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一個盛產騙子的社會是怎樣煉成的

文 |徐賁

歷史學者丁東寫過一篇《牟宜之識破李萬銘》的文章，說的是解放初期一個名叫李萬銘的身份騙子，偽造了「幹部簡歷表」，到西北局組織部換得了給中南局組織部的介紹信，將其履歷編造為1936年參加革命，並列舉羅瑞卿、王震、陳賡、陳伯達、胡喬木等為證明人。中南局組織部深信不疑， 將其介紹到中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分配至中南農業科學研究所任秘書主任，並參加了中國農民訪蘇參觀團。後來又升任人事處副處長、機關黨總支書記。李萬銘還稱自己是志願軍一級戰鬥英雄，參加過解放漢城、平壤的戰鬥，當地機關、企業、學校紛紛邀請他作報告。他便戴上獎章，到各種集會上侃侃而談。後經中南農林部向中央林業部請示，於1953年9月將李萬銘調至林業部任行政處長。

李萬銘的騙局只是因為偶然才被牟宜之識破。事情敗露後，老舍響應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號召，寫成話劇《西望長安》，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轟動一時。《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通訊《一個大騙局的前前後後》。李萬銘案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

葛優在老舍話劇《西望長安》中扮演栗晚成（即李萬銘）

看得出來，李萬銘是個善於作「革命扮相」，十分能說會道的人，而且他說的又總是普通人聽了準會深信不疑的革命語言。人們經常憑常識以為，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所以，但凡見到不認識的人，除了面相體態、行為舉止，他怎麼說話，說什麼話經常就成了猜測和判斷他身份的依據。當然，準確不準確那就難說了，因為說什麼話，怎麼說是可以裝的，也是可以假扮的。要理解李萬銘為什麼能成功地進行「政治行騙」，不妨回顧一下他的一位早期蘇聯先驅和同道——政治行騙的經典人物奧斯塔普·班得爾(Ostap Bender)。

▍一、成功的騙子

奧斯塔普·班得爾是1920年代蘇聯諷刺小說《十二把椅子》里的一個人物，這個年輕人出生和成長在舊俄時代，但卻很快地諳熟了「蘇維埃語言」。他憑著這套語言功夫，與政府機關和官員打交道已經遊刃有餘。但這還不算，他還自稱是1905年俄國革命英雄施米特中尉的兒子，他將「革命後代」的身份元素符號與「蘇維埃人」的語言元素符號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社會裡左右逢源、處處「有貴人相助」，所以得以心想事成，是一個成功的「蘇維埃騙子」。

以研究俄羅斯-蘇聯社會文化著稱的俄裔美國批評家、社會學家費茲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撕掉面具！20世紀俄國的身份與面具》一書中，有專門一章討論早期蘇聯社會中的「奧斯塔普現象」——那種用「蘇維埃的那一套」在蘇維埃社會中的成功行騙。

費茲派屈克

在「蘇維埃的那一套」中，最重要的是「蘇維埃語言」。1920-1930年代，在蘇聯專制官僚主義的社會裡，誰要想玩得轉混得開、要讓人服服帖帖為你辦事，誰就得會說新的「蘇維埃語」。「蘇維埃語」是一種用意識形態教義支撐起來的名詞、概念、術語、革命形象、英雄象徵等等混合體。一般人習慣了對權威人物畢恭畢敬，光憑你說話的「蘇維埃官派」腔調，就會覺得你有來頭，有身份有背景，因此不僅會對你唯命是從，而且還會主動巴結你，討好你。

「蘇維埃語」是一個政治扮相的道具，也是一個面具。「奧斯塔普現象」因此也成為蘇聯權力本位制的等級勢利和權力崇拜的象徵。在1920-1930年之後的蘇聯，「奧斯塔普現象」延綿不絕，變化發展，成為蘇聯犬儒主義社會文化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現象。「奧斯塔普現象」成就了最早一代的假面蘇維埃人，開創了蘇聯人的假面文化傳統。但是，奧斯塔普的子孫和傳人卻並不只是在蘇聯繁衍，李萬銘不過是奧斯塔普無數子孫和傳人中的一個而已。

「奧斯塔普現象」是一種聰明人歡迎和利用革命改天換地的方式。革命是顛覆固有身份和面目的強大動力。新社會的光榮身份代替了舊社會的尊貴身份，造就了新的身份等級。在新的身份等級支配下，舊時代過來的人必須換上新的面目。對於特別機靈、善於改換門庭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渾水摸魚、謀求進身的好機會。整個社會開始學習使用一套標誌新社會的新語言和新身份符號。奧斯塔普是個頭腦靈光的人，他比別人更快地學會了新語言，佔了先機。

雖然蘇聯從一開始就講究「階級成分」，但一直要到1933年底才開始實行國內身份證（1932年12月31日頒布在國內恢復身份證的命令）。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是騙子施展身手的好時機。費茲派屈克在研究中發現，最容易得逞的辦法就是「冒充幹部，說一套令人敬畏的，大多數人尚未學會的『蘇維埃』官話」，再配上「過得硬」的政治身份證明，有了這兩樣，那就一準能產生奇效。[1]

1920-1930年代蘇聯有很紅火的證件黑市，在那裡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假公章和公用信簽、假身份證、黨員證和團員證、工會會員證、工作證、護照、居民證、蘇維埃地方政府出具的身份或成分證明等等。1933年實行個人身份證後，購買假證件變得更困難了，也更危險了，但仍然還能夠買到。（271-272）

在蘇聯，假冒身份是犯罪行為，蘇聯刑事法規定，謀財詐騙和偽造證件都是違法的。費茲派屈克指出，造假之所以不難成功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官僚制度辦事樣樣都要求證明文件；第二是官員只看證明文件，不管別的，因此容易受騙；第三是取得偽造的證明、文件相對比較容易。（272）

在當時的蘇聯社會裡，有的證明文件特別有用，所以也是騙子的最愛。有一個1925年捕獲的騙子，25歲，擁有一張革命前即已入黨的黨證、一張工會會員證、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的會員證、沙俄時期政治犯協會的會員證，還有證明他參加1905年革命的官方文件。擁有假證明、假證書的不都是騙子，許多誠實的普通人也不得不用假證明來掩蓋自己的壞成分或不良社會關係。（272）

果戈里的《巡按使》是一個經典的俄國身份騙子故事，但故事裡的騙子並不是一開始就自己設下了騙局，完全是地方官吏巴結討好成全和造就了這位騙子。與這個被動的騙子相比，蘇維埃的新騙子要主動得多，也更有創新精神。早在17、18世紀，俄國就有冒充名人、要人和他們的親屬，甚至冒充沙皇的騙子先例。他們的傳人在革命勝利後的蘇維埃時代綿延不絕，但那些是按新的政治標準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設下的的新假面騙局。

新騙子故事或傳奇是1920年代不少蘇聯作家喜愛的題材，當時蘇聯社會中有很多真實事例，報刊上時有報道。《十二把椅子》的兩位作者說，「馬克思的假孫子，恩格斯子虛烏有的外甥，盧那查爾斯基的哥哥弟弟，還有著名無政府主義親王克魯泡特金的後代」都跑出來四處遊盪。更不要說某烈士的兒子，某司令某政委的養子了。

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諷刺小品《假的迪米特里》（The False Dmitri）講了一個身份騙子的故事，他冒充是教育人民委員盧那查爾斯基的弟弟到一個外省的政府機關去詐騙，自稱是莫斯科派來到這個機關當領導的，不幸在來上任的路上被小偷盜走了證件、錢包和公文包。地方幹部知道，「我們機關的領導剛被召喚到莫斯科去，……新領導馬上就來了」。他們殷勤地為他提供衣物，還預支給他50盧布的薪水，這之後，這個騙子也就逃之夭夭。

1926年，《真理報》刊登了一篇報道，說有一位自稱是霍加耶夫（Faizull Khodzhaev，烏茲別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騙子，到南方多個城市巡察，從市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們那裡騙得了錢財。上面來的領導，下面的官員自然不敢懷疑他的身份。他們只顧著諂媚和孝敬，讓冒充上級領導的騙子有了鑽空子的機會。(273)

身份騙子冒充得最多的是名人親屬。光伏羅希洛夫（紅軍將領，政治局委員）一個人收到的「失散親屬」來信，就足以在他的檔案中成為一個專門的「部分」。冒充「老布爾什維克」和內戰英雄的也大有人在，以這種身份行騙當然都不是奔「革命光榮」而去，老革命和老同志能享受到一般民眾所沒有的「待遇」，更不要說社會榮譽和地位了。

還有利用人們知道幹部有待遇來行騙的。有一位名叫伊諾澤姆采夫（Leonid Inozemtsev）的騙子，他行騙的辦法是專門給一些去世後不久的中層幹部的家屬們打電話，告訴他們，政府為表彰他們親人的革命貢獻，讓他們可以在「特供商店」以低價購買食品和其他商品，這些家屬覺得挺光榮，又有便宜可討，自然信以為真，於是訂了貨，把錢交給騙子等著拿東西，可是騙子拿了錢之後就再也不回來了。

▍二、久假不歸的假面社會

費茲派屈克研究1920、1930年代的騙子故事，不是為了在故紙堆里找稀奇古怪的故事，而是為了透視當時的「革命社會」形態。假冒身份一定是假冒有利可圖的身份。假冒者的身份可以是假的，但他假冒的身份卻一定是真的，而且是真的「好身份」——模範、標兵、英雄、某某長官、革命幹部的子弟或家屬。一個人擁有了這種身份，不管實際上是個怎樣的人，都能自動得到許多人的諂媚和巴結，在人群里受到羨慕或敬重。有這麼一個蘇聯笑話：

地區黨員會議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主席致辭：「親愛的同志們！讓我們看看革命後黨的成就吧。這邊坐著的瑪利亞，革命前怎麼呢？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只有一身衣服，沒有鞋子也沒襪子。看看現在的她吧，是我們全區的擠奶能手。再看看伊萬，以前是村裡最窮的人，沒有馬，沒有奶牛，連斧子都沒有一把。現在呢？一個有了兩雙鞋子的拖拉機手！再看看托諾芬·斯米諾維奇·阿列克西耶夫——以前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流氓、醉鬼、敗家子，冬天鏟雪都沒人肯借一把鐵鏟給他，因為他見啥偷啥。今天，他是我們區的黨書記！」

在舊俄時代，誰如果想要假冒有身份的貴族，就得假冒貴族的教養、社交習慣、談吐舉止，那是極不容易的。但是，假冒那些庸俗、低能、愚蠢的中小官僚卻並非難事。在蘇維埃時代，有利可圖的假冒對象是革命烈士、老革命、老幹部和他們的子女、後輩或家屬，無須假扮什麼教養、禮儀，只要能嫻熟地用「蘇維埃的那一套」說話就行。身份騙子不僅嫻熟「蘇維埃語」，而且對官場文化和官僚素質弱點了如指掌。那些最容易上當的官員都是缺少教育、唯命是從、僵化服從的中下級官員。他們機械地照章辦事，認的只是官方的證明和文件，誰的來頭大就怕誰聽誰，既不會獨立思考，也無從獨立判斷。

除了精明狡猾，善於觀察和利用別人，這些蘇維埃騙子們的最大特色便是充分了解周圍的人在怎樣對待他們，他們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蘇維埃想像力。不只是奧斯塔普·班得爾成為最受歡迎的小說人物，現實生活中的騙子故事也讓大眾津津有味，經常讓記者甚至官員覺得甚是佩服。戴上官方意識形態為你準備的面具，用它那一套「正確語言」侃侃而談，就能把你打造一個在制度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名利雙收的「成功人士」。

費茲派屈克寫道，「騙子是一個以他自己的方式對社會做出精明觀察的人。騙子成功的訣竅在於能夠熟練掌握當代社會和官僚行為的規則，取得別人的信任。」（269）。騙子並不生活在一個普通人所知甚少的隱秘世界裡，對於許多人來說，「騙子奧斯塔普·班得爾的世界——那個騙子行騙，法律不遺餘力追捕和懲罰騙子的世界，正是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為了生存，每個人都必須學會一點作假和扮相的本領」。這樣的社會一定是一個犬儒的社會。（271）

在一個社會裡，如果政治身份騙子能大行其道、左右逢源，那麼一定存在著許多很容易欺騙的上當受騙者。上當受騙不一定是因為智商低、沒頭腦、教育程度不高，而恰恰可能是因為他們有政治頭腦、有思想覺悟高、崇拜革命文化、信任英雄模範、熟悉革命語言、對「革命前輩」懷有真摯的崇敬。在一個講究政治原則、思想正確、革命路線的國家裡，人們習慣於用這些來進行他們的日常思考，這就會從四面八方形成由騙子和受騙人共同協作的騙子文化。騙子不一定就是奧斯塔普·班得爾或李萬銘這樣的人物，也可以是持有真實「履歷表」或「真實背景」證明的人們。他們是歷史上沒有問題的扮相者和假面人，高職位和低職位的都有。

在存在騙子社會文化的環境中，騙子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人們普遍的服從和討好心理，無須很高明的欺騙手段就能達到目的。李萬銘的騙術就是相當拙劣的，據知情人回憶，「他在武漢市冒充志願軍戰鬥英雄，在機關、學校到處作報告，由於沒有鑲紅線的志願軍軍褲，就用紅鉛筆在綠褲上畫一條紅線；沒有勳章、獎章，就把當時蘇聯畫報上刊登的勳章獎狀畫面剪下來，包上一層玻璃紙，縫在上衣上；李本人有嚴重的口吃病，竟說成是在朝鮮戰場上被美方毒氣熏的。」 就憑這樣的騙術，李萬銘便能在社會裡和官場上暢通無阻，官運亨通，甚至他天生的缺陷也能成為傲人的政治資本。他為自己缺陷提供的借口雖然拙劣，但符合一般人的「革命想像」。

欺騙這樣的一群人，騙子甚至都不必顧慮說的話是不是真實，只要能利用他們的想像，讓他們用自己的想像把它認定為真實的，那就可以了。那些上當受騙的人們，他們的生活中本來就有許多這種「被想像的真實」，他們習慣於接受這種真實，這是他們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他們確實是輕信易騙的，但他們並不天生如此，他們是被訓練成這個樣子的。

1920年代初部分蘇聯人學習扮演或假扮「蘇維埃人」的面相，那是蘇聯假面文化的一個形成期。費茲派屈克指出，這種假面文化要經過不止一代人才能充分完成。在蘇聯，一直要到1960年代，整個社會的「蘇維埃人」化才算告成。1920-1930年代，最初是少部分人「先蘇維埃人起來」的那種假面文化試驗，40年之後的1960年代，蘇聯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個很少有人還真相信的權力擺設，但也是在這個時候，這一意識形態恰恰已經儼然成為所有蘇聯人獨一無二的「政治信仰」。這時候，假面和扮相已經成功地發展為幾乎全體蘇聯人的第二天性和自然稟性，成為他們共同的社會特徵或「國民性」。

降生在他們那個「蘇維埃人社會」里的嬰兒不再需要改造，他們會在這個假面社會裡，像在自然環境中那樣長大成人，自動地成為下一代的蘇維埃人。他們甚至也不再需要經過一番刻意的改貌或扮相，因為這就是他們與天生無異的貌和相。假面和扮相的文化因為自然如此，而成為蘇聯人所知道的唯一真實文化，整個社會都已經進入了久假不歸的自動再生狀態。

到了1960年代，所有的蘇聯人說的已經都是「蘇維埃語」了，蘇維埃語就是他們所知道的俄語，而在這之前的俄語在他們耳朵里則一聽就是陌生的了。他們聽到那些早年僑居海外的俄國人說話，一下子就能聽出不是「自己人」。費茲派屈克說，1960年代的蘇聯社會「已經不再是由正在學說『布爾什維克語』的個人所構成的了，……老一代人已經學會了這套語言，而對年青人——也就是社會中大多數的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的母語」。對在「新社會」里出生和長大的蘇聯人來說，除了「布爾什維克語」（「蘇維埃語」）之外，他們不會說任何其他語言，就算他們會說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而不只是俄語，在他們的頭腦里，也都會自動翻譯成「蘇維埃語」。（25）

1991年蘇聯制度崩潰，人們首先察覺到的並不是政府機構的變化或者政治路線的改變，而是「蘇維埃語」不再被使用了，當人們不再需要說「蘇維埃語」，也確實不再說「蘇維埃語」的時候，他們才真正意識到，蘇聯完了。

注釋

[1]Sheila Fitzpatrick，Tear off the Masks！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文中來自此書的引文皆在括弧中註明頁數。

（本文原標題：《蘇維埃語和蘇維埃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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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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