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的標誌——《四十二章經》

自佛教東傳以來，有歷史記載可考者，為東漢永平十年，漢明帝派人西域求法，抄寫《四十二章經》並迎請摩騰、竺法蘭等外國僧人到洛陽，將《四十二章經》敬獻於漢明帝以佑皇恩浩蕩、國太民安。因此，這《四十二章經》也就成為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在後來的歷史記載中也就把這一傳說載入史冊。這就為傳統的佛教說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使傳說成為歷史事實（所以為傳說者，是因為當時沒有確切的歷史記載，關於《四十二章經》最早的歷史記載是後漢《牟子理惑論》。今人認為此書是偽造，因此《四十二章經》的翻譯也就成了傳說。）。

在《牟子理惑論》中說：「遣使者……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牟子與支謙大略是同時代的人，作者這裡所指的《四十二章經》當然不可能是指支謙所譯的本子，而應該是在此之前的漢譯本子，這就說明漢末時期的人對此經己經非常崇敬。在梁僧祐《續撰失譯雜經錄》的自序中云：「孝明感夢，張騫遠使，西域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台。」此是僧祐在道安的《綜經目錄》的基礎上又撰此《經錄》，說明道安當時並沒有將所有的經典全部收進他的《綜經目錄》。梁《高僧傳》又這樣記載：「時蔡暗既至彼國蘭與摩騰，……翻譯〈十地經論〉、〈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經〉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佐唯〈四十二章經〉今現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另外，還有《佛祖統紀》、《出三藏記集》、《廣弘明集》、《歷代三寶紀》、《開元釋教錄》、《大唐內典錄》等對本經的翻譯都有記載，這些大量的歷史事實都說明《四十二章經》是漢代的譯本，為佛教初傳最早翻譯的經典。已經被傳統的佛教接受和確定。

《歷代三寶紀》記載云：「舊錄云：『 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攝要引俗，似此孝經一十八章。』道安錄無。出舊錄及朱士行漢錄。僧祐出三藏記又載。」《三寶紀》的記載說明了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四十二章經》本來是從外國經典中抄錄出來的，如果說漢代以後又有人重譯此經者，請問原本從何而來，不可能無有原本而能譯出此經；第二、說明《四十二章經》原本出自大眾部，為了使世俗之人更加明白，用中國傳統的「孝經」的形式抄出。所以經文的內容很象中國傳統「孝經」的文體，而不象外國經文翻譯的文體；第三、道安《經錄》無此經者，是因為道安此時已經遷居南方，當時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經典全部收錄完。這說明道安治學嚴謹，不是自己親眼所見決不收入《經錄》，並不能說此經不存在；第四、說明道安的《經錄》不是最早的《目錄》，在道安之前已有支敏度的《舊錄》和朱士行的《漢錄》；第五、說明後來的大多數記載皆是錄自《舊錄》。這就是說傳統的說法大同小異，是有他的必然性。可是如果僅一面之見就認為此經是後人偽造，總有些不符合事實，我們應從羅輯、史記等各方面去探討和研究，才能找到更加確切、合理的答案。

不僅歷代「史記」確定此經是漢譯無疑，就近代一些高僧大德也如此堅信無疑。比如，近代佛學大家周淑迦先生說：有人以為此經文詞華茂，不類漢代所譯諸經的古拙，疑是晉人偽造，或後人所譯。有人以為唐道宣《大唐內典錄》中有孫吳支謙譯《四十二章經》一卷，是迦葉摩騰譯本的重譯，於是認為現存本是吳支謙譯本。考印度經典是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稱為貝葉經，極易碎破，不耐翻檢。所以師資授受都是口耳相傳，全憑背誦記憶。這《四十二章經》是迦葉摩騰就所記憶的《阿含經》背誦出四十二章。譯者筆受其意，寫成此經以供漢明帝閱覽的，未必是依文直譯。此經既是迦葉摩騰以意誦出《阿含經》的節要，西域未必有此選本，支謙從何而得梵本重譯。

任繼愈先生也說：《四十二章經》不是一部獨立的佛經，是輯錄小乘佛教基本經典《阿含經》要點的「經抄」，它相當於「佛教概要」一類的入門書。在漢地社會佛教剛流行的時候抄回這種佛經也是可以理解的。

湯用彤先生也說：《四十二章經》雖不含大乘教義，老莊玄理，雖其所陳，樸質平實，原出小乘經典。但取其所言，與漢代流行之道術比較，則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經諸章，互見於巴利文及漢譯佛典者極多，可知其非出漢人偽造。一方面諸章如細研之，實在於漢代道術相合。

隆蓮法師也說：《歷代三寶紀》引《舊錄》明說：「本是外國經抄」，《出三藏記集》也說本經見於《舊錄》。《舊錄》為晉成帝時（326——342）支敏度所作，約與道安同時，當出於翻譯，而且流行很早，在安世高譯經以前，有這樣的一種簡單說明佛教基本修道的經典，似乎是很合理的。也就因為它是最早的一部漢譯佛經，文字簡短而又包含了佛教修道綱領，所以直到現在客觀存在仍為佛教徒重視的典籍。

以上這些皆是佛教當代的高僧大德和佛學大家，都是在佛學理論上有傑出造詣的人，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代表近代的佛學研究成果。儘管《四十二章經》被確認為是佛教最初翻譯的經典有些不夠百分之百的準確，可是必定也有它一定的理由和大量的事實依據，不能全說成是傳說而已。當然，對於不足之處應給予完善和補充。(作者，理凈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