我」與萊伊拉會面的對話場景,就不難發現,它其實純粹出於鰥夫「我」的臆想世界。唯其因為「我」總是處於對於萊伊拉一種刻骨銘心的臆想狀態中,所以才會「臆想」成真,才會在某種幻覺中與萊伊拉會面並派生出種種情感糾葛。


由此看來,在我們一向所強調的小說文體四項必備要素中,最起碼,情節、敘事與人物這三項要素,在李永剛的《我的萊伊拉》中已經遭受到了根本性的損害或者顛覆。因此,倘若僅僅從小說文體的實驗探索這個角度來看,李永剛這部具有突出凌空蹈虛性質的長篇小說,的確較之於吳亮的《朝霞》要走得更遠。


然而,「怎麼寫」的問題固然很重要,但相對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恐怕還在於究竟「寫得怎樣」。這就意味著,有足夠的勇氣挑戰既定的文學文體規範,當然值得充分肯定,但這種挑戰本身是否取得了非常理想的藝術效果,我個人其實還是心有所疑的。即使因此而被譏之為藝術觀念過於保守落後,我也還是願意重申恪守文學各文體藝術規範的必要性。既然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已經形成了這樣一些相對恆定的文體特質,那肯定就有其文體生成的內在原理。也因此,一方面,我固然不會墨守成規地反對一切小說文體形式上的先鋒實驗,但在另一方面,我還是更加肯定那些能夠「帶著鐐銬跳舞」,能夠在既定的文學文體規範之內淋漓盡致地把相應的思想內涵充分表現出來的作家。究其根本,我之所以全力肯定吳亮在《朝霞》中的先鋒探索實驗,而對於李永剛《我的萊伊拉》明顯逾越小說文體規範的評價態度有所保留的主要原因,很顯然正在於此。這樣,一個有必要提出來與李永剛稍做商榷的問題就是,同樣一種思想主題含蘊,假若更多地恪守小說藝術規範,在充分夯實情節、敘事以及人物諸要素的前提下表達出來,是否比現在的此種極端實驗探索境況具有更為理想的藝術表達效果呢?


實際上,李永剛不惜損害顛覆小說要素,明顯逾越小說文體界限,意欲講述傳達給讀者的,的確不過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一位長久處於幽閉獨居狀態的鰥夫,與一位處於亦真亦幻狀態的萊伊拉姑娘之間,更多地處於自我臆想狀態中的情感糾葛故事。而且,毫無疑問,李永剛的此種書寫想像,其藝術淵源很顯然是中古時代阿拉伯文學中一位名叫阿米里葉的詩人與萊伊拉姑娘之間的故事。

詩人阿米里葉不管不顧地愛上了萊伊拉姑娘,並為她寫下了不少傾訴真切愛慕之情的詩篇。由於女方家長不同意他倆的結合,詩人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到最後,這位事實上已經處於精神癲狂狀態中的阿米里葉,在漫無邊際的沙漠里四處流浪,很快就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在阿拉伯文學史上被稱為「萊伊拉的痴情人」。某種意義上說,李永剛的長篇小說《我的萊伊拉》可以被視為這個古老而遙遠的阿拉伯故事的中國版,甚至其中女主人公的命名都與歷史上的那位萊伊拉姑娘一字不差。為了充分地演繹表達鰥夫「我」對於萊伊拉姑娘的這種超凡脫俗之愛,作家真的寫出了類似於《長恨歌》中那樣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這其中,無論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點是,要想相對忠實地書寫表達鰥夫「我」與女神萊伊拉姑娘之間的情感糾葛,一個繞不過去的關鍵之處,很顯然就是「我」在不管不顧地追求萊伊拉的精神過程中所必然遭遇的肉體牽累。作為一位正當年的凡夫俗子,七情六慾尤其是性慾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情。也因此,在瘋狂追求萊伊拉的過程中,已經獨居很多年,而且還將繼續獨居下去的鰥夫「我」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自身肉體的騷動不安,以及由此而進一步生成的靈與肉的衝突問題。李永剛《我的萊伊拉》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僅沒有迴避這種靈肉衝突,而且還在文本中對其進行了足稱淋漓盡致的藝術表現。很大程度上,鰥夫「我」內心中的這種靈肉衝突或者說自我博弈正可以被看作是李永剛這部長篇小說最根本的藝術衝突所在。作家對於這種衝突的正視以及藝術表現,乃是《我的萊伊拉》中最具藝術感染力的一個重要部分。


究其實,李永剛之所以要以十多萬字的篇幅煞費苦心地演繹一個中國版的阿米里葉與萊伊拉的故事,乃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中「蘇菲主義」思想深刻影響的結果。所謂「蘇菲主義」,亦稱蘇菲神秘主義,蘇菲主義賦予伊斯蘭教以一種神秘奧義,這一派人主張苦行禁慾,虔誠禮拜,與世隔絕。將「蘇菲主義」的基本教義與鰥夫「我」的種種人生行跡相對照,即不難發現,「我」的所作所為正可以被看作是對於「蘇菲主義」理念的忠實踐行。到最後,在經過了長達十六年之久的禁慾苦行修鍊之後,同樣還是在一種亦真亦幻的不確定描述中,鰥夫「我」再一次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終極渴盼女神萊伊拉。由於在禁慾苦行修鍊的過程中,曾經有過很多次內在精神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激烈衝突,由於知道自己發生過不止一次的精神動搖,鰥夫「我」誤以為將會遭受來自萊伊拉的否定性判決:「忽然覺得不對……走向萊伊拉,是萬難天路,如今竟已然得見,是否獨居中有過什麼意識不到的對萊伊拉的污瀆,已喪失走向她的資格。而走向她,融於她,是活著的需要,一旦這種需要被剝奪,活著的意義也就喪失了……可怕的判決要降臨么……」於是,「我」決心坦然面對這種終將來臨的判決:「『萊伊拉!』我大聲說道,『我知道你來做什麼了,不必於心不忍,遮掩閃避。已然得見,於願足矣。願意背著十字架,縛跪在你面前,任由判決!來自你的一切,你給予的一切都是恩賜,判決吧,判決我……」但誰知,「我」的這種自我懺悔不僅沒有遭致萊伊拉的無情判決,反而得到了她的高度肯定與認同。面對著「我」內心的忐忑與恍惚不安,萊伊拉的神情卻是那麼沉靜清明:「真正的抵達是心的抵達。當你的愛如此的真,如此的純,如此無我,你的船,早已駛抵愛的彼岸。」「世間最大事業,莫過於愛的事業,愛的事業在世紀之初,收穫了一份純粹,一支絕唱。」「你清楚愛不是得到,那以得到為目的的愛是世俗之愛。當你只求愛的本身,你的愛,已是純粹的精神之愛、神性之愛。」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正是藉助於萊伊拉對於鰥夫「我」的高度肯定與認同,作家李永剛極巧妙地宣示出了一番在高度物質化的世界裡精神的高貴與重要:「阿拉伯,有著洞穿歲月長河的永恆精神力量,有著磐石不移的心靈仰望。阿拉伯的美就是你,萊伊拉,追隨者,是熱烈、執著、捨生忘死的阿米。多少個世紀,潮流滾滾形形色色,阿拉伯心定神明,從來沒有迷失人類精神的方向。人類的家園建立在物質與精神的平衡中,如今,家園因嚴重的物質主義變得失去平衡,阿拉伯貫徹始終的精神力量,真純不二、脊樑的、中流砥柱般的心靈品質,正在對失衡的世界做出平衡。」「阿拉伯,以始終如一的心靈定境,看穿了文明進程中的誤區與極端,看穿了物質主義的蒙昧,預感到了平衡打破之後將要遭遇的危機和災難,發出了清明澄澈的聲音:愛與心靈是人之必需;要阻止物的狀態對靈的狀態的肆虐、吞食,要恢復樹立精神、心靈的神聖、崇高……」毫無疑問,這樣的一種人文理念,既是萊伊拉的,也更是作家李永剛的。雖然我並不了解李永剛本人的精神背景,但毫無疑問的一點卻是,他對於阿拉伯文明,對於阿米里葉與萊伊拉之間的故事,是非常熟稔的。也因此,儘管從藝術的處理方式上肯定存在著過於理念說教的嫌疑,但相對於我們當下這樣一個業已在物質主義中沉迷過久的世界而言,李永剛在長篇小說《我的萊伊拉》中意欲以一種逾越文體界限的形式實驗完成的精神敘事,其重要的現實針對性無論如何都不容輕易忽視。相對於當下世界所盛行的物質主義,如同李永剛此類的藝術書寫不啻是一方難能可貴的精神清醒劑。


2016年12月3日晚完稿於北京飯店


【作者系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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