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當天下午16時30分，武漢金口，一代名艦中山艦在日軍飛機轟炸下，「失去動力，在波濤中旋轉，向下游漂流，完全失控。又因多處破損過重，堵漏失效，大量江水急劇湧入艙室，艦體繼續向左不斷傾斜，約傾至40度時，突然艦首稍昂，隨即轟然一聲巨響，水柱衝天」。終因負傷過重沉沒於金口龍床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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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主動棄守,悲情撤離

10月24日，蔣介石正式下達放棄武漢的命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鄭重宣布「我軍自動退出武漢」。漢口市長吳國楨宣稱:「保衛大武漢之戰，我們是盡了消耗戰與持久戰之能事，我們的最高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們的人口疏散，產業的轉移，已經走得相當徹底，而且我們還掩護了後方建設……」廣州淪陷後，10月24日，日軍切斷了粵漢鐵路，武漢已經很難堅守，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

當天下午16時30分，武漢金口，一代名艦中山艦在日軍飛機轟炸下，「失去動力，在波濤中旋轉，向下游漂流，完全失控。又因多處破損過重，堵漏失效，大量江水急劇湧入艙室，艦體繼續向左不斷傾斜，約傾至40度時，突然艦首稍昂，隨即轟然一聲巨響，水柱衝天」。終因負傷過重沉沒於金口龍床磯。

同一天，在武漢各機關團體已基本撤離之時，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漢口版出版最後一期報紙口授社論——《告別武漢父老》，聲稱:「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中。」與此同時，郭沫若也為《掃蕩報》撰寫了《武漢永遠是我們的》的社論，指出:「我抗戰的中心力量並無虧損，反而爭取了主動地位，環陣於武漢的四周……我們的武漢並不是對於佛朗哥的馬德里，而是對於拿破崙的莫斯科！」

這一天晚上，作為戰時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和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乘飛機離開武昌飛往湖南衡陽。臨行前，蔣下令:「將凡有可能被敵軍利用之虞的設施均予以破壞！」這道「焦土抗戰」的命令，使武漢整整燃燒了兩天。同時，武漢城內中國守軍按計劃開始撤離，至10月25日夜全部撤離市區。蔣介石於10月31日在《武漢撤退告全國國民書》中所言:「蓋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

實際上，在9月底，田家鎮要塞陷落後，武漢已無險可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了保留繼續抗戰的實力，就放棄了死守武漢的計劃。並開始有步驟地分批撤離黨政和地方政府機關，疏散城內老百姓。10月1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根據武漢外圍戰鬥的形勢及日軍於10月12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的情況，決定放棄武漢，同時組織各部隊有計劃撤退:長江以北的主力撤至平漢路以西的漢水沿岸及大洪山區，廖磊的第21集團軍留在大別山區，開展敵後游擊戰;薛岳的第1兵團仍於九江以南抗擊敵人，並可視情況退往湖南;第2兵團依託幕阜山，掩護西面的粵漢鐵路;羅卓英指揮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戰，掩護各軍撤退，整個武漢城區只留衛戍部隊一個旅(第185師第545旅)的正規軍作象徵性的抵抗。10月25日，日軍波田支隊向葛店發起猛攻，隨之突破中國軍隊第55師的陣地，佔領了葛店。當日凌晨，日軍第6師團先頭部隊推進到了漢口近郊，中國留下軍隊作象徵性抵抗。

早在南京淪陷、武漢成為戰時的軍事政治中心之時，蔣介石就曾電召軍事學家蔣百里（後來在武漢任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據同在軍事委員會工作的胡起祥撰寫的《蔣百里先生在武漢》記載，「蔣百里來到漢口，看到市面上秩序混亂、人心浮動不安現象，即向南京中央政府建議，應該立即採取措施疏散武漢人口，並提出具體辦法，由漢口市公安局挨戶調查人口，將老弱病殘者以及在武漢淪陷後能夠做敵後工作的人留下來。凡屬青年壯丁、婦孺兒童、各校教師學生、機關工作人員一律分配車輛和船隻，有計劃地分批撤退，運往後方。」他的這一計劃在當時各自為政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執行得非常緩慢。

記者查閱的《武漢文史資料》記載，曾為戰干一團學員、任武漢衛戍總部見習秘書的程雪華回憶當時部隊撤退的情形:「9月底，各地戰況連連失利，敵軍已過九江，部隊所有官佐均已發槍，我當時系少校銜，也發了短槍。」廣州淪陷的消息對「保衛大武漢」的戰鬥是個沉重打擊。在兵荒馬亂之際，武漢衛戍總部突然通知幾十位軍官返漢述職，當時也有不少官兵開小差。10月20日左右，程雪華所在的部隊奉命緊急撤退。撤退部隊和單位把搬不走的設備用炸藥銷毀。「馬路上沒有行人，連交通警也不見了，遍地都是瓦礫和雜物，景象分外凄涼。遠處長江江面上煙霧迷濛，隱隱約約似可見掛旭日旗的敵艦在活動。我只好默默地拄著雙拐，匆匆擠上運輸船艦，揮淚告別了武漢三鎮。」

那時在軍事委員會工作的胡起祥隨著機關撤退，在徐家棚搶上南行的疏散火車，「在車廂內停了兩天才開動。沒有吃的東西，只能餓肚皮;要大小便擠不進廁所，只能隨地便溺。時值暑天炎熱，在車廂內悶熱得吐不出氣來，而且臭不可聞」。轉移陣地的軍隊和向後方逃難的人民群眾、機關、學校，為了搶奪交通工具，亂作一團。為了搶奪輪船而溺死江中的不知凡幾。逃難的人們將火車車廂擠得水泄不通，車篷和車廂底下，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人。有的用繩索吊在車廂旁邊像搖籃似的打鞦韆。火車開動只能看到車輪在轉，好似一座人山在爬行。

那些趴在車上車下的逃難群眾，由於車輪震動而死於途中者，慘不忍睹。胡起祥忍不住感慨:「真是不堪回首。當初如果能按照蔣（百里）先生的建議作有計劃的撤退，廣大生靈，何致遭此塗炭？」

宜昌,40天成功大轉移

10月24日當天，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便從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搶運的物資外，還有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盧作孚親自護送的幾百名免費上船的孤兒難童。據史料記載形容，「當汽笛聲中，這些孩子們扒在欄杆上放聲高歌，搖著小手向盧作孚告別的情景，令岸邊觀者無不動容」。

正是從這天開始，民生公司的22艘輪船和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來回穿梭。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就此拉開了帷幕。

峽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自1876年，中英簽署《煙台條約》後，宜昌被闢為通商口岸，它又是長江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港。60多年前，在民族危亡緊要關頭，宜昌即成為受全國關注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進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戰的重要運輸線。當時入川，少有公路，更沒有鐵路，惟一隻有走長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峽航道狹窄，彎曲複雜，灘多浪急，險象叢生，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通過。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從上海、南京、武漢來的大船，當時都不能直達重慶，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宜昌下船「換載」，轉乘能走峽江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繼續溯江進川。

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10月23日剛剛到達宜昌。半個多月前，他設法拒絕了國民政府軍政部的命令，此命令要他將民生公司所有船隻一律開到武漢長江下游田家鎮鑿沉，用以封鎖江面，阻攔日軍軍艦沿長江進犯武漢。他反對這種自毀家園以絕敵路的做法。他要竭盡全力，組織他的船隊參加抗戰救亡。

盧作孚一到宜昌，看到滿目的混亂局面，滿街是人員，滿地是物資。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樓上樓下都是焦急盼望購票的人，請客、交涉、請求安排貨物上船的人，秩序相當混亂。盧作孚果斷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請客，馬上組織安排搶運。在召開公司緊急會議後，他通宵達旦做出一份緊急運輸方案，10月24日清晨，他親自向各機構代表進行部署。

公司成員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怎麼能夠在40天內，將所有的人員和貨物運走。盧作孚演示了他的計劃:宜昌至重慶，去時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順江而下需2天，來回一趟6天。為了縮短運載時間，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至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分船隻先運貨物至三斗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並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順江而下。

為了儘快搶送難民難童，他對客運艙實行「坐票制」，將二等艙鋪位一律改為坐票，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他降低收費，對公教人員實行半費，對戰區難童免費，對貨物運費只收平時的1/10。

鑒於三峽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盡量利用夜晚裝卸，搶在白天航行。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僱工3000多人，同時徵用民間木船850餘只，運載輕型物資。

不幾日，20多艘輪船，850多隻木船，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盧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個碼頭，親自了解船隻航行情況，深夜他還要到江邊各個碼頭去檢查裝貨情況。

1938年秋，宜昌江邊從一馬路到13碼頭數里長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種亟待轉運的貨物擁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時日軍正在瘋狂地向宜昌推進，敵機不停地飛臨宜昌轟炸。

更為嚴峻的是，自這年10月中旬起，長江上游還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較大輪船尚能航行，過後便是漫長的枯水期，大型設備根本無法入川。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和貨都必須在40天內運走。

同時，由於中國軍隊第33集團軍張自忠部，正在漢水防線阻擊日軍，大批難民和傷兵還在不斷湧進宜昌，幾十萬出川抗戰的部隊和裝備，也亟待通過長江航線，奔赴戰場。

要在40天時間，完成這樣大的運輸量，除非出現奇蹟。當時能走峽江的只有民生輪船公司的22艘輪船和2艘外輪。而民生公司單艘船運載量只有200～600噸。依當年運力計算，全部運至重慶需要整整一年時間。

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懷遠路辦公樓被購票的人群擠成里三層外三層，一些武裝押運貨物的軍官氣勢洶洶，甚至掏槍威脅要船。運輸秩序混亂，又使運輸的阻塞加重，人心非常恐慌。

撤退中高漲的士氣

此時，只有10.5萬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滾滾而來的難民和源源不斷運來的戰時物資撐得爆滿，各種滯留人員最多時達3萬。人們都焦急盼望能儘快讓他們「換載」上船，而人多船少，為等購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個月或一個月。從城區通惠路到船碼頭，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棧、學校都擠滿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頭，棲身屋檐下。

據當時報載，1938年先後到過宜昌的有蔣介石、李宗仁、陳誠、汪精衛等眾多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還有各界著名人士、社會賢達。宜昌一時間名流雲集。馮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黃松齡、王芸生、於毅夫、程希孟等來宜，參加抗日演講。華東及上海等地文藝團體西遷來宜，上海業餘劇團、上海影人劇團著名演員趙丹等在宜昌街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楊主演《瀋陽之夜》，江蘇劇團演出《夜光杯》。演藝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謝添、陶金、陳波兒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劇目;賀綠汀在宜昌哀歐拿中學義演，女作家謝冰瑩等在宜組織抗戰救護活動。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陶鑄、錢瑛、曾志、何功偉、雍文濤、韋君宜、劉真、馬識途等來宜在鄂西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三姐妹也同樣飛抵宜昌，慰問抗戰傷兵。

隨著源源不斷的人流湧入宜昌的，還有向四川撤遷的物流——各種大型設備、器材、軍工物資也先後運到宜昌，等候換載入川。

據盧作孚的兒子盧國倫回憶，四川人盧作孚1925年從創辦現代航運企業著手，以實現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為目標，成立民生輪船公司，靠鄉親、朋友、地方紳士的支持，以8000元資本購買了一條僅70餘噸的小客船，艱難起步。幾年時間即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游。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艱辛發展，十年後，相繼在上海、南京、武漢、宜昌等地設立分公司。上世紀30年代已擁有大小輪船116艘，成為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也是長江航運的主力。

抗戰爆發後，盧作孚帶領民生公司積極為抗日出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華東戰局進一步惡化。國民政府決定撤離南京，西遷武漢。民生公司集中中下游全部船隻從南京接運政府機關人員以及南京各學校的師生、儀器和圖書，其中包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和江蘇醫學院。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是第一個力主遷校的校長，中央大學也是南京第一所遷校的大學。為了幫助運輸中央大學的大型設備，盧國倫回憶說，「我的父親下令改造船艙，將中央大學所有的師生、儀器和圖書，包括實驗用的各種動物，一齊運到重慶，在沙坪壩重慶大學借出的松林坡建校，於1937年11月複課」。

從這時起，國民政府和其他機關團體，包括中央研究院的人員已開始緊急撤退。為了順利完成這一任務，民生公司於1937年10月23日專門召開了一個轉運西遷人員服務工作會議，研究從宜昌轉運國民政府行政院官員600人及留在宜昌的旅客5000人的運送和服務辦法，並通告宜渝間航行各輪，要求在抗戰非常時期，努力實現公司的宗旨，要求「全體船員行動起來，表現服務精神」。1938年1月6日，盧作孚被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下屬的水陸運輸委員會主席，負責統一調度指揮長江上的一切民用船隻。

緊接著，盧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機構繼續運送西遷的難民和入川的物資。直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戰時經濟力量,成功西遷

宜昌大撤退搶運出的部分單位，從當時民生公司所做的統計來看，包括: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金陵兵工廠、航委會安慶站、揚州航空站、鋼鐵遷建委員會、申鋼廠、大鑫鋼鐵廠、周恆順機器廠、天元電化廠、新民機器廠等，還有國民政府機關、科研單位、學校設備、珍貴歷史文物等。

事實上，早在1937年7月，日本發動進攻，大轉移就開始了。南京政府成立了總動員設計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總動員設計委員會中設有資源委員會，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負責主持上海一切工廠的拆遷事宜。上海的企業家和商人行動緩慢，他們希望能保護自己的財產，只有14000噸的設備能在上海陷落前轉移。從現代化的上海機器廠和其他工廠運出來的機器被裝上划艇，用樹葉和樹枝掩蓋起來，然後運往長江上游。日本飛機一出現，就馬上用蘆葦把船偽裝好。在其他地方，設備的轉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遠離東部地區數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廠和鋼鐵廠重新組裝起來，一些設備廠則隱蔽在山洞裡，中小學和大學也向西部轉移，到1939年秋，在大學註冊的人數達4萬——比戰前的最後一學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設備的保存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勝利。

武漢三鎮的拆遷搶運工作，一直堅持到淪陷前的1938年10月25日上午10時，當時政府對此做了比較詳盡的記載。親歷者回憶，「由大小火輪、柏木船等滿載物資上運，期能脫離魔掌，不資敵用，殆行抵嘉魚附近，慘遭敵機輪番轟炸，軍民壯烈犧牲，輪船下沉，僥倖未遭慘死者逃走窘景，至今猶歷歷在記憶之中」。

為了使武漢工廠內遷做好充分準備，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日，工礦調整委員會兩次在漢召集各紗廠負責人開會，討論紗廠遷川事宜。「鑒於滬、蘇、錫、常一帶紗廠資敵以及被毀，而後方軍民急需被服的情況，因而必須保存實力。工廠調整委員會當即宣布武漢首先西遷紗廠的紗錠不得少於5萬錠，計為震寰、裕華紡織廠3萬錠，申新紗廠2萬錠。其實武漢各紗廠正在利市10倍！他們哪裡肯遷移呢？只推說『恐怕運輸沒有辦法』。當時政府的態度堅決，期在必行。只有裕華紗廠董事長蘇太余先生早有到四川辦廠的夙願，首先響應，即於1938年1月5日親自赴渝勘選廠地。」

工礦調整處決定武漢三鎮工廠拆遷選擇標準如下:一、紡織染廠類，二、機器五金工廠類，三、其他各類工廠。8月5日，最高當局手令限期拆遷武漢紗廠，申新、大成才分遷川陝。然而阻力仍很多，如申新紗廠積極拆遷工作，當未進行到一半，橋口駐軍忽在橋口建築工事，把鐵路掘斷，在沙廠四周繞以戰壕，加之大成與震寰主持人仍互相扯皮，碼頭工人又抬高力資。拆遷工作因此大受影響。8月12日敵機對徐家棚、劉家廟等鐵路交通站進行了狂轟濫炸。震寰的拆遷工作，由工礦調整處嚴令大成紗廠劉培基負責落實。平漢路車務處副處長楊格負責接洽工廠運輸噸位，及平漢路的車輛事宜，所有拆遷機件的員工，一律發佩符號，俾免徵役，赴陝西者，由平漢路局一律准免車費。女工、童工編組，由婦女指導委員會負責帶領、訓練，所需交通工具和沿途食宿，由工礦調整處及賑濟委員會辦理。疏散費按人發給20元，其8月份上半月工資一律以15日計算。各廠工人的救濟費，責成申新負擔15萬元。裕華14萬元，復興35萬元，合計71萬元。碼頭工人力資，一律以裕華紗廠所定為標準，其路程遠近，照百分比增減之。

漢陽鐵廠和兵工廠已分兩批運出，一批通過長江上游至重慶，另一批則運往湘西。福順機器廠、張鴻興機器廠等則運往常德等處。

記者從《武漢文史資料》查閱的數據是，從漢口運出經宜昌進入四川的機件、物資共計45260噸（沿途損失未計在內）。

宜昌成功撤退使得當時中國的主要經濟實力得以保存，政治實體、工業命脈、教育傳承以及商業和文化種種事業隨之轉移到陪都重慶，重慶成為中國和遠東抗戰的中心。一大批工廠、大量的機器通過長江水道轉移至重慶，為接下來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經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