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姚明能成為中國籃球的救世主嗎？

文 |葉克飛

2017年伊始，便有消息傳出，國家體育總局做出重要批示，醞釀邀請姚明擔任中國籃協主席，併兼任國家隊主教練。該消息稱，新上任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按照中央精神推動體育制度改革，總局在籃球方面做出了十點重要批示，第二點就是「建議請姚明擔任中國籃球協會主席」，原因是「他有優秀的籃球經歷，曾在美國打球，更有開闊的視野」。

曾經雄霸亞洲，在世界籃壇也有相當競爭力，而且在職業化初期打下良好市場基礎的中國籃球，近年來漸有向昔日中國足球靠攏的趨勢。國際大賽成績一落千丈，甚至在亞洲賽場上也早已失去霸主地位，人才方面青黃不接，新人難堪大任。更可怕的是，作為根基的國內聯賽已腐朽不堪，一方面人才流動如一潭死水，球員若想謀求轉會，往往要自廢武功停賽一年，以時間換取空間，方有希望。另一方面賽場上黑幕重重，黑哨偏哨昏哨已橫行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以至於有「沒有贏二十分以上的純實力，客場很難贏球」的怪象。

毫無疑問，中國籃球正在大幅倒退。但有些人將之歸咎於職業化，顯然是錯了靶心。無論是中國足球還是中國籃球，其問題歸根到底是職業化不夠徹底，行政化阻礙了發展。

世界上任何一項能夠贏得廣泛民眾基礎、實現巨大商業價值的運動項目或者運動聯盟，根源都是商業化，NBA就是正面例子。商業化和行政管制則永遠相悖，放開市場就意味著繁榮，過多管制就意味著僵化，關於這一點，到現在還不能自由轉會、摘牌大會純走過場的CBA當然是反面例子。

去年，我曾在一篇關於足球的文章中寫道：「中國足球的落後，其根源在於半吊子的職業化，也就是行政指令仍然大於尊重市場的偽職業化。比如當年閻世鐸搞的什麼『只升不降』、『只降不升』，無疑破壞了聯賽根基。至於很多人感慨的『中國足球群眾基礎不足』、『踢球的孩子太少』，難道不也是行政指令惹的禍嗎？你讓各省市把用在奧運會、全運會那些沒人看項目上的錢分一點出來，能給我們的孩子建多少足球場？中國足球想要進步，唯一的道路就是緊跟國際潮流，走上真正的職業化。」中國籃球的情況也一樣。

那麼，罪魁禍首是口碑極糟糕的中國籃球掌門人信蘭成嗎？從個人好惡上來說，很多人都會得出肯定的答案。江湖上曾有一句名言：「謝天謝地謝亞龍，信神信鬼信蘭成」。前者曾是中國足球掌門人，後鋃鐺入獄，後者近年來備受抨擊，某門戶網站更曾做過「信蘭成的七宗罪」專題，將之視為中國籃球的罪人。

信蘭成

但將一個巨大問題歸咎於個人，往往並不準確。中國籃球之亂，信蘭成難辭其咎，但他一系列的愚蠢昏招背後有著被動因素。換言之，他只是僵化體制手中的那根攪屎棍。作為一個體制內官員，他原本就不具備足夠的籃球專業知識、體育市場化知識和開闊視野，同時，他又遵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官場原則，一切唯成績論，只是過差的成績和生硬的面孔放大了他的舊官僚氣質和無能。

在這方面，當年的足協掌門閆世鐸也可作為類比。在其執掌足協期間，爛招頻出，為了國家隊成績屢屢破壞聯賽根基，其個人愛打官腔的官僚氣質同樣令人詬病。但當時便有人提出，體制內與閆世鐸面孔類似的官員數之不清，同樣沒有專業素養，同樣愛打官腔，同樣追求政績，但也只有足協這樣一個部門，才會暴露在舉國民眾眼皮底下，並被任意抨擊。從這一點來說，無論足協還是籃協，都可算是聚光燈下的軟柿子，出氣筒。

當然，從成績上來說，信蘭成確實一無是處。中國籃球並非沒有過職業化的曙光，在李元偉擔任籃管中心主任的五年里，就曾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不僅聯賽紅紅火火，中國男籃也穩居亞洲老大之位。但在北京奧運會後，信蘭成接替退休的李元偉，再度成為中國籃球掌門人，一切又發生了巨大的倒退。

李元偉

要知道，這是信蘭成第二次執掌中國籃球。1997年，他便已成為中國籃管中心成立後的第一任主任，直至2003年調至北京奧組委。其間國家隊成績平平，並以2002年釜山亞運會的慘敗而告終。早已在實際事務中證明自己並不能勝任這一崗位的信蘭成，在時隔五年後又被安排在同樣的崗位上，本身就是中國籃球行政官僚化的一個體現。他重新執掌籃協的消息傳出時，輿論已是一片哀鳴，認為他的保守將使得中國籃球面臨倒退。但在中國體育界的行政體制里，民意從來不是被考慮的因素。

相比籃球專業出身、曾任北京體育大學副校長的李元偉，信蘭成愛打官腔的生硬氣質很難令球迷接受。何況，第二次出山的他，一上來就推出了「信八條」，對李元偉的戰略全盤否定，強調奧運戰略和舉國體制，廢除聯賽南北分區，聯賽周期縮減到四個多月，成為世界上籃球聯賽的一朵「奇葩」，一年的休戰期幾乎是比賽期的兩倍。也因為賽程縮減，聯賽水平下降，聯賽的口碑和經濟收益一再下滑。至於國家隊的成績更是慘淡，2013年甚至輸給中華台北，跌出亞洲四強。其後雖有宮魯鳴的帶隊反彈，但改變僅限於「精神」而非技戰術層面，仍與「專業化」相去甚遠。

但對信蘭成來說，這一選擇實屬必然。當年，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蔡振華就曾說過「中國籃球還是在舉國體制下進行發展，更適合中國的國情」，信蘭成豈能不跟著領導走？

在中國官場上，像李元偉這種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甚至不惜為了維護「真理」與上級發生摩擦，以致一度提出辭職（如女籃馬赫事件）的官員，只能被視為不成熟不具備領導素質。相比之下，信蘭成顯然更能受到信任，即使民意恰恰相反。

但籃球領域畢竟與一般行政機構不同，它無法迴避職業化，也無法在民眾關注下隱藏。近年來，中國籃球屢屢發生「話語權之爭」，一方是掌握了行政權力的籃協，另一方則是以俱樂部為代表、爭取市場訴求的勢力。作為中國籃球史上最成功的運動員，早已轉型為老闆的姚明始終是後者的代表人物。

在這一系列爭鬥中，籃協的僵化和拙劣無從隱藏，但有體製作為依附，總能立於不敗之地。

舉個例子，CBA公司成立前的談判過程中，姚明曾代表中職聯18傢俱樂部要求作為單一股東入股CBA公司，籃協卻以「必須徵得另兩傢俱樂部（浙江隊和山西隊）同意」為由駁回。按照籃協的說法，「中職聯的這種做法，剝奪了每傢俱樂部作為獨立股東在CBA公司發表意見和主張的權利」。但不尊重個體選擇，難道不是籃協的習慣嗎？當年的王治郅，今年的聯賽指定用鞋事件，哪個尊重了個體的權利？但事關籃協自身利益時，它便拿個體權利出來當武器。

儘管CBA公司已經成立，但在談判過程中，籃協對於政策、制度和規則的隨意曲解、切割，都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這種通過行政權力和解釋權固守自身利益的行為，在許多領域都很常見，無疑是改革的巨大阻礙，類似行徑在未來也不可能馬上消失。

關於姚明將出任籃協主席的消息，真偽暫時不明，而且即使為真，因為涉及體制問題，實操階段也需解決大量具體問題，但這樣的聲音其實並非首次出現，在門戶網站上隨便打開一篇有關中國籃球暗面的新聞，在評論區里幾乎都能看到類似的聲音，呼籲籃協官僚走開，提倡市場化和專業化（專業化人才的代表當然是姚明）。行政層面的醞釀也早有端倪，「管辦分離」從2015年起就一直在推行之中，2016年11月，CBA公司正式成立，姚明當選副董事長。按照國家體育總局提出的協會制改革辦法，中國籃協等協會都要按照社團組織法人程序來完成，原總局人員將不能再任職，這也使得姚明成為中國籃協主席存在了可能性。

但姚明就能成為中國籃球的救世主嗎？答案顯然是「不能」。且不說姚明個人的想法和能力，中國籃球錯綜複雜的大環境就已經斷絕了「憑藉一己之力力挽狂瀾」的可能性。姚明如果上任，他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大賽成績、聯賽困局，還有各種人際關係和行政阻礙，更重要的還有行政體制下的利益切分，任何一個環節都能導致所謂改革的停滯。紙上寫得再好，執行起來都會變味，這樣的「改革」我們見得還少嗎？「拒絕外行管理內行」的呼籲又在幾個領域落在了實處？

何況，即使「管辦分離」真的實現，「管」字也依然存在，它意味著行政指令依然沒有離開。以往，籃管中心和籃協一直是兩塊招牌一套班子，責權不明晰，這也是推行「管辦分離」的動因。但按照目前可以查到的中國籃球改革的整體規劃，未來管理機構將會由三個主要的部分構成，分別是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中心（籃管中心）、中國籃球協會（籃協）、CBA聯賽公司（聯賽公司），三者則有不同的分工。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姚明擔任籃協主席，他能掌控的範圍和改變的東西都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他壓根不可能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去觸碰中國籃球僵化體制的根基。

中籃聯（北京）體育有限公司（簡稱CBA公司）正式成立新聞發布會暨公司揭牌儀式

如果以姚明的聲望、身份都無法觸碰這些問題，其他人更加無法做到，甚至只能成為僵化體制的依附乃至幫凶。僅舉一例：目前中國籃球人才流動所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地方體育局固守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全運會這一毒瘤），將球員視為自己的附庸，以球員人事關係為要挾，阻礙自由流動。這個問題的背後推手恰恰也是信蘭成，他在上任後引導了地方體育局的「復辟」，遼寧籃球甚至曾有放棄聯賽主攻全運的笑話出現。近年來，雖有一些球員選擇抗爭，甚至不惜以「自廢武功一年」的方式尋求轉會，但對於大多數吃青春飯的球員來說，退役後的出路問題，無論是人事編製還是福利待遇，都需倚仗地方體育局，抗爭也許只是內心掙扎的一部分，很難落到實處。即使豎起姚明這桿大旗。即使國家體育總局有放權之舉，呼應者也得三思而後行，甚至選擇與舊體制妥協。

至於人們最關心的市場化改革，儘管有「徹底化」的訴求，但這種訴求本身就有意識形態的限制，即使在最為寬鬆的體育領域也舉步維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姚明不可能成為救世主，而攪屎棍卻可能長期存在。

【注】本文題圖為2016年07月27日，姚明出席2016職業籃球產業資本論壇。

【作者簡介】

葉克飛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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