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歲詩人灰娃：一個悄悄活著的人

灰娃在家中讀詩。

灰娃生於1927年，祖籍陝西臨潼。四歲時隨父母定居西安，並在西安讀完六年小學。抗戰爆發後，為躲避敵機轟炸，隨母親暫居鄉間。十二歲時由姐姐、表姐送往延安，在「延安兒童藝術學園」學習。1946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輾轉晉、驥、魯、豫等地。1948年因病往南京住院醫療，1951年轉至北京西山療養院。1955年入北京大學俄文系求學。1960年被分配至北京編譯社工作。1966年「文革」中患精神分裂症。1970年代於病中非自覺開始寫詩至今。著有詩集《山鬼故家》、《灰娃的詩》，自述集《我額頭青枝綠葉》。2016年歲末，灰娃的詩集《灰娃七章》出版。

用灰娃自己的話來說，她是一個悄悄活著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並不知道灰娃，或者最多知道她是藝術家張仃先生的妻子。談到自己的詩，如今九十歲的灰娃說因為認為自己寫得不好，所以很少回看。但偶爾再看，灰娃會覺得恍惚：這真的是自己寫的詩嗎？自己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心裡覺得有點特別的、很有意思的事，就趕緊寫下來。寫第一句還不知道第二句要寫什麼。誰想到寫完了第一句，第二句就跳出來了，第三句也跳出來。我覺得莫名其妙。有時候跳得太多了我就打住，不能沒完沒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後來我就心想，是不是神也光顧了一下我的心靈。它從我這裡過了一下，我腦子裡就蹦出一句詩。」

不論是讀灰娃的詩歌還是聽灰娃聊天，都能感受到她異於常人的童真，彷彿九十歲的軀體里，住著一個天真的孩子。這讓人好奇，一個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化大革命」，一個在紛飛的炮火和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人，怎麼會有如此天真的視角？

灰娃拿著自己的詩集《灰娃的詩》。

在澎湃新聞近期對灰娃的專訪中，灰娃談起自己的童年往事。灰娃的記憶力驚人，那些八十多年前的生活場景和細節，她都記得清楚。灰娃說，她現在有時候一個人坐著，有些畫面就經常出現，像演電影一樣，有聲有色。那些早年在農村和延安時期的經歷，極大程度上塑造了灰娃。「這些東西熏陶了我一輩子，給我感情的體驗。」可能正是年少時期經歷過的那些美好，讓她在日後的艱難歲月中也保持著赤子之心和對於美的持續追求，並最終通過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

《灰娃七章》立封

【灰娃自述】

「叔叔呀，我嬸兒把那難處都留給你一個人了」

我長大了以後，腦子裡經常出現我四歲起一直到十二歲以前，每年寒暑假都能看到的一個畫面。我們家在西部農村，是一個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族。大院子後面有好幾個房子，其中有一座大廠房，那是榨油坊。大豆、芝麻、菜籽榨出油供這個大家族食用；棉籽油供點燈照明。我四歲時第一次進去就看到好幾個碩大的木輪，齒轉相互咬合。這幾個龐然大物，橫的豎的，笨重而緩緩地同步轉動，看得人眼花繚亂，加上轟隆悶聲心中暗暗驚懼。成年後參觀博物館，發現我看到的場景和春秋戰國時期的一樣，這更令我莫名地感嘆：我幼時的生活竟與兩千餘年前祖先們的生活完全一樣，時間停過嗎？要知道，我生活的時間已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這讓我吃驚。由於想到人類一路走來的艱辛，今日的文明程度，是我們人類自己創造的，這一切皆為神意使然，這深意讓我感慨萬端。我小時候過的是兩千年前的人經歷的事情，我就因此想到人類、宇宙和天地。

農村的人情淳厚，農民說起話來，聲調裡頭有人的感情，我忘不了。到現在我還記得一個中年農民的老婆死了，他帶著自己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倆人戴著孝，在井上打水。打水的時候有一個剛嫁到村裡的時間不長的姑娘，她從井邊過來，慢慢地說：「叔叔呀，我嬸兒把那難處都留給你一個人了」。她不說你節哀，而是說生活是艱難的。她用這個表達，我們城裡的知識分子是想不到的。村子裡也常說，說女孩子走路美是「風擺柳」，說女孩子走路很秀氣，「麥秸絲都能把她滑倒」。我在城裡沒聽過這些，所以印象很深。城裡人好像說慣了城裡的辭彙，失去了這種表達。

農村除了人情、艱苦還有那種美。冬天時候姑娘都集中在一個屋子裡頭，紡線、繡花、納鞋底、做衣服的都有。我有一個大哥哥，我舅舅的兒子，是個農民，他是個農村的藝術家，蕭吹得極好。大家唱農村小調，他就吹伴奏，「正月十五月兒高」、走西口之類的。家養的鴿群，也是由他負責，他喜歡。他身高一米八，抱著升（量具，十升為一斗），往寬敞的院子撒豆、谷，這時從房檐一排鴿舍噗嚕嚕飛下來一大群鴿子，白的、灰的，快速地搶啄食物。煞是好看。大哥哥給它們戴上鴿哨，一鬆手揚起，鴿哨聲鮮明亮麗，從高遠處響來。這時誰若聽到，他的心便飛馳得很遠很遠。冬天那麼窮苦、那麼可憐，但是生活的情調這麼和諧，這麼美，這麼有意思。

農村的自然環境也很美，我沒想到晚上月亮從地平線升起來，噫，怎麼這麼大的月亮，比磨盤還大，真是好看。還有那些鳥叫，啄木鳥蹦蹦蹦，織布機噠噠噠，公雞會告訴你時間，在很寧靜的村莊里，那一聲響亮極了。公雞走起來雄赳赳的，在院子里漫步、覓食，很是威武從容，我就蹲在邊上長時間地看，從心裡喜歡這樣的情態。過年過節，群眾真是認真。當時的農村人不認為牛郎織女是編出來的一個神話，他們覺得自己每天都和神鬼在一起，他們說我晚上聽見織女哭。一到半夜女孩子、媳婦跑到葡萄架或者有井的地方去聽。現在想起來，那種生活里有怕的東西，也有敬畏的東西，而不是天不怕地不怕。

鄉村種種，有人心、人道的律令無法忍受的艱辛以及各種災難、禍殃；然而，苦難中的農人以及宇宙自然，也有著大美與安慰。我永生感恩這一切種種給予我的恩情。

和星星對話的人

在西安上小學的時候，我們的院子是個五進大院子，連著一個跨院，是個很大的後花園，荒廢了沒人管。我一放學，書包一放就跑到後花園，我撿鳥飛過了掉下來的很美的羽毛，撿花兒啊葉子啊瓢蟲啊，我拿一個盒子把這些東西都裝起來，坐在一個橫著的很矮的樹榦上，腳就蹬著地上的一個石凳子。我把盒子打開，一個一個看，欣賞那些東西，把我會的歌全都唱一遍。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也是一輩子印象深的。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們家廚房的旁邊的一塊磚地，小院子。我媽把磚頭砌了好幾行，磚縫裡還長了草，我種草茉莉，指甲草，還有很多花花草草。種了之後澆水，到了春天夏天就開花了，很香很香，我特別喜歡。那個成了我的百草園，我夏天拿一個窄窄的涼席鋪到花草旁邊的磚頭上。我喜歡躺在那，不喜歡躺在我屋子的床上。看著天上那些星星、銀河，把所有我會的歌全唱一遍。清早醒來了一看，呦，我怎麼在自己房間了。我就哭了，我說我不是在這，我在我的花旁邊。我媽說後半夜我把你抱回來了，我嫌她把我抱回來，不讓我在院子里睡。

我八九歲的時候老想著，我長大以後一定要做一個音樂家。可我是窮人，買不起蠟燭，我怎麼作曲？我有一個木頭的梯子，我搭著梯子上了房頂，房頂里月亮近，我就可以作曲了。這是自己的幻想。這個想法老在我心裡，也是一輩子刻骨銘心的。我願意我是貧窮的，我心中音樂就只在貧窮者心中才有，貧窮且深情且美。

我還喜歡到孔廟裡去，那裡有碑林。我們小時候拿著一張紙和鉛筆，鋪在碑上面畫，就等於拓片，很有成就感。碑林地下有很多四葉草，我看著這些草，怎麼這麼有意思。所以我一輩子都喜歡樹和草，其次才是花兒。但沒有花也不行。還喜歡草裡頭很多隨便長的花兒。

我還記得當時課本裡面的插圖有樹，有山，我就在上面畫個我，在山的脊背上寫上我的名字。現在想起來有啥用呢？都是很幼稚的東西。但是對我來說印象特別深，我心裡想的都是這些東西。後來年紀很大了，哈爾濱一個姑娘對我說：「阿姨，可惜我不在北京，我要是在北京一定去你那裡玩兒。因為我覺得你是個和星星對話的人。」

《灰娃七章》護封展開插圖效果

「一路我的背包都是大人給我背的」

我十二歲的時候，姐姐準備把我送到延安，她們把我領到西安，住在一個院子里，都是年輕男女，每天打麻將，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掩護，其實他們都是地下黨。我當時小，不懂，吃了睡睡了吃。後來門口來一個中國式的馬車，我表姐上去，把我扶上去，馬車就把我們帶出城。我就睡覺了，醒來之後車夫已經把我們順利帶到進延安要經過的一個地方，叫做安吳堡，吳宓教授的家。

我到了那個地方，大家都逗我樂，怕我那麼小離開家覺得苦。當時沒有教室，我們就在樹林里上課。上課講的內容我一點都不懂，馬列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黨統一戰線。我心想什麼叫共產黨，我也不好問，我想了半天，心想那是一個人嗎？聽著也不像一個地方，沒準是一個我沒見過的玩具。後來時間長了才知道共產黨就是一些最好的人，求人類解放的，要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叫做共產黨。但我不知道我周圍誰是共產黨。那個時候延安也不像現在，我以為我們都是共產黨呢。

後來就行軍到延安了，我才十二歲，一天走了一百一十里路，主要是爬山。我那麼瘦小，像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山裡沒什麼好路，一個石頭也得上去走，我怎麼能爬那麼高？有人說「你轉過去」。因為我去的時候穿的是童子軍的衣服，腰上系了個皮帶，他們就提著皮帶把我提上去了。一路我的背包都是大人給我背的，也是他們哄著我，我才完成了行軍。如果不是這個集體護著我，我怎麼能走那麼遠？從安吳堡走到延安，走了好多天。我想起這些人來，心裡特別溫暖。我現在想起來覺得特別對不住他們，我現在老了，知道感恩了，可是他們都過世了。就算沒去世，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灰娃七章》內文效果

文藝人是普羅米修斯，盜了天火給人間光明

到了延安，那裡全是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那個環境里，千百的愛都集於我一身了。我們當時在延安想聽中央的人給黨員做報告，領導就領著我們去。黨校的人年齡都比較大，他們一看見隊伍里有個小孩，就都圍過來看小孩。我當時很害羞，也不說話。我在那麼一個像大家庭似的地方成長，沒有人對我有一點不好，沒有人黑著臉跟我講話，頂多是開玩笑。

後來我們學國文、戲劇、算術、美術。因為我們是兒童藝術學院，張仃先生是我們的導師。文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的人，艾青、張仃、蕭軍、李又然，這幾個人的關係比較好，他們經常來看我們小孩。他們有一個作傢俱樂部，是張仃和蕭軍搞的，把一個破的大房子弄得特摩登。他買了農村山裡的粗布，把它做成窗帘。把白布圍得圓圓的，留一個口，是酒吧。蕭軍的夫人在裡頭賣農村的土燒酒。他們把破木板挨著牆支起來，鋪一個農村的牛毛氈子就做成了沙發。農村篩面是用非常細的銅絲編起來的網做的。張仃先生把這些買來，每一個切一半，做成兩個燈，平的一面扣在牆上，底下點一個油燈，把銅絲網朝外，燈在裡面，油燈燈光透過網子就散到屋子裡，很柔和，一圈兒都是壁燈。房子正前方上面，有很大的一個作家的徽標。我們問他們這是什麼，他們說是徽標，一團火焰，中間一個鑰匙，鑰匙就是我們文藝人，文藝人是普羅米修斯，盜了天火，給人間光明。我們就知道了。他們跳舞、唱歌、談話，我們愛聽就聽，不愛聽就瞎轉著玩兒去了，反正他們特別喜歡我們。

作傢俱樂部當時搞的抗戰漫畫、木刻展覽都領著我們小孩子去參觀，給我們一幅一幅講畫的意思。那時候還有印象派的複製品，我也不知道是誰帶到延安去的。那時候我們才知道，還有這種畫。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在延安享受到的文化自由和開放程度很高。（文/ 傅適野）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