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孟宸

1937年，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門，原延安師範學校校址

據統計，從1936年到1945年的9年中，抗大共建立了14所分校，有超過10萬名我黨領導的抗日軍政幹部進入抗大學習。這些幹部經過抗大的培養，成長為我黨我軍的骨幹力量，在我軍領導下的120萬正規軍和260萬民兵部隊中擔任領導工作。例如抗大第六期第四大隊共有768名學員，畢業後有489人從事軍事指揮工作，112人從事政治工作，109人在地方工作，另有40人負責供給管理工作、18人從事其他工作。據1955年授銜時統計，共有7名元帥、8名大將、26名上將、47名中將和129名少將曾在抗大工作學習過。在技術兵種建設方面，抗大學員同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空軍為例，1945年東北民主聯軍建立「航空隊」，從抗大一分校第八期中抽調了104名學員參訓。這批學員日後大多走上空軍領導崗位，其中張積慧和林虎曾擔任空軍副司令，徐登坤擔任空軍的軍區司令。

另一方面，抗大為其後我黨我軍的幹部學校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和原則。1938年3月5日毛澤東在給抗大同學會的題詞中提出了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

課程調整跟著戰爭需要走

在實際教學中，抗大突出了政治教育，特彆強調抗大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學校，而不是王明等人提出的所謂「統一戰線的學校」。當時學員一般有三類課程：軍事、文化和政治課。軍事幹部政治課比例也佔到總課時的30%，主要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也強調時政內容的分析。

當然，抗大也很強調根據學員情況因材施教，根據戰爭需要調整課程。例如紅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學員大部分是紅軍時期連以上的幹部，因此課程中重點突出政治教育，特彆強調統一各路紅軍幹部的思想認識。而第三期學員以紅軍班排骨幹為主，這一批工農出身的學員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因此毛澤東專門要求將文化課學時提高到1/4甚至1/3，力圖將全體學員文化程度提高到高小畢業的水平。

抗大第七期專門根據部隊需要設立了「青年隊」，這批學員大多是20多歲的青年，在課程中強調訓練應用文寫作，著重提高文字工作和理論政策水平。「青年隊」的設立，就是為了滿足當時部隊正規化建設，對文書人才需求量增加的情況。

抗大第八期學員的情況與第三期較為接近，學員大多數是工農出身，有豐富經驗的部隊、地方基層幹部，他們擁有較高的理論水平，但文化程度不高。因此抗大在第一年中將學員集中起來進行文化教育。而知識青年的第一年安排他們到基層連隊和根據地參與實際工作，一方面進行實地調查研究，一方面使他們加深對基層指戰員和群眾的了解。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地軍民歡迎抗大二分校學員到達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抗大敵後辦學的特點，學校大量組織學員參加各種規模的戰鬥，如百團大戰等戰役都能看到抗大師生的身影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在教學實踐中，抗大始終堅持「理論與實際聯繫」「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理論聯繫實際原則在實際操作中主要表現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例如當學員進行軍事科目學習時，定期舉行行軍、野營和戰鬥演習。同時由於抗大敵後辦學的特點，學校大量組織學員參加各種規模的戰鬥。抗戰期間華北著名的百團大戰、129師發動的邢(台)沙(河)永(年)戰役、1941年晉西北破襲戰等戰役中都不乏抗大師生的身影。由於整個教學貼近實戰，抗大各時期通過總結戰爭經驗教訓編寫的教材，對指導敵後抗戰起到了巨大作用，到1941年為止，抗大編製了超過40種各類教材，發行量約20000冊。據當時學員回憶，《游擊戰術》《步兵戰術問答》等教材的質量很高，部隊反響十分熱烈。

在實踐中，大批抗大學員成長為優秀的教員。建校之初，抗大專職教員僅有3人，至第四期教職員工從300多人增至1386人。這些教員中既有王智濤這樣由蘇聯專業院校培養的軍事人才，有艾思奇這樣的哲學家，也有大批抗大自行培養出來的青年教員。為了培養抗大教員，從第三期開始，抗大在學員中建立為期六個月的「教員訓練班」，邊培訓邊備課，同時還設立「課代表」，當時稱為「教育幹事」。據統計絕大多數「教育幹事」都很快成長為受學員歡迎的軍事政治教員。

賀龍在抗日軍政大學發表講話

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原則的提出，一方面是對中央蘇區「教育與勞動相聯繫」傳統的進一步發揚，另一方面也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根據地的實際條件所決定的。在抗大辦學之初，不但教職員工和學員的給養面臨極大困難，甚至連教學和住宿條件都無法保證。為此抗大組織師生大挖窯洞，解決場地問題，開荒種地、紡線織布，解決日用給養問題。據統計，僅1939年抗大師生就開墾荒地超過2萬畝，收穫糧食近7000擔，生產各類被服5000套以上，全員配齊了鞋襪綁腿，日常生活所需的肉菜也有了比較穩定的供應。由於抗大師生的教學和生活主要在窯洞里進行，當時國內都流傳著延安有一座「窯洞大學」的消息。毛澤東對此評價很高：「你們在延安一面學習革命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一面又搞體力勞動——打窯洞自己住，背柴背炭自己燒。我們這個土地方、土窯洞、土包子是最革命的！」

而且，抗大還將生產勞動納入教育科目中，為學員制定「勞動學時」。1943年春開始，抗大投入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指出：「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裡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勞動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根據地的青年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

抗戰勝利之後，以抗大為基礎，我軍迅速在東北、華東、西北等地建立起軍政大學和分校，將抗大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新中國成立之後，在軍政大學基礎上建立起軍事院校體系，時任軍委副主席、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明確指出「軍事學院辦學方針仍然是抗大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