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在小說中摺疊北京，在現實中打開摺疊

郝景芳

只靠民間慈善組織是不行的。它需要有人影響並推動公共政策，只有這樣，原本「摺疊」起來、很難向上流動的空間，才能最終打開。

知名科幻作家、中國第二位雨果獎得主郝景芳遞過來的名片上，印著的頭銜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一部副主任」。2013年以來，她一直在這裡工作，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主要領域是宏觀經濟研究，她和同事們形成的研究報告可以直接遞交國務院。

幾個月前，她寫的《北京摺疊》獲得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對很多寫作者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榮譽，但郝景芳並沒打算在這條道路上走太遠，「我不是全職作者，以後也不會是」。

大部分日子，她在北京的霧霾中乘坐擁擠的地鐵打卡上班。因為工作關係，她會出現在一些高端會議上，見到不少能改變世界的大人物。有時候，她也會到某個偏遠山村的貧困農家，聊著這家小孩前途的問題。2017年，她計劃做一些過去認為「特別有錢」後才能去做的事，將那個在小說中摺疊起來的世界，重新打開。

兩個「釣魚台國賓館」

2016年3月中下旬有幾天，郝景芳經常得到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去。

幾百名「大人物」在這裡討論著城鎮化、中國未來五年大趨勢之類宏大話題，他們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財政部部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等政要，還有摩根大通國際董事長、沃爾沃集團總裁、英菲尼迪全球總裁等商界精英。

這是「201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常規會議。看著眼前的這些政要精英，郝景芳不禁感慨，對於他們，改變成千上萬人的命運「就是喝咖啡那麼容易」。

郝景芳見過很多命運需要被改變的人。

郝景芳1984年出生在天津，父母是大學教授，生活環境不錯。上世紀90年代末天津大規模的下崗潮，她的一個姨媽和兩個舅舅都受到波及。「一個舅舅下崗後，早上3點多就起床做豆包、炸春卷，5點鐘就上馬路擺攤，到10點鐘收攤，回家睡覺，然後重複前一天。二姨曾經同時在兩三戶人家裡做家政，甚至埋怨自己的孩子為什麼是男孩，因為覺得女孩一般更喜歡吃菜，可以省下不少買肉的錢。」

這是她對現實中生活艱難的最早認識。「不過他們到底都是天津人，還不至於過得太差。」對貧困最真切的認知，來自大二時的一次支教。

那是2004年，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郝景芳來到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黃羊川鎮。與一切常見的學生支教組織一樣，他們在這裡停留的時間並不長，一共三周，工作內容是教初一、初二學生英語、美術等課程。她發現這些學生家一天三頓都吃土豆，家裡教育意識弱，很多女孩考上高中，家裡都不讓上，要求她們打工供弟弟上學。幾年前台灣企業家捐來的電腦幾乎沒有人會用，白白閑置在那裡。「他們出路太窄。」臨走時，她覺得非常無力，因為知道自己並不能改變什麼。

博士畢業後她決定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工作，是因為實習時「覺得這單位的會議好高端，可以見到很多重要學者」，此外還有很多關於兒童發展教育的項目，她希望做相關的事。郝景芳接受本刊採訪時說，「我正在做的項目是中國教育和醫療服務質量研究。包括對公平的探討，比如找弱勢群體談他們的困難感，另外也會搜集城市中產對質量的不滿，然後向中央政策層面提供改善的建議。」

郝景芳在北京清河住過一段時間，那裡的學區房價格已經很高，但旁邊還有個棚戶區，遍布小蒼蠅館子和大市場。她有時吃飯時會跟店主聊天，聽他們講著家鄉的孩子、在北京看不起病的艱難。

這些場景在她眼前交替循環。2012年年底，她用三天時間寫了短篇小說《北京摺疊》，隨手發在了一個網路論壇水木社區上。

在那篇小說的設定里，北京由三個空間交替摺疊，不同的人佔據了不同的空間，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著每個48小時周期。第一空間每一次摺疊有24小時的時間，享受著最好的工作與待遇。第二空間每一次摺疊有16個小時，擁有中等的權利與待遇。而生活在第三空間的人只能靠處理另外兩個階層的垃圾為生。每次只能是一個空間的人在活動，此時另外兩個空間的人進入受控制的睡眠，他們的建築物會被緊緊摺疊藏於地底下。三個空間的居民被禁止相互流動。

小說中，來自第三空間的垃圾工初涉第一空間時所到的那個園子，原型正是釣魚台國賓館。

「如果我有很多錢」

2016年8月，郝景芳到湖北國家級貧困縣鶴峰出差，考察農村兒童「免費營養包」項目的實施情況。

營養包是國家衛計委研製的補充鈣、鐵、鋅和維生素的套裝，免費發給貧困縣裡2歲以下的孩子，以解決普遍存在的貧血和生長遲緩問題。她所在的基金會選了300個貧困縣實驗，驗證有效性，希望能推動成為國家層面的政策。

郝景芳與同事們一起與盛縣兩級衛生、婦女部門座談，然後進入鄉鎮，召集相關家庭做問卷，檢查孩子發育情況。她發現這裡最稀缺的不是錢，而是意識：「多數家長並不了解嬰兒營養知識，不知道微量元素，也不想去了解。如果醫生不通知，他們不會想到缺營養。會買少量玩具，基本不給孩子買書。」

和一個村醫聊到留守兒童時，對方表示「沒辦法，老人不可能提供教育」，而在外打工的父母工資低，在所在城市無法承擔養小孩的成本。

郝景芳知道，工資低，是因為孩子留在農村，打工者不用在城市裡負擔家庭，「因為有這些孩子，才有人口紅利，才有我們整個國家的三十年繁榮」。但她張張嘴，並沒有對那名醫生解釋這些。

回到北京後，郝景芳仍會想起這段經歷。她把這次下鄉的經歷，寫了一篇分析，發在微博上。在文末，郝景芳列舉了「如果我有很多錢」可以做的事：在城市為打工者建託兒所，並從打工者群體中培訓育兒師；拍簡單通俗的電視片，講怎樣與嬰兒溝通、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在那些美麗的貧困山鄉建舒適的度假村，有兒童運動場、圖書室、遊樂項目，旅遊旺季給城市家庭帶孩子度假，淡季給當地孩子免費使用。

「可是我沒有很多錢，可能也不會有。」發出這篇文章時，郝景芳覺得這是一個遙遠的夢：當時她沒想到，幾天後，那篇幾年前寫下的《北京摺疊》獲得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這次獲獎，令她的這些幻想具備了變成現實的可能。

雨果獎為她帶來了許多此前沒想過的資源，各種邀請紛至沓來。奧迪找到她，答應贊助100萬人民幣把她此前度假村的設想具體化，一起做一個不會分紅的公益項目。中央美院的一個學院計劃為郝景芳的項目設計幼兒藝術創意課；中科院心理所計劃派督導參與，建立留守兒童心理案例庫；教育培訓機構學而思聽說她要做教育方面的創業，找到她，決定免費為項目所在貧困地區的老師提供遠程培訓……

打開摺疊空間

「好啊，可以先談30年租約。」2016年12月20日下午，在北京五道營胡同的一家咖啡館，郝景芳對電話那頭說。

此時，幾個月前的設想已經變成了一個名為「童行書院」的項目，目前已確定第一個試點：在黔東南的樓納村，一個正在做舊村改造的建築師團體與當地政府簽了協議，拿到了1.6平方公里的地設計了各種建築，希望「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鄉建模式」。郝景芳會在那裡建一個圖書館。

按照郝景芳的計劃，暑假裡，她會在那裡接待城市家庭，為孩子們開設自然探索、山水徒步和藝術課，為父母們講解心理、自然和社科常識。平時書院的老師會到周邊鄉鎮的家庭和學校做各類輔導。她發現當地有蠟染、刺繡等民族傳統工藝，覺得可以通過藝術教育，培養當地兒童未來往家居、服飾等產品設計方向發展，為他們在汽修、理髮、烹飪、建築工地小工、流水線工人之外開拓新的出路，「至少要讓他們知道有這些可能。」

郝景芳的每一步設想都十分具體。為了能讓項目可持續發展，她打算開通親子游，並將收入完全補充給公益部分，讓這個項目不依賴募捐、可持續，「其實是一個社會企業」，郝景芳說，她現在正在為這個書院招老師，打算提供較好的吃住條件、每月五六千工資，希望他們結束在那裡兩年的工作後，可以進入大城市的商業機構教授通識教育。

郝景芳明白，童行書院這個項目對留守兒童的成長作用實在有限。「最終問題的解決，還是讓他們能在父母的工作地上學。而這涉及城鎮化改革中的很多問題，必須由國家層面來做。」她已經計劃好，2017年，自己的工作主要放在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影響財政收支預測。她希望能藉此推動財政資源覆蓋到流動人口，從而改變大量留守兒童的生活。

「只靠民間慈善組織是不行的。」郝景芳說，它需要有人影響並推動公共政策，只有這樣，原本「摺疊」起來、很難向上流動的空間，才能最終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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