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張自忠之歿：以死明志還是戰死疆場？

左起：吳仲直、高永年、劉汝明、王鴻韶、郭懺、湯恩伯、孫連仲、李宗仁、張自忠、黃淇翔、韋永成。

張自忠將軍。

1940年5月16日16時，「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終換得馬革裹屍還，以集團軍總司令之位殉國」的張自忠將軍一生的傳奇戛然而止。

當時國內有張將軍是以死表清白的說法，蓋因1937年發生了兩件事：4月，張自忠率冀察國外旅行團訪問日本；7月28日，張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等職留守北平。當時，這兩件事使輿論對張自忠產生了很大的誤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曾致電國民政府，要求將張自忠明正典刑。

七七事變之後，張自忠奉命留守北平與日軍周旋，這8日的個中細節，外界不明所以，故有張將軍為以死表清白，才以身殉國之說。張自忠之女張廉雲向本刊披露：那8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以下為張廉雲口述。

訪日

1937年，我才十四歲，還不大懂事，但從家庭的日常教誨中知道絕不能做亡國奴，知道父親是正直勇敢的愛國軍人。父親當時是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市長，因率團訪日及奉命留守北平這兩件事，當時的輿論對父親產生了很大的誤解。上世紀80年代起陸續公開的大量檔案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親當年留守北平前後的作為，完全對得起國家和民族，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3年，二十九軍在宋哲元軍長的率領之下參加了長城抗戰，取得了喜峰口和羅文峪兩次戰鬥的勝利。在長城抗戰期間，父親與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在遵化三屯營合組一個指揮所，共同指揮第一線的作戰部隊，在長城一線頑強抗擊日軍的進攻，達兩個月之久。

1935年，二十九軍入主冀察平津之後，日本就一直以軟硬兼施的兩種手段對付二十九軍，圖謀在華北造成一種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斷地在華北地區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請冀察當局派員訪日。

1937年4月，宋哲元軍長派我父親率團訪問日本，團員中有張允榮(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灃(二十九軍三十七師旅長)、黃維綱(二十九軍三十八師旅長)、徐廷璣(二十九軍一三二師參謀長)、田溫其(二十九軍一四三師旅長)、鄭文軒(冀察外交委員會委員)、邊守靖(天津市政府參事)等軍政官員，我和哥哥也隨團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間，我們先後去過東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後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島。歷史學家李雲漢教授對我父親的日本之行進行過認真研究，他說，在中日雙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張自忠訪日時有任何有失體面或有虧職守的記載。

北平的最後八日

七七事變爆發時，父親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養，當時宋哲元軍長尚在山東老家，父親就抱病與日軍進行交涉。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14日父親趕到天津去見他，然後奉命在天津繼續與日軍交涉。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23日父親在津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自信愛國尤向不後人」。7月25日父親奉宋哲元召，於下午五時乘平榆(北平－榆關，榆關即山海關)四次列車離開天津，當晚七時半抵北平，秦德純(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車站迎接。下車後，父親即趕赴西城武衣庫(現政協禮堂南面)的宋宅見宋哲元，然後到東城鐵獅子胡同的進德社出席冀察要員會議。26日發生了廣安門事件，日軍向二十九軍發出最後通牒。7月27日宋哲元嚴詞拒絕日軍的最後通牒，並通電全國，表明了「自衛守土」的決心。

7月28日凌晨，日軍從北平南北兩個方向向二十九軍發動了全面進攻。二十九軍在南苑作戰失利，趙登禹、佟麟閣兩將軍殉國。下午，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三十七師師長)、張維藩(二十九軍前參謀長)和我父親五人在進德社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最後做出決定，宋哲元奉蔣介石電令移駐保定坐鎮指揮，二十九軍主力撤離北平，北平城內僅留下獨立二十七旅和獨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我父親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長，父親本不願留在北平，因為他十分清楚這樣做的後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堅持之下，父親最終同意留在北平「維持十日」。

當晚，父親告訴張克俠(二十九軍副參謀長)下午二十九軍首腦會議所作決定，並讓他通知從南苑撤到城內的部隊趕快離開北平去追趕大部隊，同時致電李文田(三十八師副師長)表示：「我等受國大恩，不為不重，現在為我輩報國之日，兄負責保守北平，後事已有遺囑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負責指揮，津郊部隊及保安隊負責守備，不惜一切犧牲，與敵周旋。」

29日下午，父親先後到冀察政委會和北平市政府就職，並召開會議，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糧食問題。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後，依然通過電報和電話與我父親保持著聯繫。

在留守北平期間，父親將平津作戰中的負傷者安排治療，將陣亡者予以安葬，對沒來得及撤離的29軍官兵眷屬則派員予以接濟，或分發路費讓他們離開北平，返回故鄉。

7月31日，駐北苑的獨立三十九旅被日軍繳械。8月1日，父親在得知此消息後，感到情況不好，馬上召見北平城內的獨立二十七旅旅長石振綱及該旅兩團長，要他們迅速突圍。當晚二十七旅便撤離北平城，突破日軍的包圍後，經昌平、陽坊抵延慶。當日，父親也試圖率手槍隊離開北平，剛出德勝門便遭日軍截擊，只得返回城內。

8月3日，父親以「離職不在北平者太多」為由，將秦德純等八位冀察政委會委員開缺。8月4日，父親任命張允榮等八人為冀察政委會新聘委員。8月5日，父親便致函冀察政委會常委，聲明「辭去代理職務」，隨即住進了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就這樣，父親在北平先後一共維持了八日。

最後一面

8月10日，日軍進入北平城內。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覺，父親離開了醫院，設法躲入東城禮士胡同美國友人福開森的家中。福開森是個中國通，對中國的文物寶藏很了解，過去和我父親就認識。後來在美國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趙子青等朋友們的安排下，父親於9月上旬悄悄地離開北平到了天津，隱居在一位英國朋友家中。

為了躲避戰亂，大約在7月中旬，我們一家和叔叔張自明一家從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號路(現營口西道慶余里)，那是一棟小樓，連同地下室一共4層。父親的音信全無，我們全家都十分惦念。

記得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訴我們說，父親要回來。天黑的時候，父親果然回來了，他穿著便裝戴著禮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親每次回家，家裡都特別熱鬧，笑啊，說啊，可那個晚上家裡十分嚴肅，全家人進屋向他問安，誰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後來，大家都退出去了，房間里只有父親、母親、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親先讓廉瑜拿來了紙筆，給福開森寫信，感謝他在北平的幫助。然後把我母親和叔叔叫到一邊，告訴母親說，以後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託給了叔叔。臨別時，父親又給我們幾個堂姐妹每人一點錢，說：這些作為以後你們結婚時的嫁妝。實際上，他這就是在安排後事了。

天全黑了，父親穿上長袍，戴上帽子，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著4戶人家，我們都不敢送他。我趴在二樓的窗子上，看著父親遠去的背景漸漸消失，沒料到那竟是和父親的最後一面。

1937年10月，父親到了南京，向蔣介石作了彙報，蔣介石當時讓我父親出任軍政部中將部附，這是個閑差。後由於戰事趨緊，以及李宗仁、馮玉祥等人的力薦，1937年12月父親奉命回到老部隊，任五十九軍代軍長(五十九軍由三十八師擴編而成)。

1938年1月，五十九軍劃歸第五戰區，自此父親就在一直李宗仁的指揮之下與日軍作戰。1938年，五十九軍先後參加了淮河北岸阻擊戰、臨沂戰役、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父親作戰英勇，至此國內民眾對他的誤解得以消除。

1938年10月，父親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11月，父親在湖北荊門就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指揮所部五十九軍、七十七軍以及其他部隊鎮守襄河(漢水襄陽以下段)一線，其間進行了京山鍾祥保衛戰、隨棗會戰、1939年冬季攻勢和棗宜會戰，直至1940年5月16日殉國。

我是在《申報》上看到父親犧牲的消息的，開始還以為是日本人在造謠。父親殉國時，我才17歲，我和姐姐在將要啟程與父親見面時，傳來了父親犧牲的消息。

父親不是以死明志

過去有人說過，父親的犧牲是因曾被誤解，受到恥辱，而以死來表清白，一定要犧牲在戰場，現在還有類似的說法，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

父親當年在平津時期，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情，訪問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為。當年的民眾和媒體都是非常愛國的，迫切要求與日本一戰。那時我還是小孩子，就怕做亡國奴，七七事變後，當聽到二十九軍的戰士英勇守衛盧溝橋，我們都熱血沸騰。媒體和民眾當時對我父親的誤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父親出生在孔孟之鄉的山東，自幼受傳統道德的教育，後來在馮玉祥先生的西北軍中受到了真愛民、不擾民、身先士卒、誓死報國的教育。受到誤解，對於這樣一位山東硬漢來說，確實是極大的傷害，但是他不會只為洗刷個人的屈辱而求一死，以示清白。這一點，從父親的話語、信件中，也可見一斑。

1939年8月，父親到重慶述職，對前來採訪的《時事新報》記者表示：「我每次作戰，都以『必死』自誓，同時亦以此告誡部下，以往諸戰役，如臨沂之攻擊、潢川之防禦、京鍾路之會戰以及敵人所謂『五月攻勢』等大小數十戰，莫不賴此而轉危為安。」我軍在各方面都遠遜於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軍，在這種情況下，「置之死地而後生」是父親指揮部隊作戰的一種方式。

1940年5月，父親在東渡襄河之前，給五十九軍諸將領寫了一封信，其中講：「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這就是父親當時的心跡。

就是這樣，每當戰況緊急，父親便抱著必死的決心指揮部隊。父親每次出去作戰都會留下遺書。父親有一個副官叫朱增源，父親犧牲以後，朱副官就在重慶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講，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親就留下遺書，等著回來一撕一燒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