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蔣介石學關公水淹七軍，結果日軍沒事，苦了這些人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揮台兒庄大捷後，一向畏日如虎、處處退讓的蔣介石被一時的勝利沖昏頭腦，錯誤判斷形勢,匆忙開始了徐州會戰。為阻止一戰區的援軍增援徐州，日軍土肥原14師團約二萬人卻強渡了黃河。

蔣介石調集6個軍12萬人包圍土肥原1個師團2萬人，打算吃掉吃掉土肥原部。不料，蔣介石的嫡系愛將桂永清、邱清泉、黃傑等人不聽指揮，臨陣脫逃，致使豫東戰役大敗，土肥原重新佔領蘭封后，開封失守已成定局，鄭州岌岌可危。蔣介石決定孤注一擲，扒開黃河。

決口的任務交給了守衛黃河的商震的部隊，地點首先選在了中牟縣境內大堤較薄的趙口，因趙口流沙太多，沒能扒開。蔣介石知道趙口無望扒開後，就指示再換地點重新決堤。1938年6月7日凌晨兩點，國民革命軍陸軍新八師參謀熊先煜、工兵營營長黃映清、馬應援和專司河堤修防的段長張國宏四人來到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上的關帝廟跪下，對著紅臉長須的關雲長磕了三個響頭。

熊先煜說：「關老爺，中華民族眼下遭了大難，被日本鬼子欺負。我們打不過他們，萬般無奈，只好放黃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寬恕我們。」（註：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關羽曾設計水淹七軍，困住于禁、龐德）。隨後，四人全部跪下，面對波濤洶湧的黃河，放聲大哭。

日軍被黃水阻隔後，就放棄了從平漢線進攻武漢的計劃。他們退守到徐州後，南下到蚌埠，過淮河，再到合肥與日軍其他部隊會合，又開始從長江北岸進攻武漢。黃河改道，雖然為蔣介石爭取了喘口氣的時間，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園口扒開後第4個月，武漢仍然失守。花園口決口終究沒有挽救武漢失陷的命運。

其實，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1935年左右，在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和國軍將領中就已經有人開始謀劃一旦中日開戰，必要時可以挖掘黃河大堤引水禦敵。中日全面開戰後最早提出以黃河決堤阻敵的是陳果夫，蔣介石很重視，但未立即執行。徐州失守後，姚瓊、晏勛甫、何成璞、羅仁、黃新吾、陳誠、劉仲元、謝承傑等人均向蔣介石提出決開黃河大堤的建議。

最操蛋的是，花園口決堤時，蔣介石以軍事機密為借口嚴密封鎖消息，沒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遷移。從軍事上看，這次封鎖消息不通知群眾的做法也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既已決定決堤，敵軍即使得到消息而後退，也同樣可以起到為國民黨軍爭取一些喘息時間的作用。

河南省戰時損失調査報告，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呂敬之)統計：河南、安徽和江蘇３省44個縣因此災，3911354人外逃，經濟損失10億多元，５.4萬平方公里範圍內盡受滅頂之災，1250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死於滔滔洪水。這一人數是日軍在南京所殺中國軍民的三倍，而日軍傷亡只有1000多人。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花園口決堤部分實現了預想的軍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慘烈代價的國人。一是此後中國戰場被黃泛區分割，給日軍華北方面軍和華中方面軍的相互呼應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二是黃泛區改變了一部分平原地區的地貌，增加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的行動難度。三是花園口決堤的確對日軍的進攻有遲滯作用，也有利於國軍保住河南中西部不丟失，有力地支持了抗戰。四是蔣介石將決堤罪責轉嫁給了日軍，的確加深了國人對日軍的仇恨，帶動了國人抗戰情緒。

儘管花園口決堤給部分日軍帶來了一些麻煩，但從客觀的軍事效果看，其對整個抗日戰局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那些所謂的「功不可沒」之說，顯然與事實不符。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