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濱：慈禧在中法戰爭中的作為

導讀：慈禧在中國近代史上雖以賣國主義的面目遭後人詬病，但也並非一無是處。她在中法戰爭中支持「黑旗」援越抗法,並採取了調換中樞，以戰促和等手段，終於使法國侵略者簽訂了鴉片戰爭以來損害最小的《中法天津條約》。

慈禧在有清一代的作為，向來被後人斥責為賣國、頑固，其形象似乎早已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慈禧在中國近代史上也並非一無是處，如她在中法戰爭中的表現，就應給予客觀的評價。

暗助「黑旗軍」援越抗法

正當慈禧命清軍入朝、平定「壬午兵變」、獲執大院君李昰應之時，西南邊疆因法國侵略越南而造成的邊疆危機形勢日益嚴重起來。大病初癒的慈禧不得不認真考慮對策。

越南自宋代以來就是中國的藩屬，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宗藩關係。自從18世紀後期起，一心想在東方擴張殖民地的法國，對越南就有侵略野心，妄圖佔領越南後把勢力伸入中國的西南地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國乘清政府內外交困之際，派遣遠征軍入侵越南南部，於1862年(清同治元年)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簽訂了第一次《西貢條約》，割佔了嘉定、邊和、定祥三省及崑崙島。1867年又佔領永隆、河仙、昭篤三省。在越南南部建立了法屬殖民地，並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法國原想從湄公河上溯，侵入我國雲南。但後來發現湄公河上游不能通航，便改變計劃，準備出兵佔領越南北部的北圻(法人稱為東京)，由紅河進入雲南。當時，正是慈禧第一次垂簾聽政，集中全力「征剿」太平軍和捻軍之時，既無力顧及藩屬國的安危，又缺乏足夠的外事交涉經驗和實力，對法越衝突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

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兩宮太后撤簾還政，同治皇帝親政。這年10月，法國駐西貢總督派海軍上尉安鄴統軍北上進攻北圻，佔領河內及附近四省。越南國王只得向駐屯於保勝(今老街)的劉永福黑旗軍求助。

劉永福是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義，字淵亭，祖籍廣西博白。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於廣東欽州(今屬廣西)。他自小貧窮，識字無多，愛好武術。20歲時，在太平天國戰爭影響下，參加廣西天地會反清起義，後來投入起義軍吳亞忠部。在和清軍戰鬥中，劉永福認為敵我力量懸殊，不宜孤城困守，建議突圍轉移，保存有生力量。吳亞忠不聽，他便借籌糧之機，率300餘人脫離吳部，獨立轉戰。同治六年(1867年)退至越南北部的中越邊境，以保勝為中心實行武裝割據。他採取屯墾練兵、保境安民之策，軍隊墾荒、自給自足;樹七星黑旗，標榜忠義;重內部團結，關心官兵疾苦;平時精於訓練，戰時勇敢殺敵。黑旗軍在艱苦環境下，被訓練成一支具有很強戰鬥力的隊伍，不少小股武裝紛紛來歸，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已經擴展到1000餘人。越南阮氏王朝在「剿撫不能」的處境下，只得聽之任之，眼睜睜地看著黑旗軍勢力坐大。好在黑旗軍既不擾民，又不與當地政府糾葛，有時甚至還可利用來清除邊境土匪、消除隱患，所以雙方長期以來處於暗中默契、和平共處的狀態下。

劉永福在越南國王請求下，毅然應命，率軍抗法。11月，軍次河內，在距城二里的紙橋設伏，誘敵出擊。法軍中計追擊，伏兵四起，死傷數十人，安鄴被陣斬。法軍群龍無首，大敗而回，被迫退出河內和紅河三角洲地區，龜縮海防一線。這次大捷，打亂了法軍企圖侵佔北圻的計劃，推遲了法國吞併越南、凱覦中國西南邊疆長達10年之久。戰後，劉永福被越南國王授三宣副提督，黑旗軍也從此結束了落草為寇的尷尬地位。

清政府對劉永福黑旗軍一直採取敵視、鎮壓的態度，但因中越邊境地形複雜，山高林密，不利於出境作戰，所以始終未能得手。迨至紙橋大捷，黑旗軍成為法國侵越的巨大障礙，對避免出現西南邊疆危機起到重要緩衝作用時，精明的慈禧太后在第二次垂簾聽政之後，開始改變策略，逐漸變敵視、鎮壓為默認保全，以達到「保藩固邊」的目的。

光緒七年十月十五日(1881年12月6日)，大病初癒的慈禧代皇帝發布上諭稱:法人謀占越南北境，並欲由紅江通商雲南，「計殊叵測，該國(指越南)積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則滇、粵藩籬盡為他族逼處，後患不可勝言」。詔命李鴻章、左宗棠、張樹聲、劉坤一、劉長佑、杜瑞聯等籌商妥辦;同時命曾紀澤仍堅持前議，與法外部乘機辯論。這道上諭，改變了以往對法越爭端置之不理的態度，確立了「保藩固邊」的方針，採取備戰和外交談判相結合的兩手策略。於是暗助黑旗軍援越抗法，就成為「保藩固邊」的題中之義。

慈禧心中明白，黑旗軍畢竟不是皇朝手中的隊伍，不能公然依靠和明目張胆地使用、調遣。她只是為了固邊保藩而利用它來牽製法軍，所以只能暗中資助，不能公開進行。當廣西巡撫慶裕於光緒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82年2月1日)上奏，報告他已命提督黃桂蘭以防匪為名，加派勇營駐紮越南邊境，並且已經與劉永福有所接觸，決定相互接應時，慈禧以上諭指出:劉永福未可深恃，且慮形跡太露轉致枝節橫生，尤當加意慎密。詔旨明顯告誡慶裕，應著眼於一個「暗」字，不露形跡，避免節外生枝。

應該說，慈禧這樣的考慮並非無因。一方面劉永福黑旗軍沒有接受朝廷招撫，名義上仍是清軍對手;另一方面，朝廷內外對法越爭端助越抗法意見紛歧，不少人認為中國不必過問。如署理粵海關監督裕寬，在光緒八年四月還上奏稱:越南積弱已久，政令不修，人情懦怯，決不能再與法抵抗，法越交涉之事，中國不必與聞。因此，慈禧儘管有心利用黑旗軍抗法，也只能在暗助上著手。

方針既定，慈禧開始為「保藩固邊」作一系列人事調動。光緒八年正月，她以漕運總督周恆祺病免為由，將廣西巡撫慶裕調任漕督，任命倪文蔚為廣西巡撫，徐延旭為廣西布政使。四月，以直隸總督李鴻章丁憂，調兩廣總督張樹聲暫署直督，以陝甘總督曾國荃署理兩廣總督。同月，命廣東水師提督吳全美統帶廣東兵輪，剋期出洋，與滇、粵防軍遙為聲援。

在人事調動期間，福建巡撫岑毓英於三月間上奏，籲請朝廷暗資劉永福軍餉器械，使之固守以抗法。慈禧閱奏後覺得應聽聽身處一線的地方大吏意見，便於五月間命雲貴總督劉長佑入京陛見，以岑毓英署理雲貴總督。

劉長佑抵京後，向慈禧如實作了稟報。大意是:法國決不會放棄亡越圖我之心，現在法人日日增兵，其主要障礙在黑旗軍。法人已懸賞萬金求購劉永福首級，又懸賞十萬金要法軍攻取保勝，滅黑旗軍老巢。劉永福曾屢次請求越南國王與法軍決戰，劉曾親赴諒山，與廣西提督黃桂蘭面商，表示同仇敵愾，並願意分兵赴北寧助守;保勝有該部駐防，法軍決不會得逞，只是因兵力不足(作者注:當時黑旗軍號稱3000)，亟望得到天朝援助。

至於法越現狀，劉長佑說，目前法軍以兵艦東下越南海陽，分駛廣南、西貢。若山西有失，則法軍西入三江口，不僅保勝無屏障可依，而且雲南自紅河以下都需步步設防。他認為，「非滇粵并力以圖，不足以救越南之殘局;非水陸並進，不足以阻法人之貪謀。」

慈禧聽了劉長佑稟報後，消除了對利用黑旗軍援越抗法的疑慮，決定讓劉長佑「密為布置」。於是，七月間，道員沈壽榕統滇軍出馬白關，進抵越南宣光省安平府紮營;雲南布政使唐炯由馬白關赴保勝，察看地形，布置關外各軍。八月，曾國荃命水師提督吳全美率兵船八艘巡防北海。八月十一日(9月22日)，慈禧頒發上諭，命劉長佑、岑毓英等飭令唐炯審度機宜、妥善辦理，所有在防各將領一體聽候唐烔調遣，與廣西派出各軍互為應援，並設法籠絡劉永福軍，預杜外人窺伺。這件上諭，確立了暗助劉永福的策略。由於候補吏部主事唐景崧在光緒八年七月曾向軍機大臣寶鋆、李鴻藻呈遞說貼，請纓赴法以大義遊說劉永福黑旗軍抗法。慈禧覺得不妨一試，便於八月初，將唐景崧發往雲南，交岑毓英差委。

唐景崧，字維卿，廣西灌陽人，同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候補主事。他出於民族義憤，積極主張援越抗法，向軍機處呈遞說貼後，受到李鴻藻賞識。當時清流主戰，李鴻藻本是清流之首，便約唐景崧至寓所詳談。談次間李鼓勵唐上奏言戰。唐景崧在李鼓勵下於七月二十九日(9月11日)奏請用劉永福抗法，並自請赴越南聯絡。慈禧命交岑毓英差委，唐接旨後決定假道越南赴滇。他先到廣州，拜謁曾國荃。曾對唐所言法越之事極表贊同，並資助他入越。光緒九年(1883年)唐景崧抵達保勝，三月八日(4月14日)，在山西會見了劉永福，向劉詳述了法越及清廷形勢，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劉選擇:上策，據北圖南，事成則王，不成亦不失為捍衛華邊之豪傑，功在中國，聲施萬世。中策，提全師擊河內，戰勝則聲名崛起，糧餉軍裝當由中國相助;不勝，則忠義之舉人猶榮之，四海九洲知有劉永福，誰肯不容?立名保身，無逾於此。下策，坐視國難，則無功無名，誰重黑旗劉永福者!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株守保勝，實為下策。

劉永福認為自己「微力不足當上策」，選擇了依靠朝廷、保衛北圻、抗擊法軍的「中策」。此後，兩人在山西又再次會晤，相談甚歡。三月十日(4月16日)，劉永福、唐景崧與越南駙馬、東閣大學士、督統軍務大臣黃佐炎在山西上協社舉行三方會談，商討進兵計劃。

當時，法國正是狂熱的殖民主義者茹費理當政。他竭力推行侵越圖華的侵略方針，一方面通過外交談判向中國施壓，要中國撤兵;一方面積極拼湊侵越隊伍，任命海軍上校李威利率帶遠征軍進攻越南。李威利於1882年5月再次攻佔河內，次年3月又侵入南定，氣焰囂張。越南國王面對法軍深入越北，越軍無力阻其凶鋒，便再次邀請黑旗軍參戰。黃佐炎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到山西參加三方會談，討論軍事部署的。

劉永福在得到清廷支持下，決心抗法到底。八年三月，他率3000黑旗軍，會合黃佐炎所部越軍，開始向法軍發動反攻的軍事行動。四月初三日(1883年5月9日)，劉永福進駐懷德府，致書河內法將李威利，約期決戰。次日，黑旗軍將士在河內城外慷慨誓師，決心為越南削平敵寇、為捍衛中國邊疆而戰。四月十三日(5月19日)，在越軍配合下，與法軍在紙橋鏖戰。黑旗軍將士「直前猛攻，勢如波涌濤翻」，侵略軍司令李威利當場被擊斃，法軍200餘人喪命，取得了震動中外的第二次紙橋大捷。戰後，劉永福被越南國王授予三宣正提督，授一等義良男爵。

第二次紙橋大捷後，黑旗軍又在八、九月間與新任法軍司令波滑統帥的法軍戰於懷德、丹鳳，取得勝利。波滑因軍事失利，被法海軍部解職回國。

黑旗軍重創法軍後，清廷內外臣工對黑旗軍在「保藩固邊」中所起作用開始有所重視，不少人上奏請朝廷在錢糧、軍械、兵力等方面予以資助，慈禧也由暗助轉為公開。八月初四(9月4日)，清廷以唐景崧往來邊營，聯絡劉永福有功，賞四品銜。一個月後，又諭令廣西巡撫倪文蔚等督飭關外防軍，接濟黑旗軍，並命唐景崧設法激勵劉永福堅定抗法初衷。旋調徐延旭為廣西巡撫，命其迅速出關聯絡劉永福黑旗軍。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朝廷已改稱黑旗軍為「劉團」，把它作為地方團練武裝了。九月二十二日，慈禧頒發諭旨，撥給劉永福十萬兩，以應急需;並調集軍隊自廣西、雲南進入越南北圻。從此，黑旗軍成為清政府「保藩固邊」軍事整體的一部分。

慈禧對劉永福黑旗軍從敵視鎮壓變成默認保全到公開資助，這一策略的演變，固然與法國侵越圖華的形勢有關，但也反映了她為了維護邊疆安全，敢於化敵為友，毅然棄舊圖新，改弦更張的識見和魄力。應該說，後來黑旗軍在中法戰爭中成為越南戰場上一支重要力量，與此大有關係。

「甲申易樞」

由於法國茹費理內閣堅持侵越圖華的殖民政策，法越戰事終於在光緒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演變為中法之間的戰爭，史稱中法戰爭。

這場戰爭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從光緒九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1883年12月至1884年4月)為陸上戰爭階段。戰爭局限于越南北部和紅河三角洲地區。從光緒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二月(1884年7月至1885年3月)為海、陸戰爭階段。戰爭在中國境內和越南境內進行。戰爭以十一年三月雙方簽訂中法《天津條約》正式結束，前後二年一個月。

第一階段陸上戰爭，主要有兩個大戰役:光緒九年十一月的山西之戰和十年二月(1884年3月)的北寧之戰。其中，北寧戰役是第一階段中法之間的主力決戰，前後五天，清軍全面失利，棄城而走。隨之便全線崩潰，太原、諒山、郎甲等地相繼失陷。法軍接著進攻西線的滇軍，雲貴總督岑毓英不戰而退，將滇軍撤至中越邊界的河口、保勝一帶，興化、臨洮、宣光因之淪於敵手。第一階段的陸戰，以清軍徹底失敗告終。

敗訊傳來，朝野震驚。慈禧勃然大怒，以廣西巡撫徐延旭株守諒山、調度乖方，致使北寧失陷，於二月十九日(3月16日)下旨革職留任，並責令收集敗軍，儘力抵禦;命湖南巡撫潘鼎新馳赴廣西督辦軍務，以龐際雲暫護湖南巡撫。二十九日(3月26日)，又下諭旨，以雲南巡撫唐炯率行退縮，致使軍心怠散，北寧、太原相繼失守，著革職拿問;徐延旭喪師辱國，交刑部治罪。命張凱嵩署雲南巡撫，李用清暫理貴州巡撫，潘鼎新署廣西巡撫。十天之內，接連撤換前線將帥，足以表明她的憤怒之情。遙想當初她為「固邊保藩」起用唐炯、徐延旭時，對他們寄予期望、諄諄囑咐的情景，她確實是除了憤恨還是憤恨!

慈禧只是怨恨徐延旭、唐炯畏敵無能、有負託付嗎?非也。其實，她最恨的是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軍機處作為中法戰爭期間負責軍事機務的最高指揮機構，在處理中法談判和法越爭端中，一直主張通過外交途徑避免戰爭，不敢和法軍正面交戰，以退讓換取邊疆和平，致使朝廷充斥避戰求和的氣氛。而奕正是這一主張的積極倡導者。他和李鴻章對法讓步、力保和局的論調相互呼應，導致了徐延旭、唐炯等前線大員觀望猶豫、軍心怠散、戰不出力、潰逃敗退的不堪局面。

讀者對此當會產生疑問。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邊疆危機以來，慈禧哪一次不是以妥協退讓求保全?奕所為不正是執行了她的意圖嗎?不錯。過去是，但這次不一樣。這次她不像以往明顯委曲求全，而是在清流主戰言論的鼓動下，逐漸趨向於主戰。早在法國侵略越南、中國與法國進行外交談判期間，以言官與台諫為主體的清流官員如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戶部給事中鄧承修、山西巡撫張之洞、內閣學士陳寶琛等便紛紛上奏，申述中越唇亡齒寒、輔車相依的關係，批評軍機處在中法爭端中只是虛應故事，毫無抗爭之實，指責李鴻章擁兵自重、避戰自保;主張增兵援越，積極備戰。除清流們主戰高論外，湘系實力派如兩江總督左宗棠、兵部尚書彭玉麟、駐法公使曾紀澤等也力言援越抗法，認為針對法國軍事、外交咄咄逼人的態勢，僅依靠外交談判而作口舌之爭，於大局無補，必須加強邊境戰備，以武力為後盾才能遏其圖我之心。兩者遙相呼應，成了朝廷內外主戰的強音;加上劉永福在第一次紙橋大戰中的勝利，使慈禧原來抱有依靠外交談判、妥協求全的心態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逐步轉向援越抗法的方面。所以她一面指令曾紀澤在中法談判中，堅持越南是中國的藩屬，中國對法國侵越，不能不問;一面調動軍隊加強戰備，作固邊保藩之計。儘管她那時還未確立對法一戰的決心，但總的趨勢是贊同主戰的。否則，她就不會放手讓清流的主戰言論無所顧忌地出籠了。

可悲的是，作為首席軍機大臣、首席總理衙門大臣的奕，不察慈禧太后的這種微妙變化，還在按自己的理解熱衷於外交談判，而對備戰固邊的指令，只作例行公事對待。這就使大病初癒的慈禧感到他故意不積極執行自己的意圖，越發懷疑他藐視權威、不願支持自己獨立主政，怨恨之情油然而生。北寧敗訊傳來，慈禧大怒之下，殺了失守扶朗炮台的總兵陳德貴、副將黨敏宣，又革職拿問了徐延旭、唐炯，明眼人心裡明白，這個鐵腕太后的怒火將會燒向哪裡。

事有湊巧，三月八日(4月3日)，一份奏摺遞到了慈禧太后手中，上奏者是日講起居官右庶子盛昱。奏摺以彈劾張佩綸及軍機大臣、吏部尚書李鴻藻保薦唐炯、徐延旭之不當為由，指責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寶鋆無知人之明，用所非人，致使前線失利;要求將張佩綸和軍機大臣下部嚴處。奏摺正中慈禧下懷，她有了可以發作的借口。於是，就在當天她召見奕等全班軍機，聲色俱厲地面責他們遷移因循，致使邊防不靖，海防粉飾，疆臣苟且，國用空虛，一句話，壞了皇朝大業。措辭之嚴苛，態度之專橫，神色之冷竣，為歷來所未見，嚇得大臣們噤若寒蟬，不敢吱聲。退下後，個個心中悶郁，知道將有非常之事降臨了。翁同龢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今日入對時，諭及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臣等慚懼，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沾汗不已。」真切地寫出了軍機大臣們的惶恐之態。

果然，五天之後即三月十四日(4月8日)，慈禧頒下懿旨，免去奕、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一切職務。其中奕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著令其「家居養疾」;寶鋆著原品休致;李鴻藻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不用說，奕處分最重，被一擼到底，攆回恭王府。不得與聞朝政，「家居養疾」，做個閑散的王公。

同天，又以上諭任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侍郎孫毓汶為軍機大臣。次日，又頒布懿旨，命軍機處若遇緊急要事，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很明顯，太后把軍機處的實權，交給了光緒皇帝的本生父、自己的妹夫醇親王奕譞。

這次徹底改組軍機處，發生在光緒十年(1884年)，因這年的干支紀年是甲申年，所以史稱「甲申易樞」。

甲申易樞，本質上是慈禧和奕長期矛盾的結果。北寧敗績只是慈禧借題發揮而已。所以當翁同龢看到由軍機章京送來諭旨時，不由得發出「真洞目怵心矣」的感慨。當代歷史學家郭廷以教授，則把它稱之為「慈禧的第二次政變」。

如果說，發生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辛酉政變」，使慈禧依靠恭親王的幫助登上了權力殿堂，那麼同時也使奕依靠兩宮太后的信任坐大了自己一派的勢力。20多年來，慈禧與恭王的關係由密切變得交惡。儘管她多次想摒棄這位才幹過人又居功自傲的王爺，但都因當時政務棘手、條件未備而無法如願。這次她借北寧戰敗、眾口悠悠之機，下決心開除奕一切差使，確實有點像再次發動政變，順利地把軍機大政轉移到自己手裡。為了避免過於露骨，她把其他軍機大臣也搭了進去，讓他們成了犧牲品。怪不得作為帝師的翁同龢，要「洞目怵心」了。

如果從更深一層去思考，甲申易樞不只是慈禧與恭王之間的個人恩怨，而且包含著她擔憂光緒親政後有被恭王挾制的可能。光緒帝當年已經14歲，按照18歲成人的慣例，再有四年她將還政撇簾，由皇帝親政了。她深知光緒自小居於深宮，對外面的世界、官場的黑暗一無所知，既無理政經驗，又不諳人情世故，加上優柔寡斷、謹小慎微的性格，自己還政後，皇帝必不能對皇叔奕操控駕馭。由這層憂慮出發，她決心及時除去奕一派潛在的威脅。遲不如早，既可培植自己的親信大臣，又可使新的中樞機構在皇帝新政前得到足夠時間的磨合和在自己指導下進行運作鍛煉的機會。所以她才會借題發揮，徹底改組軍機班子，讓皇帝的本生父奕譞處在實際掌控的地位，並且在上諭中加上一句，「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最後由自己確認奕譞的政治權力地位。假如這一層分析合理，那麼「甲申易樞」除了反映慈禧排斥異已，希望擁有絕對權威地位外，還包含著為光緒親政鋪平道路的另一層深意。

表面上看，把李鴻藻搭進，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似乎不可理解。李鴻藻是前清流的首領，怎麼也把他逐出軍機呢?其實，這正表現出慈禧利用清流、操控輿論的手段。幾年來，慈禧縱容清流議政參政，對平衡朝廷內外的政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清流往往以直聲相標榜，時時出現肆無忌憚甚至敢於批太后的「逆鱗」言論。不僅弄得她很不高興，而且使她深怕失控而造成類似宋代黨爭的禍害，所以她或者採取把清流的某些奏章留中不發，如對陳寶琛關於午門兵丁案的奏疏留中;或者把好發議論的清流人物外放。如光緒八年(1882年)把張之洞補授山西巡撫，折散了他與陳寶琛、張佩綸三個清流健將之間的緊密聯繫。這些都可看出慈禧對清流既利用又防範的用心。這次把清流領袖李鴻藻也逐出軍機，目的就是不讓清流主導輿論，對新成立的軍機處說三道四。明白了這層隱衷，就可以理解慈禧為什麼會在「甲申易樞」後的一個月，即四月十四日(5月8日)，下令將不懂軍事的清流健將內閣學士陳寶琛、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佩綸和通政使吳大澂，分別放到會辦南洋、會辦福建海疆和會辦北洋事宜的位置上了。後來又借故把張佩綸、陳寶琛罷斥:張被謫戍，陳被降五級而蟄居鄉里。自李鴻藻逐出軍機開始，慈禧一手瓦解了被她利用來拑制奕一派的「清流黨」勢力。喧囂一時的清流輿論，自「甲申易樞」後便無聲無息了。

「甲申易樞」是晚清政壇的一件大事，新成立的軍機班子除閻敬銘外，大多是庸碌無為、才識不足，事事專仰太后鼻息之徒，尤其是醇王奕譞，既乏才情，又無理政經驗，在他統馭下的軍機處，除了對太后唯唯諾諾之外，毫無作為。可以說，清末政局的敗壞，與這次徹底改組軍機處有不可分割的重大關係。與此相應，「甲申易樞」也是慈禧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甲申以前，慈禧儘管有不少失誤，但仍不失為中國政治史上有作為、有魄力、有進取心的政治女強人。甲申之後，她逐步變成了獨斷專橫、喜怒無常、追求享樂、無所進取、人見人怕的「老佛爺」。世人對其指責詬病，大多集中在甲申之後的階段，道理正在於此。

以戰促和，「乘勝即收」

中法戰爭中，慈禧最為後世詬病的舉措，莫過於在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當清軍扭轉戰場頹勢，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的好形勢時，突然下令停止追擊，「乘勝即收」。結果，戰爭以雙方簽訂《中法天津條約》而告終。後世史家紛紛指責這一舉措導致了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認為《中法天津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使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允許法國在雲南、廣西邊境各開一處口岸通商，法國可設置領事館，是給法國企圖深入中國西南邊疆以可乘之機，是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慈禧為什麼要「乘勝即收」?中國是不是不敗而敗?《中法天津條約》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這些問題都是關乎慈禧前半生作為的大事，必須實事求是地作出說明。

中法戰爭是慈禧第二次垂簾聽政時期面臨的最嚴重的邊疆危機。就她處理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各處邊疆危機的全過程看，凡是不涉及中國本土安危的，如日本侵略琉球，她可以棄之不顧，妥協退讓;凡關乎本土安危的，如日本侵略台灣、窺伺朝鮮，沙俄、英國企圖分裂新疆和侵佔伊犁，她都在不可輕啟邊釁的理念下，採取能爭即爭、能收回即收回，甚至能戰即戰，儘可能保持皇清版圖的完整。總的意圖是希望戰火不燒到中國境內，能和平解決為好。所以備戰是為了遏製法軍凶鋒，以戰促和才是真正目的。

以戰促和，不同於主和派的妥協論調，也與奕主持的軍機處與總理衙門以和為主、備戰只是虛應故事的態度不同。戰是促和的必要手段，和是戰的最終目的。它是一種積極的防禦戰略，是綜合國力不如強敵的弱國抵禦外敵入侵的可行方案。慈禧敢於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劉永福黑旗軍抗法勝利的鼓舞。第一次紙橋大捷後，黑旗軍確實已成為法國侵越的巨大障礙，延緩了法軍侵越的進程。本著以戰促和的意圖，她才會由暗助黑旗軍援越抗法到公開資助餉械，甚至命清軍越過邊境，與黑旗軍及越南軍隊聯合作戰，希望在越南戰場取得勝利的軍事優勢，作為中法外交談判的砝碼，獲得體面的和平，消除邊疆危機。所以當中法在越南戰場激烈交戰時，外交談判從未間斷，一直在或明或暗地進行著。

光緒十年四月(1884年5月)，北寧、太原失守，中法戰爭第一階段結束，中法之間在天津的談判仍在進行。慈禧給中方談判代表直隸總督李鴻章發出訓令，劃定了談判底線;保持越南的藩屬地位;通商僅限于越境，不得及於雲南;不可將黑旗軍逐出越南;不同意法國索賠軍費。可以看出慈禧並未因軍事失利而屈服，底線仍然強硬。談判結果，雙方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規定:法國同意保全中越北圻邊界，不索軍費賠款;中國將北圻清軍撤回邊界，法越之間已訂條約中國均不予置問，允許越南北圻邊界法越貨物可與中國內地通商。慈禧接閱談判節略後，認為「與國體無傷，事可允行」，便批准了條約。

按照這個條約，中國默認了法國對越南事實上的佔領，法國實現了「佔領越南，通商滇粵」的第一階段戰略目標。對於慈禧這種以犧牲屬國換取本國「保境安民」的自利主義，應當受到道義上的遣責外，在當時軍事失利、敵強我弱的情勢下，清軍既無力奪回法國侵佔的越南領土，又無法遏制敵軍的侵越勢頭，那麼不得已而求其次，以犧牲藩屬換取保境安民，只能是現實可取的一法。

《中法簡明條約》訂立後，慈禧滿以為戰爭可就此結束，所以清政府除多次表示願「謹守條約」外，並於閏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下詔撤回保勝、諒山各處清軍，回滇、粵關內駐紮;規定於年底前全部撤完，以示遵約誠意。

然而貪得無厭的法國侵略者卻不願就此罷手。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四(6月26日)，當條約墨跡未乾時茹費理就在拼湊侵略軍，任命海軍中將孤拔為艦隊司令，準備從海上入侵中國。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艦猛轟台灣基隆炮台，台灣守將劉銘傳在炮台被毀的情況下，沉著指揮，於次日下午率軍擊退了向基隆市街推進的法軍，侵略者倉皇逃回軍艦。法軍第一次進攻基隆失敗後，茹費理並不甘心。他訓令孤拔在福州採取行動，消滅中國水師，炮轟福州船廠，把戰火燒到中國內陸。七月初三(8月23日)法軍艦隊突襲泊於閩江口馬尾的福建水師艦船，不足40分鐘，即將水師九艘艦艇全部擊毀，近800名清軍將士陣亡。當天下午又炮轟馬尾船廠，致使這座建於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期間經營的規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廠，遭到嚴重破壞。

馬江慘敗，使慈禧深知只有用戰場勝利才能換取保境安民;只有以戰止戰，才可以戰促和。三天之後，她毅然降旨，對法宣戰。詔書曆數法軍侵越行徑後指出:「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啟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申公論而順人心!」詔命沿海各口，若遇法軍兵輪駛入，著即合力攻擊，悉數驅除;陸路各軍，有應行進兵之處，亦即迅速前進;予劉永福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侵佔越南各城，迅圖克複。」接著，她一面調兵遣將:令唐景崧募勇出關，與劉永福「合力犄角，趕籌餉項軍火濟之」;命岑毓英、潘鼎新督率所部，「星馳前進，相機籌辦。」一面懲辦戰爭不力、戰敗有關人員:將總理衙門大臣周家楣、吳廷芬、昆岡、周德潤、張蔭桓、陳蘭彬六人予以撤職，革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職，撤會辦福建海防張佩綸之職。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以漕運總督楊昌濬為幫辦。

慈禧對法宣戰，不僅使朝內主戰派深受鼓舞，而且使統兵大員和前線各軍鬥志高昂。八月中旬，台灣守將、淮軍名將劉銘傳，面對再度來犯的法軍艦隊，在激戰後主動撤離基隆，並於二十日(10月8日)取得滬尾(今淡水)大捷，挫敗了敵軍攻台氣焰。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浙江提督、湘系驍將歐陽利見和寧紹台兵備道薛福成，擊退侵犯鎮海的法軍艦隊，轟毀敵軍旗艦，海軍司令孤拔負傷，取得鎮海保衛戰勝利。

越南戰場，由廣西巡撫、淮系將領潘鼎新率領的東線桂軍和雲貴總督岑毓英統率的西線滇軍合劉永福黑旗軍，以及唐景崧募勇成軍後合馬盛治部組成的中路軍，三路並進，在先期作戰失利後，於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取得扭轉頹勢的鎮南關大捷。粵軍老將馮子材身先士卒，全軍奮勇攻擊，傷斃法軍千餘人，擊退法軍後又乘勝追擊，攻克軍事重鎮諒山，重傷法軍司令尼格里。與此同時，西線黑旗軍聯合越南義軍，也在臨洮大敗法軍。

戰場形勢一片大好，清軍摩拳擦掌準備一舉攻佔河內;法國得知中國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後，舉國嘩然，紛紛要求茹費理內閣下台。正當事態發展對中國有利之際，清廷突然於二月二十三日(4月7日)，下達停戰撤兵命令。前線將士痛心疾首，不願撤兵。馮子材等上書請戰，請朝廷殺議和者以謝國人;主戰派也紛紛上奏，申言:「停戰則可，撤兵則不可」;「和可許，兵不可先撤」。但慈禧主意已定，不管戰將請求、朝臣議論，堅持已見，上諭稱:「此事關係重大，倘有違延，朝廷固必嚴懲」，把再戰言論壓了下去。顯然，上諭所指停戰撤兵「關係重大」，實在是指可以借鎮南關、諒山大捷的籌碼，在外交談判中壓止對方討價還價的無厭索求，實現以戰止戰、以戰促和的戰略意圖。

身處第一線的清軍官兵因不明了最高決策者的意圖而有所不滿，主戰派則被前線勝利搞得有點頭腦發熱，這些情況都可理解，後世史家既然洞明全局，又何必對此痛加鞭笞呢?若從弱國無外交的大歷史觀著眼，就會明白乘勝即收、以戰促和，實在是應該肯定的靈活策略。

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清軍在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後，再打下去有沒有取得全勝而歸的可能?具體地說，在越南戰場徹底擊潰法軍，奪回越南失地;在沿海戰區盡驅法國軍艦，力保海防安全，從而獲得中法戰爭的勝利。

鎮南關、諒山大捷，實際上只是扭轉了清軍的戰場頹勢，並不等於徹底打垮了侵越法軍，更不能由此推論再打下去會每戰必勝。試看在此之前的船頭、郎甲之戰(光緒十年八月)，廣西巡撫潘鼎新所率的東線桂軍雖在船頭一戰中重創法軍，但郎甲之戰以傷亡700比100的代價，仍無法取勝而被法軍擊敗，導致船頭清軍棄城而走，東線桂軍失去船頭、郎甲戰略要點後，清軍原定規復北寧、河內的反擊計劃受挫。雲貴總督岑毓英率領的西線滇軍，為了奪回戰略要地宣光，進行了長達73天的戰鬥，傷亡近4000人而未能得手。以後東線桂軍又丟失諒山，潘鼎新保命逃生，被清廷革職拿問。如果不是老將馮子材所部粵軍力挽狂瀾，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清軍的戰場頹勢將難以扭轉。那麼僅依靠馮子材一軍又怎能實現規復北寧、奪取河內、克服失地的計劃呢?須知清軍在越南戰場作戰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不能東西兩線協同配合，郎甲之戰即是典型。這種各自為戰的狀況，除了越南地形複雜的客觀因素外，與清軍將師各有派系乃至貪生怕死的素質不是沒有關係。潘鼎新就是一例。那麼，依靠這樣一支清軍要在鎮南關—諒山大捷後擊潰法軍，收復失地，誰也不敢拍胸脯保證能行。所以，批評清軍在中法戰爭中乘勝即收，導致中國不敗而敗的說法，是否有點不顧中法雙方力量對比和清軍素質的客觀實際?對慈禧和她掌權的清政府評議過苛?

越南戰場如此，海防情況怎樣呢?先說台灣，劉銘傳雖然取得滬尾大捷，但基隆仍在敵手，清軍無力奪回。法軍遠東艦隊在孤拔指揮下，從光緒十年九月初(1884年10月20日)起，對台灣實行封鎖，並於十一年二月攻佔澎湖;再說東南沿海，法軍在鎮海失利後，並未停止對長江口、甬江口的巡邏游弋，不準船隻運糧通航，企圖切斷中國南糧北運航道。當時，福建水師已全軍覆滅，北洋水師尚未成軍，對法國侵略軍的艦隊橫行東海、胡作非為，只有乾瞪眼，徒嘆奈何。

綜合陸、海兩線實際，不能不說慈禧的乘勝即收，確實是一項有利有理有節的決定。她在由軍機處發寄兩廣總督張之洞的電旨中說:「現在桂(軍)甫復諒(山)，法即據澎(湖)，馮(子材)、王(德榜)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亦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台隸我版圖，援斷餉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為計?」這些出自實情的話語，說明她及時把握戰機、以戰促和，顧及全局的隱衷。

剩下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簽訂的《中法天津條約》。條約共十款，其主要內容為:

一、法國約明越南諸省及中國邊界毗連處之治安，均由法國妥為設法，無論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侵犯北圻與中國邊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中國約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中國在越僑民受法國保護。

二、中國約明，凡法國與越南自立之條約、章程，現時與日後均聽辦理。中越往來，法國言明必不致有礙威望體面，亦不致違此次之約。

三、從條約簽字起，六個月內中法兩國派員勘定中國與北圻邊界，設立標記。

四、中國在雲南和廣西邊界各指定一處通商，中國在此設關收稅，法國人可在此居住，設立領事館。

五、中國日後若修建鐵路，自與法國商辦，其招募員工，法國當儘力襄助。但彼此言明，不得視此條為法國一國獨受之利益。

六、條約一經簽字，法軍立即退出基隆，解除海面封鎖，一個月內從台灣、澎湖全行退盡。

綜上可見，《中法天津條約》除了承認越南受法國保護，中國喪失了對越的宗主權，導致越南成為法國的殖民地，以及中國在西南邊疆開放兩個通商口岸，給法國侵略勢力進入雲南、廣西以可乘之機外，並沒有給中國造成過多的傷害。若與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訂立的《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相比，它沒有割地、賠款等嚴重損害領土完整、民族利益的內容，應該說是一個基本上可以稱之為平等的可接受的條約。出現這種戰爭結局，除了法國國內反戰力量促使茹費理內閣倒台，以及西方列強間相互掣肘等因素外，清軍戰場勝利無疑起著決定作用。那麼，慈禧把握住機會，乘勝即收，使有利於中國外交談判的因素實現最大效應，也就不應該受到苛責了。所謂「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所謂「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云云，除了民族義憤之外，還有多少令人信服的根據呢?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法天津條約》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損害最少的條約。慈禧在這次對外戰爭中的態度和舉措，比之她的丈夫咸豐皇帝和她的公爹道光皇帝高明得多!如果說，在以往的邊疆危機如日本製造琉球問題、英國挑起馬嘉理事件、日本在朝鮮問題上的對華訛詐等，慈禧都處置失當而以妥協退讓為主，那麼這一次在中法戰爭中的表現，總體上是以抗爭為主的。不看到這一點，把她在對外戰爭中的舉措一概以妥協投降罵倒了事，那就不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實事求是的治史態度了。

本文選自《探索與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