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三千法國女郎爭嫁華工

1918年7月，23歲的湖南人蔣廷黻，在法國巴黎市的基督教青年會華工服務中心擔任幹事。一位年輕的法國姑娘，匆匆跑進華工服務中心，向他詳細介紹了一位楊姓中國男子，在她看來，他具有諸多優點，因而急切地懇求蔣廷黻按照中國習俗為她作媒，無論如何都要促成她與他的婚姻。

耐人尋味的是，類似的浪漫故事，竟非個別現象。1918年，一戰終於結束，大多數的華工返回中國，但仍有部分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定居下來。據保守統計，至少3000名法國女郎，突破當時白種人不與有色人種通婚的劣習，與華工結婚，並使這些中國人得以合法定居。大多數華工聚居在巴黎里昂火車站一帶，組成了最早的華人社區。

一戰爆發後，因為法英俄的壯丁大多奔赴前線作戰，且兵員傷亡巨大，致使後方勞力奇缺。為此，從1916年5月開始，上述三國從中國河北、山東等地招募了至少20萬勞工——其中14萬在法國。他們多從事伐木、開礦山、制軍火、挖戰壕等最艱險、最繁重的工作。

已有的檔案顯示，一戰期間，13到30歲的法國男性，每三個就有一個死於戰火，15到49歲之間的法國男性死亡率達13.3％。據統計，1914年法國徵募了770萬士兵奔赴戰場，其中戰死140萬人，負傷與失蹤達350萬人，使得法國青壯年損失慘重。相比之下，婦女數量逐漸增加。針對人口銳減、適齡壯丁奇缺的境況，法國各界精英深感憂慮，紛紛提出各種解決補救方案。有的提出成立傷兵結婚協會，使傷兵結婚生子，要求婦女為國家做出犧牲，擔負起撫養家庭的責任；有的主張鼓勵早婚；有的提出戰爭結婚倡議，於若干期限內，分批次給軍人假期，准其自由歸家，並許以此假期內選擇配偶的權利；更有個別理想主義者，主張一夫多妻制。

在此背景下，華工與法女的通婚遂有了很大的可能性。華工畢竟是健康正常的男人，至少比殘疾的傷兵強，至少比有婦之夫受歡迎。

中國男人也有很多優點，如溫順、樂於助人，即使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也能夠自立、勤儉，普遍具有顧家的責任感。華工在法國，工作成績表現頗為優秀，加上長官約束甚為嚴格，舉止合法度，因此深得法國女郎好感與歡迎。

華工在星期日和中國節日放假期間，組織文藝活動，演出中國的京劇、梆子戲、雜耍、舞獅、龍燈等節目，當地居民也趕來觀看。每逢周日，華工還經常三五結隊地到農村去玩，到法國人家裡去做客，但一般限於方圓15公里之內，這樣當天可以返回工地。華工們到農村去，小孩子看見生人害怕，法國婦女就安慰小孩說：「不要怕，這些人是幫助我們打德國的中國叔叔。」

當時法國食品很緊張，主人在招待他們時告知只有清咖啡，沒有糖。於是華工們下次去時會帶上麵包、煙、酒和糖果，法國人則拿出煎雞蛋和當地菜肴，大家一起分享，從而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法國女郎和華工初識則因好奇心而生趣味，由趣味而發生感情。有的往往在法國女郎懷孕後，才匆忙籌備婚禮。

許多法國女郎嫁給中國勞工，並非完全出於「寧濫勿缺」的衝動，而仍有理智考慮的成份。開頭提到的那位法國女郎對蔣廷黻說：「如果我留在法國，估計永遠也結不了婚，即使我能幸福地出嫁，男方也可能是個莫名其妙的傢伙，把賺來的血汗錢都喝了酒，醉後發脾氣毒打辱罵我。而楊先生和我相識一年來，從來未喝過酒。」所以她認為：「他永遠也不會毆打我，嫁給他—定會很幸福的。」

中法婚後組合家庭情況各異。以法國中部小城歡南市某廠為例，該廠1000多華工，娶法國女郎的有呂虎臣、史寶貞、楊福順三人，彼此境遇不同。呂虎臣夫婦同廠工作，生育了一個兒子，每月除開銷外，尚有結餘，生活比較幸福。史寶貞夫婦經營小生意，所獲利潤足可養家糊口。楊福順素不節儉，生活窘困，但其法國妻子心地善良，表示甘願和他同甘共苦。

對於中法聯姻，法國內務部曾特地登出一份布告，昭告全國女性，說中國僑法勞工工資不高，賺錢不多，中法習俗迥異，中國家庭極端專制，且有娶妾惡俗。又說中國人婚娶很早，十之八九僑法勞工為有婦之夫，若輕易嫁與，將貽誤終生。原文很長，無非委婉地奉勸法國女人不要和中國勞工結婚。有對華不滿的法國媒體，也推波助瀾，誇大其詞，說法國女人將來會全數被華人騙去，此為真正的「黃禍」云云。

有些中國官員也反對中國勞工和法國女郎聯姻。比如中國駐法公使顧維鈞、駐法華工事務員李駿，他們除了認為容易出現重婚民事案件外，還容易產生其他管理問題。例如，有的僑法華工，在五年合同未滿，未得自由之身前，常有受罰回國或調動工作之事，若在與法國女人結婚後遇到此種事情，棄之則大傷夫婦之道，攜之同往則恐無此經濟能力，且工作與地點也有不便，所以嗣後招聘的華工，必須備有父母和族長簽字的婚姻證明書。

個別中國精英則支持中國勞工和法國女人結合。比如熱心華工教育的李石曾極端贊成中法或中歐美人之間聯姻。他認為：人類進化的途徑，人種調和也是很重要的，不能因為一時現象，遽然否認此種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