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痛恨的「支那」一詞是怎麼來的？至今日本還在變相地用此發音

朝日新聞社出版的畫報《北支事變》

梵文里最早將中國稱為「Cina」，是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的譯音。然而這個詞語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個令國人感到厭惡的稱呼：「支那」——事實上，「支那」也的確來源於Cina。

「支那」這個辭彙進入中國，是佛教傳入的衍生物。高僧們翻譯梵文佛經時，按照音譯把Cina翻譯過來，但一開始譯法並不統一（這大概也算翻譯新詞的通例）。大唐高僧玄奘在所撰《大唐西域記》卷五里將「Cina」翻譯成「至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寫成「脂那」。至於「支那」也只是當時繁雜譯法中的一種。如宋代高僧釋普濟撰《五燈會元》就出現過這個譯法。

日本國內右翼分子遊行打出「支那」誣衊詞語

隨著佛經傳入日本，「支那」這個詞也進入了日語。曾到唐朝長安遊學的日本空海弘法大師（778—835年）在他的詩集《性靈集》中寫下「支那台岳曼殊廬」的詩句，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稱「漢土」的文字。但在佛教之外的場合，「支那」不過偶爾使用。古代日本人對中國的通常稱呼是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稍後也稱Toh（トウ）。這些都是日本人對漢字「唐」的讀音。

但在大航海時代以後，新航路的開闢使日本開始與西方發生直接接觸，這樣西文「China」隨之傳入日本。1713年，儒學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采覽異言》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把「China」翻譯成「チイナ」，並在左下角附以小號漢字「支那」二字。這個在古代佛教書籍中出現過的辭彙更大程度上被看成了一個從西方舶來的新辭彙。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而中國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裡越陷越深。於是日語里「支那」的稱呼也日漸增多，但此時的「支那」，已經與原本在佛經中的含義大相徑庭，而帶上了濃重的貶斥與歧視色彩。被日本人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明治政府的師爺」的福澤諭吉在1885年的《脫亞論》中直斥「支那」和朝鮮為日本的「惡友」，將「支那」和「落後、愚昧、不開化」的中國聯在了一起，後來乾脆把甲午戰爭看做「文明對野蠻之戰」！

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舉國處於狂歡之中，將對中國的蔑視推到了極點。千百年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因勝利而陶醉上街慶祝並高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取代了以往對中國的所有稱呼，成了日本人稱謂中國的普遍用語。

10月18日，沖繩居民在抗議駐日美軍建設直升機停機坪時與日本警察發生語言衝突，被罵「支那人」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將「中國」作為國號簡稱正式使用，使其首次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但一些日本人卻認為「中國」二字帶有「內中華而外狄夷」的世界中心優越感，所以依然常常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引發中國方面的極大不滿。1930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外交部從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需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迫於來自中國官民的外交壓力， 1930年11月1日，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總算對駐華使領館發出《對中國國名使用「中華民國」之訓令》，算是勉強承認了「中國」這一國名。但在隨後開始的侵華戰爭中，陷入軍國主義狂熱的日本對「支那」的使用反而登峰造極，「七七事變」被稱為「支那事變」，連侵華日軍的正式名稱也叫做「支那派遣軍」。直到二戰敗北以後，日本政府才在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政府的嚴正要求下，開始在國家層面上停止使用「支那」；但實際上，徹底停止使用要晚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後，如東京大學在這一年才把「支那學」改為「中國學」。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留了一個「尾巴」，即依舊把「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中的「中國」用シナ（Shina）表示，這實際上還是「支那」二字的日語發音。

儘管現在日本人的小動作依舊不斷，畢竟已經不敢再公然使用「支那」來稱呼我國，而只能使用和我國簡化漢字一模一樣的兩個漢字「中國」。連日本在內，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真正能做到「名從主人」，將我國稱呼為「中國」的國家（不包括中文屬於官方語文之一的新加坡），的確是屈指可數，而且幾乎集中在東亞地區，譬如日本、朝鮮（和韓國）、越南。它們之間的共同特點就是，在歷史上曾經和中國一樣屬於「漢字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