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慘無人道的黑煤窯泛濫，弱肉強食的生態鏈讓勞工生不如死

清代窯奴之慘烈，殊不遜今日，甚至曾驚動中央一把手。嘉慶四年(1799)十二月，帝頒發上諭，稱「西山煤窯，最易藏奸。聞該處竟有匪徒名為水工頭者，往往哄誘良人入窯，驅使殘惡致斃。」稍後，順天府會同步軍統領衙門，派人嚴密查訪，按律治罪。嚴打之下，西山窯奴之境遇，暫有改善。

不過，帝王的一時性起或許能整肅個案，卻難以根治病灶。21年後，嘉慶二十五年(1820)秋，能吏徐寅第剛升任順天西路同知，就面臨更加急迫的解救窯奴的任務。他的堂侄徐繼畲後來把這一切記入了《五台徐氏本支敘傳》。傳稱，宛平西山有門頭溝(即今北京門頭溝區)，京城所用之煤，皆產於此。大小煤窯200多所，開窯者遣人於數百里外誆雇貧民入窯挖煤，晚則驅入鍋伙。所謂鍋伙，即窯工宿食之地，壘石為高牆，加以棘刺，人不能越，相當於黑牢。這幫窯工也有象徵性的工錢，但只夠抵兩餐狗食樣的飯費，一無所余。有倔強或欲逃的工人，窯主以巨梃斃之，屍體也不收殮，直接壓在巨石下，待山洪大漲時，屍骨就沖入桑乾河，泯滅無跡。所有窯工中，最凄涼的是「水宮鍋伙」的窯工，他們負責在黑暗森冷的窯洞里排水，「夏月陰寒浸骨，死者相枕藉，生還者十無二三，尤為慘毒」。

徐寅第奉檄往查，騎一健騾，隨兵役數人，遍歷各窯。於是「各鍋伙遭錮之煤丁，悉轟然投出，窯戶不敢復禁」。徐寅第又檢得近日被窯主毆斃的工人之屍「律究擬抵」。更稟請禁革水宮鍋伙，毀其垣屋。同時規定，各窯主必須造窯工名冊，政府派巡檢分四季勘查。窯工有死者，須立即報官詣驗，否則治其罪。行文至此，徐繼畲不無樂觀地說：「積年慘毒之害，一旦革除，煤丁皆歡呼額手」，即紛紛拍手稱快。

然而積年慘毒，哪裡有那麼好革除的？學者吳思曾指出，從清朝到民國，黑窯奴的問題都沒得到徹底解決，或禁而不止，或捲土重來。窯奴也不限於北京西山，在湖南、河南、陝西、山西等地都相繼湧現。光緒年間，湖南一地方官在一份報告中說，當地煤窯的水工，多是被威逼強搶或哄騙誘拐而來。對這些窯奴，窯主「築有土室，幽暗深邃，外立木柵。挨窿處僅留一竇，出入啟門，由水承行主之，名曰設鼓。將誘買哄騙強捉之人，關禁鼓內名曰水蛤蟆」。窯奴們被剝去衣服，輪班車水，晝夜不休，饑寒不恤。稍倦，脊背則遭鞭毆。有想逃的，則被窯主令人以刀刺其足。窿內陰寒氣盛，工作又奇苦非常，弱者往往一月半月即斃命，壯者不數月亦足爛腹腫，又得不到休息和醫藥，只能等死，而窯主竟坐視其斃。

一旦窯奴倒斃，窯主就會捉捕過路人或流浪漢充當「新鮮血液」。民國年間出版的《同官縣誌》(今陝西銅川市)記載了清代一則離奇故事，一位道員(行政級別不低於今日廳級幹部)出門私訪，竟被抓去當黑窯奴，三年後始被解救。縣誌說，當地有抓路人做窯工的「風俗」，不但可免工資，人死了按例只要賠30兩銀子也可免了。某道台有日微服私訪，行到陳家河，因長得肥大可喜，被窯主相中，強掠至煤窯，要他挖煤。換作今日，道台必定怒稱：「我爸是李剛，哦不，我就是李剛！」但絲毫沒有用，窯主即使相信他是道台，也不可能放，一放不就東窗事發了？於是道台在窯下苦苦幹了三年，其間「嚙指出血，每日書其職名於大塊煤上」。直到有一天，同官的知縣聽說陳家河煤窯的煤質好，叫家人買來，在爐邊看書，添煤入火爐，發現血跡，仔細一看，竟是道台血書，遂發兵去煤窯，救出道台，嚴懲窯主。

這個故事在我看來極不靠譜，渾身都是漏洞，縣誌的編者放在今天，應當是《故事會》、《知音》等的忠實讀者，才會把此事當做信史寫入。不過，這故事雖不靠譜，卻充分反映當時窯奴狀況之慘烈——— 在百姓心中，連道台都難逃被捉去當三年窯奴的厄運，普通窮人一旦被鎖定，又怎能倖免？

光緒年間，山西汾州知府在給屬下孝義縣令的公文中指出當地窯奴之慘：「窯底挖煤之夫，而苦斯極矣。終日所得至多不過二三百錢，而飯食燈油之費去其大半。窯主工頭又復任意剝削，昂其所食麵價，加倍以償。誘以所剩之資設局以騙。饑寒不恤，疾病不問，甚或鞭撲吊打，幾不復以人類待之。」並提出五項整頓：不得私自拷打窯工，不得威逼關禁窯工，不得匿報礦難人命，不得豢養凶匪打手，不得恣意克剝窯工。

這位知府的仁心可嘉，但其指令是否收效，於今難有文獻可證。而更多的官員，可能是另一種面孔。咸豐年間，同官縣令立碑告示各煤窯，其中條款針對的主要不是窯主，而是窯工。告示稱，窯工不得「長使工價，希圖無賴」，也即不能從窯主那裡借錢不還，實際上是助長窯主剋扣工錢的便利；窯工如果「捏為誘拐等項控案」，將被嚴懲，這實際上堵住了被誘拐淪為窯奴者在本地的司法救濟渠道；窯工「倘有屍親借死訛詐」，官府將嚴究責任，這就使窯主更容易逃避事故賠付。上述法令，不為保護弱勢群體，只為強勢群體張目，當屬惡法無疑。在雞蛋與牆面前，官員們堅決地站在了牆這一邊。

站在牆這邊，不是因為官員天生不道德，而是因為他們天性趨利。清代煤窯業實行嚴厲的採煤執照制度，為獲取採煤執照，煤商、窯主不惜巨款行賄。乾隆年間，河南安陽煤商艾學曾，為開辦煤窯，先送履親王門上李姓太監1500兩，又送緘親王門下1500兩，再送一個候選知縣3000兩，大費周折，血煤之血，從採煤執照就開始流了。拿到執照後，窯主還得不斷應付官吏的各種檢查，如乾隆年間北京房山縣一個窯主，每年僅送當地知縣的銀兩就上千，此外還得打點眾多胥吏。有時官員嫌一筆一筆地收取賄賂太麻煩，直接在煤窯中入乾股分肥。順治年間一份煤窯搭股契約反映，戶部一王姓官員，既非山主，又非出資人，也不是辦礦人，分文不出，卻白占煤窯1/3的股份。窯主也不是傻子，願意拱手讓出1/3利益，自是為了買一把保護傘以供遮雨。

事實上，就煤窯業而言，往往藏著官員、窯主、打手、信息員、窯奴五方，共同構成一種強者聯手食弱的生態鏈。窯主首先買通基層官員，再通過中介人層層向上攀結；與此同時，窯主還僱傭凶匪充當對窯奴的「暴力專政工具」。這就形成了一個利益生態鏈，有錢者、有力者、有權者、有信息或關係者，都是獲利方，窯奴則是主要的受害方。儘管窯主或官員也有被懲處的風險，但因為缺乏有力的制度性約束，這風險極小。於是，掌握著最多權力資源與財富資源的人在維持非法秩序或非法維持秩序；幾乎沒什麼資源可調動，也幾乎沒什麼救濟渠道可申訴的窯奴，只能被迫接受被侮辱與損害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