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貴堂的海關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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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進上海的日軍坦克在江海關前

文｜《看歷史》綜合

縱觀丁貴堂的人生軌跡，整整跨越了三個「歷史時期」：從晚清到民國再到共和國。其間，不管是幸運女神的青眼相加，抑或虎狼之師的監獄皮鞭，他都寵辱不驚；無論是風霜雪劍的崢嶸歲月，還是波詭雲譎的動蕩時局，他都安然度過。他從一介草根直到成功登頂，演繹了一段海關傳奇。

生逢其時

回顧火箭般的升遷經歷，丁貴堂不無自豪：「自有海關以來，華洋關員升任代理副稅務司最早最速者，實以堂為第一人！」

丁貴堂出生於遼寧海城，以優異成績從中學畢業後，於1912年考入奉天政法學堂，不久轉入北京稅務專門學校。這是一所培養海關專門人才的學校，丁貴堂從此與海關結下不解之緣。

1916年丁貴堂畢業，奉派至安東關（今丹東），為期一年的見習結束後，擢升為幫辦。

曾經，海關華員的漫漫升遷之路可用「雄關漫道真如鐵」來形容。作為華洋歧視政策的始作俑者，總稅務司赫德在他離任前開始接受華員充任海關高級幹部，這實在不是什麼良心發現，而是為了挽救大廈將傾的外籍稅務司制度，並取得清政府的信任罷了。

民國肇始，為改變洋員一統天下的局面，自1913年起明文規定，稅務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外加一年見習，即可升為幫辦。因此丁貴堂可謂生逢其時，是海關改革人事制度的直接受益者。

不過海關華員地位雖有所提高，但重洋輕華、以洋制華的民族歧視政策依然存在。這一切，都令26歲的安東關幫辦丁貴堂頗為不爽。一次，日籍幫辦垣花惠在關里飛揚跋扈，欺壓華員，丁貴堂忍無可忍，與之據理力爭，差點動起了拳頭。

丁貴堂

1919年，丁貴堂調任北京海關總稅務司署總務科幫辦，在此期間，他對洋人蔑視中國主權的跋扈行徑甚為不滿，曾幾次與洋人發生爭吵，富於正義感的他聯合在署里的中國職員與洋人交涉，爭得了房貼和煤貼，維護了華員的權益。

即便是總稅務司安格聯的親信、稅款股副稅務司澤禮欺壓華員，丁貴堂也一樣敢於抗爭，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業務熟練而又敢作敢為的丁貴堂在華員中贏得了口碑，仕途上一路奏凱。

1927年，丁貴堂奉調至上海江海關任漢文秘書課秘書，次年又升任代理副稅務司。回顧這段火箭般的升遷經歷，丁貴堂這樣總結：「自有海關以來，華洋關員升任代理副稅務司最早最速者，實以堂為第一人！」

在成為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改善關制審查委員會」的成員後，丁貴堂在南京召開的會議上大聲疾呼，為爭得華洋關員平等待遇而奔走。改善關制方案最終得以通過，從此往後，華籍職員在定級晉陞中，原則上和外籍洋員享有同等的機會。

民族大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丁貴堂意識到將來中日之間必有大戰爆發，所以必須未雨綢繆，預籌款項。

1930年，總稅務司英國人梅樂和對丁貴堂的工作能力極為欣賞，於是便派他擔任一向由洋員把持的漢文科稅務司一職。

當時海關內部使用的主要文字是英文，外籍稅務司在處理關務時自成一套適合其自身利益的方針和方法，許多關務極為隱晦，對華員嚴格保密。

富有愛國心的丁貴堂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便將矛頭對準以往英文充斥文牘的陳規，他組織人力將英文的單據刊物都翻譯成中英合壁的樣式，以方便華商使用。

不僅如此，丁貴堂還在職權範圍內不遺餘力地貫徹「改善關制」的條文，但凡涉及海關行政主權及施行華洋關員平等待遇各事宜，他都會隨時隨地竭力爭取。

1932年，日軍在上海閘北向中國駐軍進攻。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丁貴堂親眼目睹十九路軍缺少給養，於是臨時就地籌款，以解燃眉之急。

丁貴堂意識到將來中日之間必有大戰爆發，所以必須未雨綢繆，預籌款項。他立即通電全國海關，發起組織愛國捐運動，得到各關華員的一致響應。這項義舉有效地運用了行政手段，有力捐助了十九路軍、東北義勇軍以及馮玉祥、吉鴻昌等華北抗日軍隊。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繼陷落，沿海各地也先後落入日人之手。

5月，偽維新政府財政部派李建南為海關監督，帶人接收江海關。江海關愛國職工義憤填膺，忍無可忍，在海關黨支部的領導下，全關二千多職工於5月7日舉行罷工，發表《抗日護關宣言》，掀起了震驚中外的護關運動。

丁貴堂因在總署任職，不方便拋頭露面，但積极參与其中，出謀劃策。日偽當局驚慌之餘，伺機進行鎮壓。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根據當時形勢和上級指示，海關黨支部決定說服群眾，於9日停止罷工。

丁貴堂親自趕往會議現場，反覆勸說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懇請大家不要擅離職守、照常工作。由於丁貴堂在海關華員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因此大家對丁貴堂所示意見表示接受。這是丁貴堂與中共地下組織的初次合作，為十年後的棄暗投明埋下伏筆。

虎口脫險

面對1個多月的嚴厲審訊、辱罵、毆打，丁貴堂咬緊牙關，始終不承認有「間諜行為」。1941年冬，日軍干涉海關關政日漸嚴重。早就籌劃將位於上海租界內的總稅務司署內遷陪都重慶的丁貴堂見時機趨於成熟，便密請梅樂和派其為重慶關稅務司，以便前往預備。

江海關稅務司官邸（汾陽路45號）。抗日戰爭時期，丁貴堂開始任總稅務司副職，曾入住這幢洋房。

此計劃被日本特務偵知，於是日軍採取了嚴厲的監視措施，日本大使館出面聲稱：「假如丁貴堂企圖私行離滬，即予強行制止！」遷署計劃遂告流產。

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宣戰。次日清晨，機警的丁貴堂急忙趕往總署，檢取與政府往來機密文件加以焚毀。

與此同時，日軍坦克闖進租界，海關總稅務司署被日偽接管，江海關大樓前門廣場的赫德爵士銅像在矗立了26個寒暑後，被日軍拆除銷毀。

丁貴堂對高官厚祿堅辭不就，他向這時擔任總稅務司的日本人岸本廣吉申明告老還鄉，以後不再到署視事，而岸本卻以軍憲監視行動等語逼其就範。丁貴堂於是到避居於私邸的梅樂和處請示，奉諭暫留一時，以保護關產及海關檔案免為敵人破壞。

丁貴堂再次與岸本交涉，只暫任漢文科稅務司原職，絕不接受其他新職。得到同意後他便每日照常到總署例行公事，對日本憲兵特務的監視視若無睹，試圖打消敵人的猜疑和防範。

在春寒料峭的1942年初春，有著獵狗般嗅覺的日本特務又有了驚人發現。他們偵察到海關總稅務司署曾將華北日本侵略軍進出山海關和長城各口的情況密告給南京國民政府。

3月29日，惱羞成怒的日本憲兵隊將總稅務司梅樂和以及丁貴堂等其他各科稅務司一併逮捕，冠以「反日間諜行為」的罪名，關押在憲兵總隊監獄。面對1個多月的嚴厲審訊、辱罵、毆打，丁貴堂始終不承認有「間諜行為」，日本憲兵隊沒有證據，只得在收取大筆保釋金後將其釋放出獄。但丁貴堂一大家子卻被軟禁在位於汾陽路45號的官邸內。

在「豪華監獄」里度日如年的丁貴堂一心想著如何才能重獲自由，他偽裝聽話，一門心思做寓公，但暗地裡卻悄悄地與重慶方面達成聯繫，共同策划了周密的全套脫身計劃。一直到這年的年底，丁貴堂利用日軍已稍有鬆懈的大好時機，偽裝中風住院，以此麻痹敵人。

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半身不遂」的丁貴堂敏捷地從醫院遁走，在國民政府軍情人員的接應下擺脫魔爪、逃離虎口。一路艱險自不待言，穿越重重日偽封鎖線，歷時40天後於1943年2月抵達重慶，受到崇高禮遇。

華員中的最高稅務司丁貴堂由滬脫險抵渝，任總稅務司署總務科稅務司一職，此時因日軍換僑遣送而先期抵達的梅樂和也已復職視事。這對昔日的「君臣」相見，默然無語。由於英國在華勢力的江河日下，梅樂和無奈選擇了退休。

這年5月，梅樂和辭職，總稅務司一職的繼承者，換成了國民黨政權的新後台、美國人李度（L. K. Little）。

李度

李度這時遠在美國，財政部於是發布訓令讓丁貴堂代理總稅務司。1943年10月，財政部以丁貴堂勞績卓著，將其擢升為副總稅務司。這是中國近代海關史上華籍官員出任的最高官職。

丁貴堂的成功絕非偶然。除了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以求外，也與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的式微及當時歷史背景有關。

當他初出茅廬甫入海關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許多協約國關員離職返國，而德奧關員大受排斥，海關總署不得不提拔華員以資補充。

丁貴堂順利納入軌道後，其一心奉公、胸無城府的鮮明個性反而使他在錯綜複雜的人事糾紛中浮出海面，更有幸成為各種勢力消長、矛盾平衡的產物，脫穎而出。

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再次使大多數洋員捲入其中，大批外籍關員或被俘或回國參戰，給海關華員提供了有利機遇。一批華員開始主持關務行政，並逐漸升遷至一些重要崗位，丁貴堂能將海關開關以來華員所得的最高職務收入囊中，實乃因緣際會。

走向光明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國民政府財政部任命丁貴堂為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公處專員，同時奉命接管上海總稅務司署及江海關。

此時李度尚未蒞滬，「所有大小事端，皆仰丁貴堂一人擔當」。他不僅要處理上海總稅務司署及收復區各海關事務，還要接收原海關財產檔案、敵偽碼頭倉庫，用廢寢忘食形容也毫不為過。

當然，其卓著的接收成績得到各界的好評，為此，財政部1946年5月25日頒令，給丁貴堂記大功一次。而當時的許多接收大員多有中飽私囊的行為，對此丁貴堂深惡痛絕，公開進行抵制。他愈加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本質。

淮海戰役結束後，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國民黨要員紛紛逃往台灣。海關人員也人心惶惶，特別是高級華員都看著丁貴堂的行動，以抉擇去留，唯其馬首是瞻。

經過深思熟慮，丁貴堂毅然派他的外甥陳瓊瓚去香港找其時在《華商報》工作的夏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

夏衍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潘漢年得知後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周恩來的明確指示，只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後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幹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

國共和談破裂後，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天塹，佔領南京。李度不聽丁貴堂的勸告，逃離上海，「海關的大權就掌握在丁貴堂手裡，他就可以向所有的海關工作人員發號施令了」。

上海解放前夕，丁貴堂毅然宣布自己決定留滬，並敦促李度電令全國海關：「不得撤退，不得運走檔案，不得匯走稅款。」面對國民政府速速去台的緊急通知，他表面上敷衍，虛與委蛇，暗地裡與中共地下黨代表正式接洽。

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幾次命令丁貴堂將當時遠東最大最好的挖泥船「建設號」火速開往台灣，但丁貴堂卻拒不從命，以種種理由予以拖延。湯司令十分惱怒，下令將其逮捕，終因解放大軍兵臨城下，湯恩伯沒有來得及對丁進行軍法處置。

1949年5月25日凌晨4時30分，江海關大樓掛出了巨幅標語「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江海關鐘樓上也升起了黃浦江畔第一面紅旗。伴隨著隆隆的炮聲，江海關鐘聲長鳴。

在上海人民和廣大海關工作人員的擁護支持下，丁貴堂領導總稅務司署和江海關（包括浚浦局、港務科、檢疫所等）起義，成功回到人民的懷抱，不僅完整地保留了有著悠久歷史的珍貴海關檔案和一筆可觀的庫存，還保留了許許多多富有經驗的海關員工，居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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