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片從猴年爛到雞年，幸好有這些新導演保留了一絲臉面

通過參加影展拿獎，並最終走進院線是新人導演作品的基本路徑。而這些作品引發的關注、討論甚至爭議，產生了另一層積極的意義：為接下來的創作爭取到更大的投資和創作主權

2016年12月29日，豆瓣電影發布了「2016年度電影榜單」，榜單中得分最高的10部華語電影，近半數都是年輕導演的作品：《驢得水》《踏雪尋梅》《路邊野餐》《七月與安生》……除了網友的好評之外，這些電影在獎項上也收穫頗豐，在今年年初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上，導演翁子光憑自己的第二部長片《踏雪尋梅》獲得了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等7項大獎；年底的台灣電影金馬獎也將最佳影片頒給了新人導演張大磊的《八月》。

縱觀2016年國內全年的票房收入，雖然這些投資小、最初並不被人注意的作品沒有在市場上掀起多大的波瀾，但是卻成為2016年華語電影不可忽視的力量，也是大家討論電影市場遇冷時聊以自慰的話題。更重要的是，雖然這些作品的票房總額並不起眼，但是他們卻讓投資人賺了錢。在2016年，一些作者氣質濃厚的藝術片，徹底擺脫了「賠本賺吆喝」的窘境。

年輕人的突圍

《驢得水》導演周申、劉露

「這個行業里，原來最認明星，商業片必須要有明星。第二個是認題材，它可能不一定是個IP，但要是個有賣相的題材，就是跟風。比如說最近什麼盜墓題材火我們都做盜墓，諜戰題材火我們都做諜戰。《驢得水》是沒有明星沒有題材，只有好故事和好的表演，觀眾還是認可的，其實就是打破了這種迷信。」《驢得水》的導演周申在接受本刊採訪時這樣說道。他坦言，這部投資僅1000萬，最終收穫1.7億票房的電影對於市場的意義在於可以讓所有從業者相信必須有一個好故事。周申說，自己的電影一個明星都沒有，卻創造了歷史——第一次有一部電影，憑藉沒有一個明星的陣容拿下單日票房冠軍。《驢得水》更是同期唯一一部打敗了同天上映的美國大片《但丁密碼》的國產電影。

在對今年電影市場的諸多反思中，「IP熱」一直都是大家指向的箭靶。很多人認為對於「IP」的過度依賴和開發是如今電影市場上「爛片當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IP和某些類型片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影評人崔汀說，「IP無罪，好萊塢同樣對此很熱衷，改編自動漫的超級英雄大片、系列電影始終佔據著美國電影市場的大半江山。」事實上，在今年讓人眼前一亮的新導演作品中，也有標準的「大IP」，但導演卻可以憑藉精良的改編將IP轉化為電影佳作，收穫好口碑。曾國祥導演的《七月與安生》就是其中的代表。這部電影改編自安妮寶貝的同名小說，不僅讓兩位女主角同時收穫了金馬獎的影后獎盃，更重要的是將觀眾從套路嚴重、內容空洞的青春片中解救出來，證明已經快被觀眾直接「拉黑」的青春片也能出好作品。

影評人扣兒小姐覺得《七月與安生》的質量完全可以列入2016年中國電影的年度前三名。「走心感人，鏡頭語言好，完成度高。」她對這部電影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我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這本書，可以說作為原著黨，在多年後看到這部電影被拍成這個樣子，是相當滿意的。因為看書的年代對安妮寶貝可能是有一種「自私」的情緒在裡面，就是只想自己看，自己懂得，自己擁有，不想與別人分享，總覺得別人不會懂。當看到《七月與安生》這部電影的時候，完全符合我對書中人物的想像，不得不說主演周冬雨和馬思純的演技太到位了，所以這部電影是加分的。」

另一部改編自IP的是《驢得水》，這也是「開心麻花」繼《夏洛特煩惱》後的又一次話劇IP電影化嘗試。和純粹走搞笑路線的《夏洛特煩惱》不同，《驢得水》的寓意深刻，充滿黑色幽默意味。雖然影片自帶的舞台劇風格在業內引發了爭議，但卻並不影響其在票房上的進賬，1.7億的票房成績十分對得起投資人。

動畫電影《大魚海棠》2005年就發布了7分鐘的Flash短片，吊足了大家胃口，引得無數粉絲翹首以待，也算是醞釀已久的動畫大IP。《大魚海棠》兩位導演梁旋和張春都來自於清華大學，兩人在讀書時成為最佳拍檔，一起走上了製作動畫電影的「不歸路」。而這部作品最終憑藉話題效應拿下5.6億的票房，在今年的賣座電影榜單上佔有一席之地。

《大魚海棠》導演梁旋、張春

其實新人作品能達到票房和口碑雙贏，無非兩個原因：首先是電影品質必須過硬。任何時候一部電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講好故事，新人導演作品能夠在如此體量巨大的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靠的就是影片本身的高口碑。《黑處有什麼》的導演王一淳在知乎上回復觀眾的提問時就坦白說過：「寫，真的是王道，對於一個沒有名氣、沒有經驗、沒有專業背景的人來說，你拿什麼當敲門磚？只能是你的故事。一路走來我發現，故事不僅對於新作者來說是最重要的，對大家心目中的大導一樣是最重要的，是核心競爭力，所以啥也別說了，回家寫作文去吧！」

其次，導演的創作理念也相當重要。大家都說「電視劇是編劇的藝術，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正是因為電影導演更像是一個「項目經理」，需要完整的概念和表達。新人導演之所以容易出好作品，很大原因是他們的創作更加個性化，不禁錮於商業電影準則。而這種相對自由的創作氛圍恰恰為影片提供了質量保證。「當導演是一件折騰人的事，自編自導是一件折磨人的事，精神壓力很大。但是自己寫的本子，不存在解讀的問題，我對它的感受和見解一開始就確立好了，人物、故事、背景都是第一手的。而且我也有想表達的東西，我想表達的東西最後作為一部作品呈現了出來，這個過程也有快感。」王一淳寫道。和內地傳統的學院派導演相比，新生代的導演們好像更懂得觀眾的觀影需求；而相較於港台片場體系培訓出的資深導演，2016年湧現的新人新作更增加了個性化的表達，這兩個特質，都迎合了當下觀眾拒絕套路、期待驚喜的觀影喜好。

《黑處有什麼》導演王一淳

觀眾和資本「學聰明」了

中國電影的投資虛火燒了兩年，「新導演」的集中湧現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在電影市場最被看好的2015年，無數娛樂圈的「老司機」紛紛挾「IP」的餘威殺入電影圈，作家、歌手、主持人、經紀人、影視公司老闆都投身到導演行列中來。其中很多電影的票房放到今年都能算得上是「大賣」的成績了。

去年大家還紛紛感嘆跨界導演是「亂拳打死老師傅」，也有人說這是「新導演改變傳統電影思維」。這種立論顯然建立在那些耀眼的票房成績上——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18億；大鵬的《煎餅俠》，10億；何炅的《梔子花開》，4億；黃曉明的經紀人黃斌參與導演的《何以笙簫默》，4億；就連「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之猛龍過江》也賣出了2億元。

與票房成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影片一塌糊塗的口碑。也正是這種口碑與票房的強烈反差，讓吃過啞巴虧的觀眾徹底「學聰明」了。於是，2016年不只這種所謂的跨界導演的作品越來越少，連像郭敬明這樣手握《小時代》系列熱門影片的跨界導演都在票房大戰上折戟。他執導的《爵跡》製作成本達到了1.5億左右，上映之後豆瓣評分為3.7分，總票房最終只有3.88億，光靠電影的票房，投資方根本無法盈利。2016年10月3日《爵跡》舉辦了最後一場路演，面對票房的失利，郭敬明當眾落淚，哭著說：「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們才不會罵《爵跡》？」當然，這番話在社交網路里引發了更大的負面評價，沒能對電影的票房產生任何積極的影響。

在名人賣「名氣」失靈的大環境下，另一類新導演在2016年開始獲得市場和觀眾的關注，而無一例外的，他們都是扎紮實實靠作品「打天下」。

有趣的是，在幾位導演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有一個共性：自籌資金。王一淳曾經對大家講起過，2014年，她在做生意的丈夫支援下，以300萬元自費拍攝了《黑處有什麼》，「他不是很支持，也不是特反對，就說你如果想弄就弄吧。」從籌備到拍完也就耗時兩個月，實際拍攝30天。影片拍好後，王一淳連做後期的錢都沒有，只好把片子放在家裡，這一放就是一年多。那段期間，她丈夫一生氣就說：「你看，我花了300萬買了張盤！」

《八月》的成本大概200萬，這200萬是導演張大磊靠著自己的一些積蓄和四處籌措集資得來的。《路邊野餐》的導演畢贛大學畢業後，在貴陽開了一個婚慶工作室為生。在這期間他拍出了短片《金剛經》，在香港的短片影展拿了獎。在這之後，畢贛拿著四萬塊錢開始了《路邊野餐》的拍攝，最多的時候團隊大概有30個人，很多都是親戚朋友來幫忙。他說《路邊野餐》之所以選在貴州凱里拍攝也是因為自己懶，在家鄉拍最方便。電影里幾乎都是非職業演員，男主角陳永忠還是他自己的姑父，因為投資有限，自然要選「免費」的演員。

《路邊野餐》導演畢贛

通過參加影展拿獎，並最終走進院線是新人導演作品的基本路徑。而這些作品引發的關注、討論甚至爭議，產生了另一層積極的意義：為接下來的創作爭取到更大的投資和創作主權。

周申曾經對記者講起過自己和另一位導演劉露在《驢得水》話劇成功後，對來談合作的電影公司提出的要求：「其實非常簡單，我和劉露是新人，但是我們要求在藝術上有百分之百的話語權。所有的跟電影有關的，包括最終剪輯，拍攝都得聽我和劉露的。」而這些要求恰恰嚇跑了多家國內有名的電影公司。而最終，「開心麻花」以極大的誠意支持了他們，用事實證明了這個項目的價值。

從去年的《夏洛特煩惱》到今年的《驢得水》，「開心麻花」完全啟用了沒有電影經驗的新導演，卻收穫了意料之外的好成績，在被問到如何有這樣的投資眼光時，開心麻花的總裁劉洪濤說：「我們並沒有擔心風險，我們對導演的才華是非常有信心的，只要他們做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就能找到這部電影的觀眾群。而且我們對新人導演的作品的票房預期本來也不高，就算賠了也沒關係，只要幫助他們建立口碑，我們就滿意了。我們會為新人導演組建經驗豐富的團隊，讓新人導演在各個技術層面得到最好的支持。」

何時新老交接

在電影市場的變局之下，新導演的價值不斷顯現，更多的新人扶持計劃也為新導演們提供了更多的拍片機會。據不完全統計，賈樟柯、崔永元、黃渤、寧浩等越來越多的名人開始牽頭推出類似的項目。黃渤曾經在自己發起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的發布會現場通過十多分鐘的演講表達了自己扶持新人的初衷。他提到自己十年前第一次參加上海電影節是因為《瘋狂的石頭》，而該片便是劉德華先生「亞洲新星導」計劃的扶助項目之一，黃渤也憑藉這部影片走進了大眾視野。他透露作為新人的自己，那個時候心裡很不安：「當時《瘋狂的石頭》是個什麼片子，沒有人知道，寧浩是誰也沒有人知道。當時寧浩對我說，現在的任務是爭取把這個片子往電影院里放，能讓觀眾看到。」

黃渤說，當年那部新人新作，正是多虧了劉德華，幫他們留住很多記者，爭取到了更多的曝光機會：「其實那個時候就是這麼簡單的機會，但這個機會對新人來說非常重要！」

畢贛說過正是因為資本的泛濫，才會讓自己的文藝片被投資人重視和考慮，「投資我的人都希望我拍自己想拍的東西，所以接下來我還是會堅持作者電影的創作。」在《八月》受到巨大的讚譽後，張大磊在媒體採訪中曾經表達過，這部電影給他的信心是，終於可以繼續走這條路了，可以拍下一部電影。而王一淳自己的第二部作品也在籌備過程中。

2016年，李安、馮小剛、張藝謀、王家衛等功成名就的大導演，都因為各種原因，或在口碑，或在票房上遇冷，觀眾似乎對名導不再盲目崇拜，這也讓人對今後的電影市場走向產生了疑問：難道2016年華語電影迎來了新老交接的節點？

「我跟電影學院的學生說，祈禱我們能成功吧，如果成功的話（好萊塢）六大公司會到你們中間來找王藝謀、李藝謀，因為他們要開拓市場，所以你們做好準備，看我們能不能成功。」在《長城》宣傳期間，張藝謀曾這樣對記者說。

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會不會紛紛到中國來尋找下一個張藝謀，目前尚未可知，但中國的年輕導演，似乎已經準備好塑造自己的專屬名牌了，如果他們繼續堅持做好電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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