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芳子：日軍女間諜的悲劇人生

「男裝麗人」的矚目公審

「金璧輝準時提到，著白毛衣、綠西服褲。由法警押入法庭，曾向庭長和律師鞠躬。於受審時，神色自若，狡詞巧辯，毫無愧容。」1947年10月15日川島芳子的出庭公審，當時的南京《中央日報》做了這樣的報道。她「當庭承認系前清肅親王之女，由日人川島浪速收養。9歲時復認多田駿為義父，且與頭山滿、松岡洋右、近衛文、東條英機、本庄繁、土肥原賢二過從甚密。但否認有叛國行為，金璧輝答庭長之詢問稱，她之思想是以清室為中心……」

日本侵華期間「極負盛名「的女間諜——川島芳子，不但在中國竊取情報，而且還參與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和「滿洲獨立」等重大活動，並親自導演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以及偷運末代皇后婉容等事件，被人們稱為日本諜報機關的「一枝花」。抗戰勝利後，川島芳子被民國政府以漢奸罪起訴。

對川島芳子感興趣的人群在預定公審日期蜂擁而至，使得庭審不得不兩度延期。

1947年10月8日，對川島芳子進行了第一次公審。由於看熱鬧的人擁擠不堪，結果審理不得不取消。10月11日的《朝日新聞》做了如下的報道：「因為是公審東方的瑪塔?哈麗，所以這天有三千多名看熱鬧的人……一齊擁進了小小的法庭。狂熱的群眾，有的把窗玻璃擠碎，有的把椅子踩壞，造成一片混亂。」約一周後，10月14日的第二次公審，南京《中央日報》報道：「惟因旁聽人數達五千人，秩序紊亂，故開庭後不及半小時即宣布延期。」

10月15日才第一次順利地進行公審，10月16日午後1時50分又開庭審判，南京《中央日報》報道稱，川島芳子的答辯態度如下：「凡對自己有利的問題，她都能做出清楚的回答。一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便故意躲開問題，並以『你怎麼知道的？』來反問庭長。她還申明：自己衷心熱愛中國，儘管加入了日本籍，還是發誓忠於清王朝。」法庭以這次公審作為終審，決定於10月22日下判決。

公審時川島芳子頭腦清醒，她當庭承認了自己的身世和過往經歷，但堅決否認叛國，川島芳子很清楚，如果承認叛國，那麼她將會被以漢奸罪而處死。她對法庭說：「我16歲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我決心不肯幫助別人打自己國家，做亡國奴的」；「漢奸這兩個字你們還是給我撤銷吧！現在是民主時代，希望庭上調查仔細，再加給人罪名，請問庭長，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芳子申明：自己衷心熱愛中國，儘管加入了日本國籍，但還是發誓忠於清王朝。當法庭問到她，「七七盧溝橋事變」後為什麼要潛回北平時，她回答：「民國是我們大清皇帝讓出來的，你們逼走了皇上，把古物賣掉了，又要拋棄北平。我不忍心讓外國人炸皇宮，所以才回到北平。」

在芳子被捕約八個月後，南京《中央日報》於1946年7月3日，報道了芳子已由「軍事機構」移送河北高等法院羈押。該報還以中央社北平二日電，刊載了對芳子的起訴書，其內容主要為：

1.金璧輝為亡清肅親王之女，成長於日本，取名川島芳子。

2.「九一八事變」後返國，往來於平、津及敵國、滿洲之間，從事間諜工作。

3.曾任偽滿皇宮女官長及偽滿留日學生總裁，於溥儀游東京時，領導歡迎。

4.在滿收編國軍陳國瑞部，組織偽定國軍，圖挾溥儀入熱河省寇邊。

5.「七七事變」後，向敵建議利用汪精衛置於關中，並擔任聯絡工作，誘惑汪組織偽南京政府，反抗祖國，延長戰禍。

6.在日以文字及廣播，發表我黨政軍內情，俾敵周知。

7.圖復興滿族，統一中國，唆使偽帝溥儀遷都北平。

8.日人村松所編《男裝麗人》小說，為其具體說明。

被告均直認不諱，爰依懲治漢奸條例及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移送審判，財產全部查封，列冊附送。

據芳子的秘書小方八郎回憶說，日本戰敗後，芳子曾將她的金銀珠寶等細軟，裝入一個乾隆年間的大壺裡，埋在住宅的後院。被捕後，芳子和小方在幾名軍憲的監視下，把這些東西挖了出來，所以起訴書中所提到的財產，可能就是指這些東西。

1947年10月22日，終審後的第六天，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監獄準備對川島芳子進行宣判。人們看見，川島芳子穿著黑呢子大衣，綠色西裝褲，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髮光亮，似乎曾做過一番修飾。當她被解到法庭時，神色好像非常愉快，左顧右盼，頻露笑容。可是，當川島芳子聽到了對她的判決後，卻「面容陡變，眼淚盈眶，然猶故作鎮靜，低頭乾咳不已」。

法庭的判決是這樣的：「金璧輝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以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顯而易見，法庭對川島芳子的辯解根本沒有理睬，而是非常堅決地認定她是中國人無疑，這個結果讓川島芳子實在無法接受。

試圖偽造日本籍的努力

為了不以漢奸罪被處死，川島芳子開始尋求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她不斷給養父川島浪速和秘書小方八郎寫信，要求他們儘快為自己搞到日本國籍的有效證明，這樣她就可以再通過律師的辯護，把自己從漢奸的法庭拉到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

對於川島芳子的求援，川島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其家鄉長野縣的村民們甚至還向北京寄回了「請願書」，以證明芳子自小就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不相信芳子有任何叛逆性的侵略野心，希望能夠給她重新審理的機會。但是，他們也的確沒能拿出證明其日本國籍的有效證明。

在獄中，川島芳子給養父和秘書求援。她的書信用語完全是男性的，這一點也確實與她這位「男裝麗人」的名稱相稱。在給秘書小方的信中，芳子說道：

八公：

我終於被宣告兩次死刑了，但我能頂得住，決不會倒下。……因為年齡問題弄錯了，我很為難。我的生日是大正五年(1916年)，快給改過來，這樣，就可以證明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不會在滿洲事變中干出什麼，從而也就問不了我的罪。……總之，我在事變當時的年齡如果不在十六歲以下，就難以得赦了。請你快快告訴老爺子，……要快，否則就趕不上呈遞最高法院了。

實際上，她生於光緒三十二年舊曆四月十二日，在處刑當時，芳子差兩個月就是41周歲了。但是合眾社、美聯社等記者大多報道她30出頭，芳子之所以讓新聞報道的年紀與實際年紀相差10歲，就是為了獲得減刑。

芳子在給小方寫信的前後，還給她的養父浪速寫了信，要求他在國籍問題上製造假證明，用來證實她的日本國籍。「……現在我急需戶口抄本，如果我是日本國籍，就會無罪。……請您急速寄來。」芳子雖然作為川島浪速的養女早為世人知曉，但是她竟然沒有取得日本國籍。川島浪速在芳子和小方的一再催促下，就戶籍一事，曾給芳子的辯護律師李宜琛去過一封信。日本研究者上坂冬子發現，該信的底稿還保存在日本長野縣。從這封信的內容可以看到，川島浪速在這個問題上頗費心機。他信中的意思是，芳子雖已正式入籍成為日本人，但不幸是關東大震災，戶籍資料化為灰燼。

芳子見到這樣一份證明，其驚慌失望之狀，可想而知。如果寫出收養6歲芳子的具體日期，等於明確告訴中國當局她的真實年紀。很多人因此懷疑時年82歲的川島浪速是否已經老糊塗了。

但秘書小方對川島的心思有不同的看法。小方手中一直保存著川島浪速為此事所做的辯解回信。「關於將芳子出生年月日改為大正五年一事，雖曾試與村長等人協商，但恐難辦到。」小方曾再三催促他把偽造的戶籍抄本寄去，但是川島浪速無論如何也下不了這個決心。在當時不利的處境下，他害怕自己因此被定為戰爭罪犯。

身世傳奇——命運的女僕

生父肅親王善耆與養父日本浪人川島的相遇，從一開始便註定了芳子的人生悲劇。同芳子一母所生的妹妹顯琦後來評價姐姐時說道：「芳子姐確實很聰明。她的悲劇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當了川島浪速的養女；另一個原因就是美貌。我認為美貌葬送了她。」芳子同母所生的長兄憲立，提到對芳子的看法，以稍帶辛辣的口吻說道：「她既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又加上她生來的特異性格，這就使她在反覆的一意孤行中，毫無意義地結束了一生。」芳子的侄女、肅親王第一王子的女兒廉鋁回憶其姑母：「她很會調製菜肴的味道……如果不遭遇那樣的命運，肯定會成為一個好的家庭主婦……我真覺得她是個可憐的女人。」

肅親王善耆是一個崇尚日本明治維新、試圖藉助日本力量恢復清室榮光的相當能幹的親王。流傳甚廣的有關肅親王為人的故事，便是他曾經救過汪兆銘。宣統三年(1910年)，汪兆銘暗殺攝政王失敗入獄後，愛才的善耆免於汪兆銘死刑。

熱衷於「興亞會」的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堅信，「亞洲的局勢已受到白種人的威脅，中國、朝鮮和日本只能勉強維持其獨立而已」，為了挽回這種局面，「必須首先防止中國之滅亡」。1886年，從橫濱來到上海的川島感慨自己：「為了國家，只好抑止個人情義去了中國，對雙親實感抱歉。」

對於川島的性格特徵，他在1936年發行的題為《川島浪速翁》的「傳記」中這樣描述自己：「余之天性，如同脆薄玻璃，稍受刺激，就會引起破裂，實乃一極易衝動之神經質男人。」

在一度席捲中國的義和團運動中，精通中文的浪速曾單身到神武門，勸說守兵順利地打開了東華門，守兵按照他的指揮退出城外。據川島的「傳記」記載：自從川島浪速兵不血刃地打開紫禁城的宮門以來，肅親王對川島寄予了絕對的信任，並參照日本方面的建議著手革新。從川島浪速穿著清朝客卿二品的官服，與肅親王並排坐著配有藤花的日本屏風前面所照的照片來看，兩人關係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親密程度。在川島來說，早就抱有想通過滿蒙之獨立組織沙俄侵略的夙願；在親王來說，則想藉助經過明治維新而興旺起來的日本的協力，以加強清王朝的統治。兩人的利害關係一致，氣度上也很可能相通。

川島浪速收養芳子為養女那年，正是他策劃滿蒙獨立運動遭到挫折的苦惱時期。肅親王希望與之建立密不可分的親屬關係，以便他回到日本後也能代表清王朝。本來最初選中的是憲立，可是根據清朝皇室典律規定，不允許將皇族男孩送給皇族以外的人做樣子，這才挑中芳子。川島的「傳記」中提到，親王讓女兒帶來一封信：「將小玩具獻君，望君珍愛。」

當年11歲的憲立對芳子當時離家的情況還記憶猶新。「芳子去二樓父親的房間辭行時，身穿中國衣服，頭髮上系著一個白色絲帶，哭著說：『我不願意去日本。』母親一再地哄著說：『好孩子不要哭』。」憲立說：「我至今還不能忘記生母在那一天的痛苦樣子。」

芳子成了生父和養父根據日中兩國不同的企圖，各自懷著各自的復辟之夢而進行的交易。在川島策劃的第二次滿蒙獨立的美夢失敗後，他曾經帶著還在上小學的芳子到在旅順的肅親王家裡探親。夜裡，芳子穿著襯裙，騎在川島的後背給他做按摩治療。芳子還是個天真的孩子，而川島則露出微笑誇她「揉得好，揉得好」。肅親王見到這樣子皺起了眉頭，芳子的生母第四側妃哭著要親王把芳子接回來。但親王已斷定：「她是復辟的犧牲品」，始終沒有接受芳子生母的請求。

在川島的「傳記」中，給芳子規定的日課，是要把她培養成一個具有「注重紀律和吃苦耐勞」的人。因而為滿蒙獨立、日中提攜一類的理想，越來越使芳子「憧憬滿人能有個自己的祖國」。

而在芳子的手記中，有一段說她曾有過這樣的想法「如果清朝的復辟最終變成毫無希望的空想，我將嫁給日本的瘸子或瞎子，去伺候他們」。在生父和養父各自「理想」的教導下，芳子已顯露出搖擺不定的心情；復辟成功就遠走高飛，否則嫁給無名小輩獻出終身。

輕佻放浪的「諜報一枝花」

然而性格倔強張揚的川島芳子也時常流露出單純的一面，在宣判死刑後不到兩個月的聖誕節那天，芳子給秘書小方八郎寄去了一封長信。

她在這封信中，或在信箋邊緣的空白處畫著漫畫似的自己養的猴子的臉譜，或使用了一些詼諧的語言，毫不隱諱地把在獄中生活的苦悶心情告訴了小方。「宣判死刑那天，我還吃了兩大碗面！難友們都同情我而流了眼淚。我覺得歡樂應該大家共享，悲哀卻不願大家分受。所以，我仍然是笑嘻嘻的，和過去一樣無憂無慮，照舊開玩笑，這一點恐怕一生也改不了。」

「我最想念的是我的猴子。我寫到這裡，真是止不住地留著眼淚呢！……在公審那天，法官問我：為什麼回到北平？我回答說：因為猴子得了痢疾病。大家不禁哄堂大笑。然而，在這個庸俗的世界中，沒有人能理解我珍愛如命的就是猴子。……我不願同人埋在一起，但可以和猴子埋在一起。猴子是正直的動物……」

芳子說：「難友們所以叫我『傻哥』，可能以為我一個人初次走上社會，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會。用中國話罵我，我也不懂，也不生氣，所以大家就認為我是個傻子。」「像我這樣被世人誤解的人，是很少的。這是因為我不識時務，總和日本軍吵架的緣故。其實，對這些事我根本就沒放在心上。」

入讀松本高等女子學校時，川島芳子的性格便初步顯露了出來——外向、潑辣、我行我素、放蕩不羈。川島芳子喜歡騎馬上學，也喜歡逃課，學校很難約束她。同時，對於很多日本學生來講，川島芳子是非常神秘的人物，這讓她很難真正融入到日本孩子當中，當川島芳子成年之後，還受到了一些特殊的教育。由於川島浪速本人就是個習武之人，對於基礎軍事訓練應該略通一二。所以像騎馬、射擊這些普通人很少接觸的東西，對川島芳子來說便成了家常便飯。

根據上坂冬子的研究，川島芳子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回國的，之後就奉她的情人田中隆吉之命到奉天，投入板垣的指揮之下。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當時的「皇后」婉容接到東北，第二個任務就是到上海協助田中策劃「日僧事件」。日本曾有一個作家村松就以川島芳子為原型寫了《男裝麗人》，據這個作家說，芳子是個扮演男角色的跳舞名手，而且在華爾茲舞的比賽會上獲得過一等獎。村松曾經為寫作採訪有兩個月時間和芳子住在一起。據村松描述，「當時芳子的實際生活毫無規律，她每晚都要玩到深夜，第二天不到12點絕不起床。當她要醒的時候，女佣人必須悄悄進入她的房間，開始為她放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接著再給她放爵士樂」。這樣的交際能力使芳子成為日本當時最重要的間諜。在「一二八」時，她因為和國民軍隊的軍官熟識，輕而易舉單身潛入吳淞炮台查點炮數。通過舞會的機會，他從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孫科口中得知國民政府的許多舉動。

芳子的哥哥憲立提到，「芳子確實有一種能把道聽途說的知識，借來賣弄一番的聰明。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軍部便開始討厭她，特別是東條首相對她沒有好感，有一個階段她被軍方從中國遣返回日本」。

芳子顯然是個輕佻多嘴的人，據上坂冬子研究，她和田中隆吉、日本許多海軍軍官保持著曖昧的情人關係，而據《田中隆吉著作集》的記載，隨著間諜活動的成功，「芳子開始陶醉於取得的成功和名聲，四處宣揚自己做的事情。芳子說的最著名的段子是『一二八事變』中所謂『肉彈三勇士』的秘密，說上海廟巷鎮三個抱著炸彈而沖入敵陣與敵同歸於盡當時被崇拜為軍神的北川丞等三人，實際上是他們錯把1米的導火索弄成50厘米而造成的事故死亡」。因為這件事情芳子被田中要求板垣接走，而板垣當時則讓她到剛剛建立的滿洲國執政府去當女長官了。

1933年，投入多田大佐翼下的芳子，身穿特製的軍服，以安國軍司令的身份參加了熱河作戰。在當年2月22日的《朝日新聞》上，對此事的讚美報道，以兩倍版面的篇幅登在了「小林多喜二在築地署突然逝世」消息的上方。報紙還登了芳子身穿軍服、馬褲，頭戴軍帽的司令姿態的全身照片。這張照片成為芳子在某一時期的象徵，常被各方面所引用。但實際上芳子並沒有立功，甚至連第一線都沒有去過。芳子本人在《婦人公論》的手記中也說：「我確實到熱河省的各個地方跑了一圈，但報紙上的宣傳，卻超過了我實際所乾的幾十倍，這實在使我無地自容。」

芳子自從以安國軍司令身份參加熱河作戰，並完成了相應的宣傳、安撫任務後，在軍方的眼裡她的存在似乎已變成了一個累贅。據田中隆吉說，「她作為一個義勇軍的司令來說，是擔當不起的，她在上海時期贏得的聲譽，也因這次作戰而喪失殆盡」。

據說有一個時期，芳子曾與東條英機的夫人勝子交往密切。研究者上坂冬子特意問過生前的勝子夫人，她通過別人帶來的答覆是：「聽說川島芳子利用我的名字到處炫耀，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同她交往過，甚至覺得她給我添了不少麻煩。」關於芳子被遣返回日本的原委，據她後來在漢奸審判的法庭上自己的供述，是因為1932年她毆打了日本憲兵，被遣送回日本。

作為個體生命來說，川島芳子是一個悲劇人物，但作為一個政治工具，侵略工具來說，她確實是一個罪惡累累的戰犯，罪有應得。

本文選自 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