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為什麼中國90年代搞市場經濟能成功

作者：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中國改革開放就90年代成功了。這個要稍微多做一點解釋，80年代經濟不能說不成功，沒有80年代改革，90年代改革是不會成功的。

「文革」以後的改革方向在城裡，不在農村，因為城裡面對很大的就業問題，知青回城之後的就業壓力也特別大。而且當時中國農村很封閉，城裡首先知道外國消息，首先接觸外國人和港台旅客，憤怒感、失落感非常強，所以壓力在城裡，改革也在城裡。但是改革不成功。為什麼？當時的改革思路回過頭來看還是蠻清楚，要改革，要提高效益，要提高工人的積極性，給工人獎金，積極性上來了，但管理很混亂。下一步是提高廠長的權力和這人，即責任承包制，後來好多廠長的積極性也上來了。這還不行，因為計劃經濟下就給你這麼點生產資料，所以搞雙軌制，你如果能多生產就可以用市場價格購買生產資料。

但是一搞雙軌制，80年代末期出現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腐敗，誰能掌握國家的生產資料，誰就發財。

上圖：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當年「大包干」帶頭人關友江、嚴俊昌、嚴金昌、嚴學昌、關友申（從左至右）在小崗村牌樓前合影（2008年10月7日攝）；下圖：部分「大包干」帶頭人在實行農業「大包干」初期在茅草屋農舍前合影（資料照片）

更重要的是，那時大多數生產資料還沒有被國有企業買走，而是被集體企業買走了。鄉鎮企業起來了，對國有企業反而是最大的壓力。80年代最成功的改革是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這個成功並不是中央的意圖，而是安徽等地農民很窮，鬧災了，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地方領導膽子大搞承包，當然他們簽字了準備坐監牢等等。以至於我們現在的學者從左到右都搞不清楚，有的說成功全在於農民自發力量，有的就說這是中央的決策。事實上，中央決策是事後，一開始是農民自發的，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大形勢，農民是不敢自發搞這個的。這個「自發」往往是隊長和書記帶頭的，他們之所以帶頭是因為大環境寬鬆了。中央政策在城市改革造成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給了好多地方、農村官員膽量。

這一系列的改革都不成功，但是中國鄉鎮企業、私人經濟起來了，國有企業好多雖然沒有成功，但是效益上來了，80年代末的國有企業已經不是70年代的國有企業了，已經開始知道在市場上怎麼拼搏、掙扎。計劃經濟被鬆動以後，才有鄧小平南方視察之後中國經濟的騰飛。

這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也在變化。鄧小平說市場就是配置方式，不見得姓資，也可以姓社。這以後市場改革鬆動過程各方面到位了，為90年代改革成功提供了基礎。

80年代初期，浙江一家鄉鎮企業制衣車間場景。

當然中國改革成功還有好多別的原因，比如中國加入WTO所帶來的紅利。但中國民眾之所以那麼富，只有一個原因：假設GDP每年增長15%，假設沒有城市攤大餅、城市擴張、土地房產經濟這一塊在拉動，中國人還窮著。中國人現在之所以那麼有錢，掌握現金數的老百姓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是因為城市「攤大餅」越攤越大，每個城市基本上長了好幾十倍，而且城市周圍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中國農民是世世代代受苦，但是現在是翻身了。這幾年我到農村跑，經常發現農村公安局門口排著隊， 重新轉到農村去，想占土地。中國城市擴張造就了很大一個群體的得利階層， 這一來才導致中國每年一億多人出去旅遊，很多前幾年可能還很窮的人，現在闊綽地買各種名牌。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天上掉下來的。不是靠生產出來的 。

剛才我講了90年大背景，裡面大成功背後還有幾個具體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80年代改革的重要性。80年代改革鬆動了國有企業，鬆動了計劃經濟，否則？90年代一下改革不可能成功 。

第二點是西方的壓力。中國之所以改革成功，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趕上西方「第三次民主浪潮」對中國的壓力，那些壓力如果把中國壓倒了， 中國現在不可能這麼富，很可能比前蘇聯還差。 但如果中國堅持不變，中國死頂不改革是絕對行不通的。可以說中國在西方壓力下除了改革開放已經沒有別的路好走了。可以說中國的成功靠的還有西方的壓力。必須讓老百姓生活提高，因為我們國家在80年代以來，其合法性在為老百姓謀利益。就是績效，幹得好，表現得好，這點越來越重要。

第三點是感謝鄧小平。沒有鄧小平南方視察不行。鄧小平南方視察之前中國很「左」，一個老人那麼老了，提出我們黨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主要是要防「左」，要防「左」五十年。鄧小平的話非常重要，因為這個話背後有一個政治學原理——政治正確背後是垃圾。這個在中西方都一樣，也就是說你自由派政黨要防自由主義，是宗教政黨要防原教旨主義，是保守政黨要防保守主義，是左的政黨要防左。他說這個話背後有很深厚的政治原理，不是一般的一句話，這是一個老人的智慧，千萬不能忘記。

第四點，社會抗爭的貢獻。中國如果沒有那麼多群體性事件，中國今天不會那麼好。從政府和管理者的角度來看，社會抗爭是不好的，需要管理，所以中國喜歡用「鬧事」「群體性事件」「非理性」等等這些比較相對負面的詞，從大人看小孩鬧事的角度來看待群體事件。

但是90年代以後出現的群體性事件和80年代完全不一樣。中國80年代群體性事件實際上是「文革」的後遺症。知青群體大約1700萬人，誰導致的？中央政策導致的，誰能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所以當時要鬧事到北京找中央。反右也是一樣，55萬右派，平反以後要待遇找誰？找中央。老幹部鬧事找中央。所以都是中央規模比較大。毛澤東時代，中央政策一旦錯了，一大批人受損，知青就有1700萬人受損。

進入90年代後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1995－96年之間就有兩千萬工人下崗。看上去問題很大，其實不然。工人大量下崗了，但是工作機會卻也不少。比如有一次我在長江邊的一個城市，見市委人山人海的鬧事，車也開不過去。我就問當地教授，你們怎麼處理這個事？他說先拖著，賴到不行了把他們叫進來談判，說給你500塊錢，3個月不來鬧，簽個字。我沒想到這個處理方法很英明。這就是學者不如幹部的地方——沒想到在經濟很好的情況下，簽了字的工人不會在家裡坐吃山空，三個月以後可能就找到工作了 。

還有，雖然「鬧事」很多，但鬧事不在直接對中央。為什麼？雖然改革開放是中央的決策，這個政策給不同人帶來的後果卻不一樣，這個廠效益好了那個廠卻倒閉了，所以這時候民眾很難怪到中央，他們怪的是地方官員、地方幹部。這樣一來中央和社會鬧事就脫節了，使得中央能夠站在比較超脫的立場上處理社會鬧事。90年代以後群體性事件是不斷地給政府提高免疫力。讓政府知道誰是貪官，哪些是主要的社會問題，哪些官員無能，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情。中國穩定以及經濟發展背後的一個重大因素是大量群體性事件的存在 。

假設GDP每年增長15%，假設沒有城市攤大餅、農民賣地、城市擴張這一塊，中國人還窮著。

這種壓力導致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在五個方面的重大改變。

第一，群體性事件造成對社會福利的衝擊。90年代改革的最大後果是醫療制度等保障制度在城裡垮台了。2004、2005年以後，中國醫療保障制度不但建起來了，而且比以前覆蓋的面要大多了。

第二，造成對貧困和問題地區的大量資金轉移。中國有句話叫「會鬧的孩子多喝奶」，哪兒有問題錢就往哪兒流。

第三，工資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別是2007年勞動法以後兩三年之內，中國工資增了四倍到五倍，以至於現在的公務員覺得很苦。2007年左右，中國的洗腳妹、在東莞打工的工人最低工資是800—1000左右。幾年內漲到三四千，還找不到工人，人家不肯干。也就是說中國最低起薪的藍領工資和目前北京公務員起薪工資一模一樣。

第四，政府工作方法的改進。中國的貧困縣，我走了三十來個，看到不少幹部在各種壓力下乾的正還是蠻辛苦的。雖然好多是形式主義，但的確辦事效率比以前高多了。

第五是反腐敗走向嚴厲。這兩年我們都在討論反腐，實際上胡溫時代的中國反腐就已經很厲害了 。現在反腐和那時候有區別主要是兩點：第一，反腐打到上層，原來上層打掉一個半個，現在一打一大片；第二是現在反腐影響平時官員的行為。以前是一邊反腐，一邊大吃大喝，現在官員行為受到影響。所以反腐不斷走向嚴厲。這些實際上都和群體性事件壓力有很大關係，沒有這個壓力，政府不會做出這些反應。

（本文系趙鼎新在騰訊思享會·戰略講壇第四期活動上的發言，經講者審閱；編輯：李大白、陳菲。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來自網路。）

學者簡介

趙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l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學系，1984年獲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昆蟲生態學碩士，l990年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獲取昆蟲生態學博士。後改攻社會學，並於1995年在麥基爾大學獲取社會學博士學位。

自1996年起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長期致力於政治社會學及其社會運動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學術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影響。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美國社會學評論》、《社會力量》、《社會學視角》、《中國研究季刊》以及國內出版的《社會學研究》等刊物上。著作有《The Power of Tiananmen》、《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等。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