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重視諜戰的太平軍

《孫子兵法》作為已知的中國現存最古老軍事著述，並不像行軍手冊般具體講解排兵布陣，但卻學說性地闡述了先人對於戰爭的理解，充分展示了老祖先們的軍事智慧。在《謀攻篇》結語中，更是作出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著名論斷。可見軍事情報的收集，從來都是進行戰爭的必要條件。這一鐵律同樣貫穿於整個太平天國起義全程。

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建立了「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頒行印書。在其總共二十九本目錄中，《行軍總要》赫然在列。

▌太平天國《行軍總要》

該書作為太平軍行軍作戰指導書籍，將敵前情報收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置，可見其對情報重視程度。實際上從金田起義開始，太平軍就大量派遣情報人員深入敵後收集清軍動向，使將領們能夠隨時依據情報靈活應對清軍圍堵。在金田、三里墟、官村之戰中，太平軍全部是以伏兵取勝。而同時期的清軍，軍紀敗壞，戰力低下，防間保密意識極差，營地周邊居然不禁生人，任由窺視，輕易就被太平軍滲透得如同篩子一般。在研究太平天國的重要史料《賊情彙纂》中有如下記載：「蓋賊探我營則另有伎倆，多遣賣食物人近我營盤，日與我兵勇相見，稔熟閑談，便可得實話矣。」由此觀之，其屢戰屢敗實屬正常。

反觀太平軍，其同時期防間保密工作遠勝清軍。金田起義爆發後，清廷推行「以賊制賊」策略，遍發告示誘降起義隊伍中的不堅定者，同時設法懸賞利誘使人打入起義軍內部傳遞太平軍動向。作為應對，太平軍首先強調軍紀，肅清營盤周邊，生人勿近。並且推行四點措施：

第一，盤查。但凡有兵士自遠方來，必先委派本營中機巧士兵遠遠細問其來自何處，隸屬某軍，本部統兵官姓名等信息。

第二，觀發。由於太平天國起義後，太平軍披散辮子，前額蓄髮，清廷謂之「髮匪」，所以查驗來人前額頭髮長短也可以有效識別其身份。

第三，禁議。在行軍途中嚴禁「街頭巷尾交頭接耳，私談議論」，犯者斬首示眾。

第四，頌經。以拜上帝教經文作為口令，無定製，無規律，每日俱改。規定營中所頌經句務必爛熟於心，驀提一句則必須隨接下句，如接不出則以姦細論處。

雖然上述四點對比中國歷代軍隊的保密規條並無出彩之處，但的確有效防止了清軍滲透，使對方束手無策。除了制度保障外，太平天國領導人自身對於防間保密也非常重視，這種重視在周錫能一案中可見一斑。

周錫能，廣西博白人，早年上過私塾，後經博白縣拜會領導人黃文金之堂兄黃文安引薦加入拜上帝會。雖參加清廷科舉屢試不第，但在多由文盲百姓組成的拜上帝會成員中，他絕對屬於鳳毛麟角的讀書人。入會後，他賣力寫傳單，搞演說，走村串寨發展會員，表現積極，因此很得黃文金看重，成為早期太平天國運動骨幹人物。金田起義後，官至左軍十四軍軍帥。但是隨著清軍圍堵日緊，太平軍進入艱苦的轉戰突圍階段，而且在轉戰過程中，糧荒、鹽荒等物資困難無時無刻不在困擾太平軍，大大小小戰鬥不斷，隨時有老兄弟戰死沙場，本來就抱著投機心理加入太平軍的周錫能毫不意外地發生了動搖。

▌太平天國1851年到1853年活動圖

1851年6月，周錫能借接引金田起義離散人員入伍之機，叛變投靠清廷，欽差大臣賽尚阿以六品官銜誘其攜朱八、陳五二人潛回太平軍內部以為內應，並伺機暗殺起義軍領導人。12月13日，周錫能回到永安面見楊秀清。因此前同他一起出發的太平軍盡數未歸，回來時卻多了兩個陌生人，詢問原因時其回答又支支吾吾，遂引起楊秀清懷疑，但楊並未當場表露，反而說要上奏請封，麻痹三人，私下裡卻安排人手監視，果然發現了馬腳。周錫能一夥一到營地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收集永安城中糧草、兵馬屯駐地等信息。20日夜間，又帶著朱八妄圖策反監軍朱錫坤、巡查黃文安，當即遭到二人拒絕，但是因為朱八與朱錫坤的叔侄關係，二人並未將此事上報。

▌天王洪秀全

眾所周知，楊秀清最愛搞天父附體那一套，他後來被洪秀全誅殺也與此有極大關係，這次他又裝作天父下凡，告知洪秀全周錫能反叛，以天父身份命令立即捉拿周錫能。在審訊過程中，眼看審理進入僵局，楊秀清又再次裝作天父附體，當面將周錫能暗中的活動一樁樁、一件件揭露，並且找來朱錫坤、黃文安二人對質，徹底摧毀了周錫能的心理防線，使其對叛變一事供認不諱。審理結束，楊秀清以知情不報之罪杖責朱、黃二人，並且枷號軍前示眾。以叛逆罪名處死周錫能、朱八、陳五、周錫能之妻蔡晚妹、兒子周理。

此次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使涉案眾人俱是心服口服。周錫能斬首前大聲懺悔：「眾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盡忠報國，不好學我周錫能反骨逆天。」朱錫坤則戴著刑具在軍前惶恐勸說眾人引以為戒，莫以他為榜樣，使其餘諸王以下眾將士深受震撼。並且洪秀全根據周錫能審訊記錄，略作修改後便交給何震川、盧賢拔，以《天父下凡詔書》為題，迅速刊印，編成小冊子頒發全軍，用這一真人真事，告誡天國全體將士，一定要切實提高警惕，嚴防姦細。此後直至定都南京，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周錫能反叛的事件，可見太平天國在防間保密工作上確實取得了很大成效。

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後，太平軍面臨的軍事形勢實際上更為嚴峻，加強情報工作成為其必然選擇。太平天國在統治地區基層設立鄉官，除組織生產訓練外，還要負責情報收集。「予以資本，遍灑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報。」這些情報人員本身出身底層，這種底層出身的人積極的一面是他們可以很好地混跡於普通百姓之間，較難識別。而且隨著人員經驗增加，刺探手段也愈加進步，《賊情彙纂》亦云太平軍「近探我營之術愈精愈確」。

除了在控制區和對峙前沿廣泛進行情報收集外，太平軍還在各大城市部署眼線。在1853年4月至1854年間，還向清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及其周邊分期分批派出了大量偵查人員，以期為北伐軍內應，總數達千人左右。其目的清楚明確，首要任務就是查探道路，了解守軍駐紮、調動情況，觀察清軍營盤，打探火藥庫等軍事設施位置，摸清京城地理環境，畫出圖樣送交後方，部分人還受命以投毒等手段製造城內恐慌氛圍，甚至連清帝行蹤也有人打探掌握。除此之外，他們還派出人員在各處租賃房屋，建立據點，以便長期潛伏北京進行情報收集和傳遞，頗有後世安全屋的意思。

這些偵察人員組織相對嚴密，為保證聯絡安全，他們制定了暗號和一些特殊的信物，如白雞翎、火鐮片、木蓮蓬、青針包、字帖等作為識別手段。這些信物出發前發放至各人手中，以便向同僚暗中表明身份，同時也是完成任務回到己方營盤時的身份證明。

本文摘自《秘密戰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