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魏晉南北朝中國戰略思想的黑暗時期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五十六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一、黑暗時期

自從東漢末年開始，大一統帝國即漸趨於沒落。中國從此走上分崩離析的道路。如果與前一個時期作一比較：則在前期中，合為常態，分為變態；而此後則分為常態，合為變態。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變得奄奄一息，了無生氣。與過去千餘年來的蓬勃發展、多彩多姿，形成強烈的對比。概括說來，在思想史上是一個真正的黑暗期，雖然偶然也會露出陽光，但不久又是漆黑一片。

曹丕篡漢改國號為魏（220 A．D），經過四十無年，司馬炎又用同樣的模式，篡魏改國號為晉（280 A．D．），並且建立一個短命的統一帝國。晉武帝太康元年（280 AD）吳亡，結束了三國鼎立的時代，中國暫時歸於統一，十年後武帝逝世，其子惠帝繼位（290 A．D．），不二年天下即亂。晉室已經不能作有效的統治。統治龐大的帝國，必須有強力的政府，而強力的政府又必須以安定政局、裕民富國為急務。晉武帝最初尚能勵精圖治，及其晚年，耽於享樂，政事逐漸廢馳。死後，其嗣子愚昧無能，於是國事遂不可收拾。

同時，武帝又採取兩種送命的政策，也就加速了國家的滅亡。其一是不記取西漢初年的教訓，而再蹈封建的覆轍。尤其是在平吳之後，更裁減各州郡的武備。州郡武備被裁減，於是留下諸王擁有強大兵力，其叛亂也就成為必然之勢。當時山濤曾提出反對意見，武帝雖贊其為天下名言，但並未採納：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車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山濤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301 A．D．）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而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註：晉書卷四十三山濤傳。]

此一故事從戰略思想史的觀點來看，別有深意。司馬法有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是一種永恆的教訓，當國者如果由於粉飾太平之故，而忽視國家安全，實乃愚不可及。

第二項錯誤是容許胡人雜居內地。此種現象雖非起於晉代，而是前朝政策的後遺病，但由於晉武帝在開國之初未能利用其強盛的國勢，採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於是遂終於導致不可收拾的大禍。

異族內移開始於西漢武帝之時。武帝雄才大略，不但想要征服四夷，而且還想要同化四夷。四夷來降者，或徙置內地，許其與漢人雜居，使其逐漸同化，或以其地為郡縣，而分置降胡於邊疆，分其眾而弱其力。至少就理論來說，這是一種有遠見的大戰略，如能持之以恆，作彈性的運用，則假以時日，應能達四海一家的偉大理想。但可惜天下事往往多變，此種宏偉的長程戰略構想在執行過程中遂難免變質，終於產生嚴重的後遺病。

武帝在位時為漢朝的全盛時期，此後即開始盛極而衰。以後的君主和將相都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執行此種長程大戰略的魄力。但一經容許胡人內徙之後，也就變成一種難以制止的潮流：

前漢末，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除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多歷年所，戶口漸滋，瀰漫北朔，轉難禁制。[註：晉書卷九十七匈奴傳。]

到東漢時，光武以後又盛納降胡。桓帝時，「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註：後漢書卷九十五段穎傳。]漢末天下大亂，戎馬不息，羌胡遂乘「中國多事，不遑外討之際，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註：魏志卷三十烏丸傳。]而漢族人民因不能忍受內亂之苦，逃入異族地區者亦不乏人。漢人投靠外夷，不僅增加蠻夷的戶口，而且更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例如：「軻比能本小種鮮卑……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其作兵器鎧盾，頗學文字」。[註：魏志卷三十鮮卑傳。]

黃巾亂後，中原殘破，尤以關中為甚。曹魏政府遂又盛納降胡。概括言之，到三國時許多異族都早已入居內郡。他們與漢人雜居既久，多通中國語，並開始同化。甚至於也被中國政府招募為傭兵。晉代初年，武帝又復盛納降胡，有識之士引以為憂。郭欽曾疏請徙戎於邊：

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執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註：晉書卷九十七匈奴傳。]

這是武帝太康元年（280 A．D．）的事情。惠帝元康九年（299 A．D．），江統又作徙戎論：

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徒戎論以警朝廷曰：「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幷，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速中國，雖為寇暴，所害不廢矣。」朝廷不能用。[註：晉書卷五十六江統傳。]

事實上，胡人內徙是有其複雜的原因，而且此種趨勢早已積重難返。在郭欽上疏時，若能立即採取措施，也許還能發揮抑制之效，到江統作論時，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這又令人回憶到吳子所說的話：「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如不能採取制先的戒備，則大禍臨頭，就會悔之晚矣。何況不僅不採取有效的戒備措施，反而採取加速引發禍亂的政策，所以武帝死後，不旋踵即先有「八王之亂」，後有「五胡亂華」，西晉隨之覆亡，中國分為南北兩部。

所謂「八王之亂」就是封建所導致的後果，始於惠帝元康元年（291 A．D．），終於光熙元年（306 A．D．），前後歷時十六年之久。其經過無細述之必要，大致說來，即為諸王爭奪政權，互相砍殺。其結果則為朝政癱瘓，綱紀蕩然。天災人禍也就隨之而來。寇盜蜂起，百姓流離，最後又終於招致「五胡亂華」的大悲劇。誠如晉書所云：

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隳。支屬肇其禍瑞，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註：晉書卷五十九八王傳。]

所謂「五胡」者，也就是異族的總稱，可概分為五類，即（一）匈奴，（二）羯，（三）鮮卑，（四）氐，（五）羌。初期勢力最大者為匈奴，乘著中國內部禍亂頻繁之際，首先發難。晉惠帝永興元年（304 A．D．），自稱漢室後裔的劉淵，據離石稱漢王。旋號召匈奴、羯、羌等外夷發動叛亂。晉懷帝永嘉五年（311 A．D．），洛陽失陷，懷帝為劉淵之子劉曜所俘。愍帝繼位於長安，到建興四年（316 A．D．），劉曜又攻陷長安，晉愍帝也同樣被俘。於是西晉也隨之而亡。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個統一帝國一共只維持了五十二年，經歷四帝即告夭折。

西晉亡後，中國分裂，南部開始成立一個新政權，勉強維持偏安之局，北方則陷入大混亂之中，所謂五胡紛紛建國，史稱五胡十六國，此種長期紛亂，先後凡一百三十六年。衣冠南渡後，東晉自元帝（317 A．D．）至恭帝（419 A．D．），共一〇三年而亡。此後歷史遂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即所謂「南北朝」。

所謂「南朝」共有四個短命的朝代：（一）宋五十九年，（二）齊二十三年，（三）梁五十五年，（四）陳三十一年共一六八年。北方在公元三八六年復歸統一，但由拓跋氏所建立的北（元）魏王朝在名義上雖長達一五七年，實際維持統一統治的時間僅為九十四年。此後又分為東西魏：東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繼東魏者曰北齊（二十八年），繼西魏者曰北周（二十四年）。總稱之為「北朝」。

據錢賓四先生計算，這個史稱魏晉南北朝的階段，前後凡三九二年。此三九二年之中，統一政府的存在，嚴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寬言之，亦只有三十餘年，不到全時期十分之一。[註：錢穆：國史大綱（上冊），p．154。]像這樣分崩離亂的時代毫無疑問要算是我國歷史中的一個黑暗期。

二、思想的沒落

概括地說，在如此長久的動亂期中，政治社會現象雖然非常複雜，但可以歸納成為下述三點：

（一）政府無能

在此期中，幾乎所有一切的政府，無論是代表原有正統的殘餘，或是異族入侵中國之後所建立的分裂政權，都同樣缺乏有效的統治能力。尤其是時常改組。換言之，也就是缺乏正常政府所應具備的安定性。其結果所造成的現象有二：其一日弱，其二日亂，甚至於往往兼而有之。所以，除少數特殊情況以外，這樣的政府大致說來都是，對外不能抗禦外侮，對內貪污腐化，不能維持法律與秩序。

（二）民生疾苦

在如此動亂不安的環境中，再加上政治領導階層的腐化無能，老百姓所過的生活，其痛苦惡劣的程度也就不問可知。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的聯合威脅之下，他們不僅不能依賴政府的保護，而且還要飽受惡劣政府的榨取和貴族豪門的迫害。在如此毫無安全感的情況之下，人民除了憑藉自己的能力以來勉強求生存以外，也就更無其他途徑可行。所以，每個人所注意的也就僅為其本身的安危，其眼前的利害。結果也就變得為生存而生活，同時也是為生活而生存。於是人生變得毫無理想，毫無價值之可言。

（三）知識分子沒落

在我國歷史中，知識分子一向為社會的精英。維持國家團結，鞏固有效統治，一切都有賴於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發揮以天下為己任的大無畏精神。每當知識分子趨於沒落，則民族道德也隨之而淪喪，於是離心力也就會大於向心力。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自難希望有所謂文治武功出現。其結果即為民生凋敝，國步艱難。

知識分子的沒落，從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又可以分為兩點：（一）知識分子不受尊重。每當太平盛世，知識分子必然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普遍尊重，知識分子也自然會以其所學為回饋，這樣遂構成一種良性循環。反而言之，如果知識分子不受尊重，則其最後結果即為整個民族都會變得無知和無能。（二）知識分子無出路。這是前者的自然的推論。既然不受尊重，也就自然報國無門。即令知識分子滿腹經綸，也還是無人賞識，於是結果可能只留下滿腹牢騷，尤其是如果發言過多，甚至於還會惹上殺身之禍。既無一展抱負的機會，而且不得不隱忍苟活，為了發泄憤懣之情，於是只好不談國事，專談風月，所謂「清談」一之風遂由此而盛行。

民族文化、學術思想自然又受到政治情況、生活條件的影響。魏晉南北朝之時，儒家與法家的思想日益不受重視，而老莊思想則盛行於世。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戰亂不已，老莊以悲天憫人之心，提出「無為」的觀念，實為對世局剌激的反彈。老莊之外，又有列子。列子有無其人，其書出於何時，都已難於考證。其立意固本於道家，但又與老莊不同而接近玄虛（虛無主義）。

魏晉時人即已喜談老莊，但細察其言則似與列子更接近。列子思想雖代表虛無主義，甚至於又還形成楊朱思想的復活。換言之，即由虛無主義，而又變為享樂主義。這也正是亂世所常有的現象。蓋在亂世，人在悲觀之極，往往會轉向樂觀，但此種樂觀態度，就其根本而言，又還是消極的。不是世亂可使之治，而是說世既亂矣，根本已無希望，不如追求眼前的享受，快樂一時，國家興亡又與我何關。這就是六朝時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因此，他們在思想上也就有下述三種趨勢：

（１）由玄虛而放浪

政治不安定，政權經常政變，統治者荒淫無道。士大夫階級在這樣的環境中非常容易以言賈禍。所以只好含垢忍辱，放情肆志，苟全性命於亂世。所謂「清談」者，也就是空談風花雪月，玩物喪志，逃避現實而已。甚至於身居公卿之位，也同樣放浪於形骸之外，而完全不以國事為念。真是誠如顧炎武所云：「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在這樣的趨勢之下，國事自不堪聞問。五胡亂華時，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人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註：晉書卷四十三王衍傳。]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臨死悲鳴，令人為之嘆息。

（２）由縱慾而奢靡

放浪之極即為只追求一時的肉體快樂，飲食男女遂成為生活中的唯一享受，於是自然養成縱慾的風氣。士大夫的生活遂日趨於奢靡，而尤以上層階級為甚。何曾為晉武帝的佐命功臣，即可為一例：「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註：晉書卷三十三何曾傳。]尤其最荒謬者，晉武帝還助王愷與石崇斗侈，其結果自然是上行下效，舉國若狂。南渡之後，此種風氣並未改變，甚至於還變本加厲。

知識分子生活日益奢華，由奢生貪，一切向錢看齊，實乃理所當然的發展。士大夫不僅不重視國事，而且也把個人操守置之腦後，不以貪墨為恥。於是他們也就變成了社會上的吸血鬼，拚命地吸收財富。誠如梁朝賀琛所云：「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註：梁書卷三十八賀琛傳。]其結果為百姓更加貧窮，國勢日益衰弱。

（３）由無為而無君

道家之言「無為」並非純粹的消極，所以說「無為而無所不為」，尤其不是無政府主義，只是反對苛擾而已。所以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蓋恐靡之也」。[註：老子第六十章。]莊子則認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註：莊子第十二篇天道。]莊子此言不但與儒家相似，更與法家幾無分別。在我國首先提倡無政府主義者的學人可能即為楊朱，所以孟子直斥之為「無君」，用現代術語來表示，「無君」也就是無政府主義，因為在古代，君就是政府的同義詞。從邏輯上來看，無政府主義是虛無主義的自然推論。虛無主義為極端的個人主義，否定一切組織、一切制度、一切權威，其發展的極致自然會否定政府的存在和價值。

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繼之以三國分立，征戰不絕之後，魏晉人士傾向於無為，實乃適當的思想反彈，未可厚非。但無為之說若提倡過度，則勢必會一變而為無君之說。尤其是當知識分子日益不受尊重，其所學也無所用，自然會因為懷才不遇，而感覺到他已無可效忠之對象。知識分子的竭忠效智，實為政府能維持有效統治的主要原因。夫果知識分子只為其本身利益著想，而無忠君愛國的觀念，則國家焉有不衰亡之理。

此外，還有兩種現象也應在此合并討論。第一，生活奢華縱慾，也就導致體力日益衰弱。最顯著的象徵即為審美標準的改變。我國古人所欣賞的美是剛強的美而非柔弱的美。在詩經左傳等書中即可以找到證據。魏晉以後，此種觀念完全反轉。晉代士大夫無不崇拜何晏，因為他「美姿儀，面至白」甚至於「行步顧影」。[註：世說新語第十四篇容止。]這完全是一種病態的美，更顯著的例子為魏玠。魏玠風神秀異，「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然「多病體贏」，卒年僅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註：晉書卷三十六衛玠傳。]降至南朝，朝廷取士竟常以品貌為條件，甚至於「後才先貌」，於是士大夫也就養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風氣。[註：顏氏家訓第八篇勉學。]從這些描述看來，那些精英分子簡直變成了人妖，真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第二個因素為佛教的輸入。佛教之所以易於流行有兩種概括的理由：（一）在佛教尚未輸入之前，中國本土宗教只能算是原始化的巫術，所以就宗教思想而言，中國還是個真空。（二）一切外來宗教都有新奇的吸引力，這也就是所謂「遠來和尚會念經」的道理。南北朝時，社會分成貴族和平民兩階層。前者趨向於享樂主義，但樂的結果仍是苦，於是他們需要一種新人生觀來填補其心靈中的空缺。後者過著非常痛苦的生活，對於人生不僅悲觀，甚至於更絕望。所以希望有一種神力來救他們脫離苦海。因為本國的神似乎已經無效，於是外來宗教也就普遍受到歡迎。[註：以上有關思想沒落的分析，多取材於薩孟武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請參看原書，p．275—304。]

放浪虛浮的心態，奢侈靡爛的生活，柔弱病態的身體，再加上出世的宗教信仰，其最後的總和即為一個脆弱易毀的民族。所以，誠如錢賓四先生所指出，「東晉常有恢復中原之機會，然東晉並無北取中原的統一意志」。[註：錢穆：國史大綱（上冊），p．174。]東晉之後，南朝更是每況愈下，反而言之，北方的漢人和漢化的胡人，卻整合成為一種較有生氣的新民族，無論精神與體力都優於南人。於是北進南退，北強南弱，終於北人戰勝南人而使中國再歸於統一。

也許有人會認為以上所云都只是廣泛的大環境，與戰略思想似乎沒有太多關係。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戰略思想有其時代背景，而時代背景又即為社會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綜合。換言之，必須在適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之中，始能使戰略思想蓬勃地發展。只要略加思考，則任何人必然都能認清在那樣長久的黑暗期中，我國的戰略想自不能有繼續發揚光大的機會。

首先可以看見的現象即為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和體力上都日趨虛弱，所以已無過去允文允武的氣概。尤其是高門華胄均以文學相尚，本來就不服兵役，與軍事生活隔絕，甚至於也不樂武職，恥稱將門。所以，儘管兵者國之大事，但並不能獲得知識分子的重視，反而備受輕視。

在那樣長久的黑暗期中，雖然戰亂不停，生民塗炭，但從戰略的觀點來看，那些戰爭幾乎毫無研究的價值，對於戰略思想既不能提供任何啟示，對於戰爭藝術也不能提供任何範例。在歷史上可以算是決定性會戰者只有淝水一戰（385 A．D．）而已。但若從戰略觀點來分析，則苻堅之敗是由於許多非軍事因素所導致，尤其是其兵力雖在數量上佔有巨大優勢，但內部卻有太多的弱點，幾乎只能算是烏合之眾。反而言之，晉軍之勝只能算是僥倖，而非在戰略上有任何杰出的表現。

至於在此階段，要想從歷史記錄中去尋找戰略家，真是屈指可數，也許很難數得上十個人，例如謝安、謝玄、王猛、桓溫、劉裕等部只能勉強上榜而已。若再說到戰略思想和戰略著作，則也幾乎可以說是交了白卷。不過有一唯以例外值得在此作較詳盡的檢討。

儘管戰略思想在我國發源甚早，而到春秋戰國時即已有極輝煌之發展。但「戰略」此一名詞的最早出現卻是在西晉時代。這在中國戰略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不過其意義又是空名多於實質。

西晉人司馬彪曾著一本以《戰略》為書名的書，這也是「戰略」一詞在歷史文獻中第一次有記錄的出現。司馬彪是晉朝高陽王司馬睦之長子，少年時好色薄行，喪失了王位的繼承權。此後專研究學問，從事著述。除《戰略》以外，還有《兵記》、《九州春秋》、《續漢書》等。他死於晉惠帝末年，大約為公元三〇六年，時年六十餘。

《戰略》原書已散佚，其佚文散見《三國志注》、《太平御覽》等書中。清代黃奭輯佚成編，收入《漢學堂叢書》（又名黃氏逸書考）。《戰略》成書之年已不可考，但可能比陳壽《三國志》較晚。陳壽死（297 A．D．）後約一三〇年，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429 A．D．）始完成。他曾引述《戰略》書中的五段來為三國志中人物作注。可以證明在南北朝初期此書尚存，而裴松之曾見其原文。但隋書經籍志（636 A．D．）舊唐書經籍志（940 A．D．），新唐書藝文志（1044 A．D．）都未著錄此書，可以顯示南北朝之後，該書即已在戰禍中散佚。除可確定有少許內容曾保留在《三國志注》中，也可能還有部分保留在其他書中，所以唐代類書《初學記》，宋代類書《太平御覽》也曾引用若干佚文。

若採取嚴謹的治學態度，則僅憑如此少許的資料，實是很難判斷原書的主要性質，和著者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不過有一點卻是可以確定：這是「戰略」一詞在我國的首次出現，以及第一次有人用《戰略》來作為書名。清代黃奭認為《戰略》佚文內容多是記述三國時事，與《九州春秋》相表裡，假使他的觀察是有相當根據，則司馬彪著作的內涵可能是歷史多於戰略。誠然，書中也有若干語句，例如「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順道者昌，逆德者亡」，「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都應該算是屬於戰略的領域。但又可以發現著者幾乎都是引述前賢的言論，最多也只是對其作某種程度的改寫。因此，僅憑這些少許資料很難斷定著者本人有無獨創的戰略思想。同時也無法評定其作為戰略思想家的地位。[註：有關司馬彪及其著作的資料以大陸出版的《中國兵書通覽》為依據。]

除司馬彪和他的《戰略》以外，在如此漫長的黑暗期中，對於戰略思想幾乎可以說是找不到其他值得討論的對象。直到南北朝由分而合，中國再度統一時，在黑暗的戰略長空中始又現出破曉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