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倫理思想怎樣作用於建設和諧社會

作者簡介

黃興年，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在學術研究、改革、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世界經濟研究、國際貿易問題等刊物上發表文章100多篇。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教倫理思想強調人與自然之間是共榮共生關係，實際上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著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才能促進人類福祉的持續增進。

文/黃興年

摘要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對中國的歷史發展以及普通百姓的思想觀念、行為選擇標準的確立起著重要指導作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教倫理思想強調人與自然之間是共榮共生關係，實際上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著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才能促進人類福祉的持續增進。而「尊道貴德」、「知足常樂」以及「積功累德」、「濟世利人」則進一步強調人類社會以及個人、家庭均需要遵守自然規律和剋制無限慾望，更要求盡其所能地濟世利人，這樣才能真正在現實生活之中構建自然和人之間命運相依的共同體，在此基礎之上才有可能促進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和諧，從而建設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協調的和諧社會。

道生萬物、人天同源（資料圖）

大千世界之中萬事萬物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繫，這就意味著一個事物的消長完全有可能引起其他事物不同程度的漲跌變化，甚至會給某些人或事的正常運轉帶來巨大困難或發展機遇，這實際上就是自然界的各種事物之間、人和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均存在的依存關係，而這種依存關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道教「天人合一」思想便是對這種關係的概括。

道教把天、地、人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認為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強調人與萬事萬物之間要和諧發展。其認為以道生萬物、人天同源為其基本特徵，即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天、地、人，本同一元氣，分為三體。」而這天、地、人三氣應當相互協調，「相愛相通，無復有害者」方能「并力同心，共生萬物」。這表明道教認為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存在都具有關聯性，人與自然之間更是相互依存、相愛相通便會良性互動而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無復有害者！

現代西方學者提出的「蝴蝶效應」則以現代科學進一步闡述了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一隻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能兩周後會在美國德克薩斯引起一場龍捲風。其原因在於蝴蝶翅膀的運動，導致其身邊的空氣系統發生變化，併產生微弱氣流，而微弱氣流的產生又會引起它四周空氣或其他系統產生相應的變化，由此引起連鎖反應，最終導致其他系統的極大變化。此效應說明事物如何發展對初始條件具有極為敏感的依賴性，預示著初始條件的微小偏差，將會引起結果的巨大差異。

蝴蝶效應引起龍捲風（資料圖）

可見，蝴蝶效應事實上是揭示了非線性複雜系統的兩個重要特徵：一方面是演化性機制，確定性系統內生著隨機性，也就是說初始環境或條件的微小變化，會引髮結果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則是系統均衡的多重性和某一條件的微小變化會引發連鎖效應。這就意味著萬事萬物的發展及其運行對初始值（偶然性）的高度敏感，還會在正反饋的自我強化中形成系統的多重均衡以及均衡的不可逆性。

這也表明需要認真對待初始條件及其變化方式、方向，畢竟任何事物都對初始條件存在著程度較高的敏感性依賴，即輸入端微小的差別變動會迅速放大到輸出端，而諸如此類的連鎖效應在自然、社會經濟生活中比比皆是，這就意味著要想爭取美好的未來結果，就必須從思想觀念以及行為選擇上真正做到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必須合理利用自然給人類活動指引的發展規律及其騰挪空間大小，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樣才有可能構建相愛相通、并力同心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將人類引導到發展的最佳狀態。

當然，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景，要將這一願景變為現實還面臨著諸多問題與矛盾，而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和矛盾產生的內在原因，方才有可能對症下藥，人與自然以及人類社會的和諧共處才會成為現實。

一

阻礙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

主要表現形式及其制約原因分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乃道教最為核心的思想，其既強調萬物自「道」而生，「道」乃萬物之源和生存發展的內在依據；而所謂萬物生而有「道」，便是要充分認識和尊重自然客觀規律，也就是天、地、人必須遵循「道」，才是其可正常發展壯大的根本法則。

莊子繼承並發展了老子的這一思想，進一步指出「夫至樂者，先應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於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其實質仍然是強調人要順應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的原則。葛洪在《抱朴子內篇》也明確指出「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疏，無彼無此也。」這種「道法自然」順應天地自然的思想，說明道教的生態倫理思想中蘊含著一種重要的理念，即人類不能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主人而採取違背自然規律的、所謂人定勝天的種種措施和辦法，對自然妄加作為。而這種作為模式在我們現實社會、經濟生產生活之中早已是見多不怪，甚至可以說已經泛濫成災而在一些地區、行業成為了一種時尚，博得了較為廣泛的效仿而成為一時之盛。

自然資源的破壞（資料圖）

比較典型的現象便是一些地區、行業與個人為了人類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對各種類型的自然資源，諸如眾多的礦產、水、森林等的瘋狂採挖，甚至完全不考慮環境的承受能力，基本上只考慮滿足眼前的需要而根本不顧及長遠和其他事物的生存發展；更有一些地區甚至完全不顧自然發展規律而不加節制地排放污染，完全不經處理就肆意排放的廢氣、廢水、廢渣，早已充斥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國不少地區霧霾問題日益嚴重、河流高污染、山巒千瘡百孔便是其最直接的體現，這嚴重惡化著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甚至直接危及其生命安全，一些地區因嚴重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便是其惡果。

2013年5月9日，環境保護部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開展華北平原排污企業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的情況，有55家企業存在利用滲井、滲坑或無防滲漏措施的溝渠、坑塘排放、輸送或者存貯污水的違法問題，其中天津5家、河北6家、山西1家、山東14家、河南29家。而現實是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污染嚴重，44%受污染，可直接飲用的淺層地下水僅佔22.2%。

「初步調查表明，華北平原局部地區地下水存在重金屬超標現象，主要污染指標為汞、鉻、鎘、鉛等，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河北省石家莊、唐山以及山東省德州等城市周邊及工礦企業周圍；局部地區地下水有機物污染嚴重，主要污染指標為苯、四氯化碳、三氯乙烯等，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南部郊區，河北省石家莊、邢台、邯鄲城市周邊，山東省濟南地區——德州東部，河南省豫北平原等地區。」

嚴峻的污染現實說明嚴重違背自然規律的現象大量存在，這也是也與道教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邏輯相悖的。

只要不從根本上轉變一些地區既有的發展指導思想與發展方式，人類將會遭遇更多的懲罰。且這種懲罰已經在現實中的全國不少地方發生。

據2010 年環境保護部組織開展的全國石油加工與煉焦業、化學原料與化學製品製造業、醫藥製造業等三大重點行業環境風險及化學品檢查工作結果顯示，下游5 公里範圍內（含5 公里）分布有水環境保護目標的企業占調查企業數量的23%，對基本農田、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自來水廠取水口等環境敏感點構成威脅；周邊1 公里範圍內分布有大氣環境保護目標的企業佔51.7%，1.5 萬家企業周邊分布有居民點，對人體健康和安全構成危險。

經初步評估，重大環境風險企業數量占調查企業數量的18.3%，較大環境風險企業佔22%，環境風險隱患突出。且這種環境風險隱患已經開始對環境及其居民產生重大現實危害：近年來，我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局部地區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內分泌干擾物質濃度高於國際水平，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症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同時，近年來，由危險化學品生產事故、交通運輸事故以及非法排污引起的突發環境事件頻發。僅2008-2011 年，環境保護部共接報突發環境事件568 起，其中涉及危險化學品287 起，占突發環境事件的51%，每年與化學品相關的突發環境事件比例分別為57%、58%、47%、46%。

如此嚴峻的污染問題之所以在全國蔓延，既有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問題，即重化工業作為我國主導產業存在產生大量污染的技術風險，也有分灶吃飯體制的諸侯經濟發展刺激及其行政區域之間經濟、政治競賽所引發的不顧環境的畸形發展問題。

1、重化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容易引發大量污染而難以自凈

按照道教的基本邏輯，人與自然應該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在這個相互作用、彼此依賴的有機整體之中，一方面人類為了自身的發展及其多樣化需求的更好滿足，必然要向自然索取，開發與利用自然，此舉不可避免地會對自然造成多重影響，甚至是破壞。另一方面則是自然界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和再生能力，在人類合理開發的範圍之內，能夠及時有效地消化並轉換人類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但人與自然的互動以及自然消化人類活動之不利影響是有條件和臨界值限制的。若超出了這一臨界值，人類就必然會遭遇自然的懲罰，且其懲罰力度會隨著超出這一臨界值的程度和規模加大而呈現幾何級數提升。

這要求我們必須從思想與政策規範方面引起足夠的重視，但現實問題是13億人口的吃飯難題迫使各級政府、社會各階層和居民個人採取多種方式解決千百年來始終沒有解決的溫飽難題，經過40多年的快速發展確實解決了這一難題，且目前還正進一步快速向小康乃至富裕社會邁進，這是中國創造的人間奇蹟，沒有人能夠否認。但這種快速地發展經濟的模式又帶來了一個新的矛盾和問題，即環境的自我凈化能力和承載容量是有限的，超過了這一限度就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諸如環境破壞與危及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而現實情況則是人類為了追求更多的財富和滿足難以遏制的慾望，更有巨大的內在動力去採取一切手段和措施去獲取不斷增加的財富。但這種對財富肆無忌憚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利用，甚至會快速超過自然環境所能容納的承載量而引發各種各樣的污染。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及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遠遠超出了自然的自我調節能力和再生能力，在許多方面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甚至導致生態失衡，爆發生態危機直至嚴重危及人們的生產生活，乃至生命財產安全。

其內在原因在於現行的污染排放模式存在某種形式的公共牧場悲劇問題：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塊公共草場放牧。一個牧民想多養一隻羊增加個人收益，雖然他明知草場上羊的數量已經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數目，將使草場的質量下降。牧民將如何取捨？

公地悲劇會在這裡上演嗎？（資料圖）

如果每人都從自己私利出發，肯定會選擇多養羊獲取收益，因為草場退化的代價由大家負擔。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時，「公地悲劇」就上演了－－草場持續退化，直至無法養羊，最終導致所有牧民破產。相反，如果牧場是我的，我會精確算出，或者通過試錯方式找到放多少羊進去吃草才能使得產量——羊肉——最大化，從而獲取最大的租值。而如今的污染排放模式類似於公共牧場悲劇，即如今企業、機構或個人製造的污染在不少地方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甚至排污費都只是象徵性徵收，這在很大程度就相當於無主的牧場，大家爭相大肆排放污染，最終會快速超過環境的承載能力，從而使得環境租值快速耗散為零，租值消散的原因是牧場沒有主人（沒有強制性要求污染製造者完全凈化污染，甚至可完全不加處理地自由排放）。

這就意味著只要牧場有主人，放多少羊或者讓多少人進來放羊，是會朝著租值消散最小的方向去安排的，主人不會讓「太多的羊以至於草都被踩死」的糟糕現象出現。同樣的道理，若污染能夠被製造者與社會有效凈化，那麼，自然與人類的和諧便會成為現實，這也是道教倡導天人合一的內在邏輯。

2、現行的分灶吃飯體制容易誘發部分職能部門降低環境保護的監管力度，甚至對污染的肆意排放進行默許或縱容

按照經濟學的邏輯，任何個人或機構的行為選擇主要是對其所受到約束的成本與收益對比關係的直接反應，而不是直接依據社會公眾持有的價值觀行事，其甚至有可能與社會公眾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對此，我們就有必要探究現行的環境監督機構究竟受到了何種形式的約束或激勵，這些激勵又以何種方式與途徑影響環境監督質量與有關環境保護正式契約的實施。

大氣污染（資料圖）

如今頻繁出現的環境污染事件大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只有區域性或河流全流域性大污染才會受到大小不同的處罰，且即使實施了處罰，基本上也都沒有對污染者及其責任人進行傷筋動骨式處罰，這很難起到應有警示作用，而肆意排污者的收益依然可觀便會引發更多的效仿。

類似問題長期無法消除便在很大程度上預示著現行的契約第三方實施方式趨於失敗。導致第三方難以正常發揮監督作用的根源在於現行管理體制的核心依然是以生產者的利益與需要為中心，政府的目標是追求GDP最大化。因為分灶吃飯體制將一個地區（部門）創造GDP的多少同其可支配的財政收入直接掛鉤，導致一切不能增加GDP的措施、政策，甚至法律都難以得到全面而不打折扣地執行。這種利益追求方式使得在短時間內只增加成本而難以提高GDP的措施，諸如監督企業全面履行環境保護正式契約所規定的義務等就無法得到全面貫徹。

也就是說，各項政策、法律與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標仍然會以促進經濟增長為中心，企業或個人的污染排放形式只是服從與服務於GDP增長的一種方式與手段。在此前提之下，本地區或部門企業的污染排放問題才會得到必要的關注；而超出這一前提的更高標準與要求則很難在大多數時間得到滿足，這也使得在日常的經濟活動之中，政府監管機構基本上都是執行的內外有別的政策：例如，對外地企業、個人污染排放行為，地方政府有關執法部門會採取一切措施加以打擊；相反，若是本地企業存在違法、違規的肆意排污行為則會進行偏袒。事實上就是有選擇性地推行契約第三方實施。這種有選擇性的監管方式導致企業和監管機構契約履行具有高度的彈性，一切以本地區或部門的利益最大化為選擇判斷依據，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與潛規則。

而這種有選擇性的第三方實施方式導致在我們的法律思想與條文之中，更多的是規定如何更好地促進生產發展與擴大經營規模，政府有關部門如何更好地服務企業，而不是將一家對本地區貢獻大，但存在污染肆意排放的企業繩之以法。因為這樣做，極有可能導致這一利稅大戶破產，從而必然會影響到政府追求GDP最大化的目標。也就是說，只有在不損害或影響生產的前提之下，監管機構才會考慮考慮整個社會對環境保護的基本偏好與利益需要。

而為了使GDP與財政收入能快速增長，對於地方官員來說，最為簡單與最快捷的辦法便是吸引更多的資本來本地區投資，尤其是在大城市土地價格越來越高，生產型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減少，為改變這種狀況，地方政府會採取措施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具體表現為降低對企業污染排放的質量監管執行標準便成為吸引企業的必要條件。在這種利益需求約束之下，監管機構職責的嚴格履行讓位於企業的污染肆意排放而更好地服務於政府的GDP最大化目標便成為一種理性選擇。而監管機構也有自己的小集體利益，主要是任何一家監督機構都有眾多的冗員，需要以罰款、收費等方式來籌措額外的資金解決單位的福利與改善辦公條件，甚至人員的工資、勞務費等。

監管機構與企業之間的這種關係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為一種交換關係，往往只要交納了罰款、收費，一些企業的違法、違規污染排放行為依然可以繼續進行，甚至不需要對發生大量污染排放的企業進行整改，基本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種利益結構就決定了一些專業監管與執法機構對本地企業的污染大肆排放行為難免會採取偏袒措施。

3、居民個體對自然缺乏敬畏與部分人不擇手段地過度追求物慾

現實生活之中天人難合一的問題極為嚴重，具體表現為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來的是人們追求物質富裕的慾望更加熾烈，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難以遏制的慾望便會不顧客觀現實之可能，希望能夠隨心所欲；不然，便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挫折感，這就是慾望的膨脹過度，而為了滿足這種無盡的慾望，便會不擇手段，哪怕給整個社會造成無盡的破壞，也會在所不惜。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希望無拘無束而自由自在，尤其是追求物質享受的奢華與豐足便成為許多人的最大嚮往。於是，不顧環境條件，一頭直接扎進物質世界，這樣的結果對於生產、生活以及自然環境必然會無益而有害，甚至會貽害無窮。

以此觀諸現實生活之中的男男女女，其幾乎一切行為與動機均指向票子房子車子，年輕人憧憬「好多好多愛」和「好多好多錢」，一旦自己的票子房子車子比周圍人的差，甚至是不及媒體上報道的張三、李四，就會因此產生焦慮，就會生出這樣的不安與那樣的不平，似乎自己若不能夠實現趕超，家人與子孫就難以獲得安寧，甚至會不久於人世，世界末日會因此而到來。正是這樣諸多人為製造的不安以及這樣或那樣或有或無的負面因素，誘發一些人完全不顧環境和條件的許可，採取一切手段去追求財富，隨之而來的便是嚴重的污染和人與自然和諧的嚴重破壞。

這種現象可以用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Easterlin）的「幸福-收入悖論」來解釋當下社會人們的焦慮與壓力、污染急劇增加的問題，伊斯特林認為短期內經濟增長有助於幸福感的提升，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幸福感可能出現停滯甚至下降的趨勢。這種現象甚至被稱為中國社會的「幸福停滯困局」，尤以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為甚，大城市可能成了「幸福感低谷」。心理學家、經濟學家以及眾多的宗教人士都嘗試用各自的方式與受破解中國式「幸福-收入悖論」。

霧霾（資料圖）

例如，武漢大學黃永明的研究發現，近年來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讓城市居民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每平方公里的地域內多排放一千克煙塵，居民的主觀幸福感下降0.012分；每多排放一千克二氧化硫，居民主觀幸福感下降0.002分。」依此邏輯，經濟快速發展、收入提高同居民的幸福感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內在關聯，更值得擔憂的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超高速度，諸如10%以上，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均無法持續，尤其是不顧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更是會帶來無窮後患，這在我國就表現為從持續在全國肆虐的大面積嚴重霧霾、地表水和地下水高污染、形形色色的垃圾山到各種各樣由污染引發的嚴重疾病，如今全國幾乎沒有一個地區能夠倖免。

而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已40多年，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極為罕見，發展成就更是舉世矚目，期盼其一直持續是不現實的，中速乃至低速增長將逐步成為一種新常態，需要創造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核心是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以及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環境質量。而如此願景全面實現的前提便是要各級政府、企業以及個人從指導思想、行為選擇及其價值判斷依據等諸多方面借鑒與遵守天人合一的價值理念，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選擇和決策。

要知道，「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甚愛比大費，多藏必厚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第四十四章）。也就是說禍患沒有比不知道滿足更大，罪惡沒有比貪得無厭更大。這是因為貪得無厭，過度追求某些東西與財富，必然會招致重大的花費與損耗，這必然導致其向社會與自然加倍索取而快速超過社會和自然可能的容納與承載能力，若讓這種慾望及其行為不加遏制，必然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環境、社會矛盾而更進一步危害整個社會的利益乃至人民的生命安全。

二

借鑒天人合一思想

指導經濟與社會各項事業發展

當代中國經濟超過40年的高速發展已經引發了較為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各級政府以及社會有識之士均開始從不同層面採取措施以圖緩解直至破解現實的環境難題，但效果至今仍然不太明顯。而要真正改變這種不利處境，需要整個社會，從各級政府到各個階層人民從思想觀念以及價值導向等各個層面進行深刻反思和觀念轉變，即不能夠一味追求經濟發展而不顧及環境與資源的承載能力，必須從內心深處認識和借鑒「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想，並將其科學地落實到我們的日常行為選擇與政府決策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中國經濟發展健康持續與和諧社會建設才有現實可能。

也就是說要追求真正的社會和諧與人們的生活幸福，我們就必須樹立起對自然的正確態度：只有確保天地自然的平安，人類才能獲得長久的平安和幸福；否則，一切已經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都將難以持續，甚至會將人類引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這就意味著人類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命運共同體，存在一損俱損與一榮共榮的內在依存關係，任何一方的過度發展都可能現實地危害另一方的健康，進而會反過來制約過度發展一方的進一步發展，乃至正常運行。因此，我們必須以構建和諧人與自然關係及其相應理念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1.科學探究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依存關係，並以此來教化與指導人們的行為選擇

道教之所以強調「天人同源、天人合一」這種人與自然的辯證關係，是因為人是自然發展的產物，人與天地萬物同根同源，也就是說「自然—人—社會」是一個辯證發展的整體，人不能獨立於自然而獲得持續健康地發展。自然為人類發展提供了棲身之所以及各種各樣的養料，即自然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基礎，離開了自然的保護與支撐，人類將難以生存。因此要把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升到道德的關係，為了人類自己必須無條件地保護自然、愛護自然。

人與自然（資料圖）

當然，保護與愛護自然，並不是不可以開發利用自然，而是要「道法自然」，也就是要自覺形成尊重自然規律的思想觀念和進行相應的決策、開發行為。這是因為自然萬物自「道」生，天地萬物都源自於「道」，「一切有形，皆含道性」，這就要求人類應該充分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辦事，尤其是不要作踐自然、毀壞自然，更不能以人為的強制方式去破壞自然過程。而應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其運動變化之「勢」，因勢利導而巧加利用，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境地以及人們相應的發展目標。

在現實生活之中，人們容易犯的錯誤是「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及其實際行動，諸如過分地膨脹慾望而無止境地追求物質財富，以致毀滅性地開發自然資源。要真正認識到天地萬物雖然形態各異，但它們在本源上是相同的，即自然與人類也是平等的關係，正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也就是說萬物平等，自然界和人具有同等的價值尊嚴，人類應該平等地尊重所有的生命和自然之物，維護自然萬物的生存權利。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按照自然物的本性對萬物加以合理有節制地適度利用，以維持人生存發展與健康的需求。

由是觀之，儘管道教的倫理思想不能從技術層面上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但其闡述的邏輯關係及其思想理念能引起人們對其在宇宙中位置的反思，並對今天如何處理自然界有限資源與人類無限追求的矛盾提供可資借鑒的思路與方向指導。我們應該報答和關愛大地母親，並對生育和哺養我們的大地母親始終持有感恩之心，回到大地母親的懷抱，真正與大地母親和諧相處。而只有以這樣理念和思想指導我們的日常行為與政策選擇，那麼，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才能夠與自然和諧，才能夠健康；否則，一切都將會是空中樓閣與水上浮萍。

2.轉變政府職能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品質化社會經濟發展

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一個由13多億人口組成的龐大社會自然需要有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以促進社會的和平與和諧，而人與自然的和諧則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但做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我們至少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即從專註於直接、間接地參與具體經濟活動轉向維護市場運行的公平、公正，並將對自然的保護與對人的保護提高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畢竟沒有自然環境的健康和諧，就不可能有人類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這就需要政府轉變工作方式和側重點，從制度建設的角度規劃好人與自然的真正和諧，這樣才能以法規約束促進更多的個人、企業乃至整個社會從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以及行為選擇上向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方向努力。

保持個人健康的生活方式（資料圖）

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社會組成一份子的個人必須要從思想觀念以及行為選擇標準判斷之上保持自己個人內心的和諧與安寧，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這是因為人是跨物質生活領域與精神生活領域的兩棲動物，其必須找到一個兼顧兩種生活的平衡點，以達到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而如果人們能認真汲取道教文化中「尊道貴德」的倫理思想，這種自我滿足化的生活平衡點就會引導人們信守道教文化所倡導的崇儉抑奢的精神和作風，調節心理以平衡心態。這樣就能夠在物質匱乏的環境條件下，仍然保持不怕艱苦、銳意進取的的意志，去戰勝一切困難，實現理想的目標；同樣，也能夠在物質豐富、條件優越的背景之下，仍然不沉醉於物質享受，而保持勤勞節儉，全力保持個人行為與自然規律的合拍。

無論是在個人生活之中，還是企業生產經營之中，人都積極主動地遵道，其中就包括減少乃至全面禁止對環境的破壞與對規律的違背；同時，對人類已經產生的各種污染進行全面凈化以保護環境，以此促進經濟發展和人類幸福的增進，從而創造更加美好和諧的生活。若這樣的思想觀念能夠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那麼，整個社會風氣也將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從而把人們從金錢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擺脫個人名利的精神枷鎖，更好地發展個人的聰明才智，體現人的真正價值，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可見，只有政府職能轉變與人類自己的思想觀念、行為選擇的方向一致性，才能引導更多的個人、機構、企業等真正遵循規律以約束自己的行為，尊道貴德，惟道足求，促進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保持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和諧；才能使生活既充實又平和，健全我們的心身，在心靈的深處樹立起和諧和平的信念，以自己的行為積極促進人類與自然的真正和諧。

當然，建設和諧社會，不僅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且不能夠過度強調哪一個方面；否則，會引發較為嚴峻的不和諧問題。這就需要從人們的內心深處真正理解道教「積功累德」、「濟世利人」的倫理思想，以此為基礎來促進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和諧。

相對應的，便是反對放縱自己，干各種不妥當的甚至缺德的事。因此，人應該處處警戒自己，避開壞事惡行，做好事、行善為。道教主張每個人都要有「濟世度人」的社會責任感，強調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應遵守社會的公共準則，要友善地對待他人，在人與人之間要實行互助互愛，要「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強調有財物的人應當「周窮救急」、「有財相通」；它還認為「天道助弱」，反對「智者」欺負「愚者」，「強者」欺負「弱者」，「少者」欺負「老者」，應當實行人人平等而又公正的原則。

和諧（資料圖）

以此觀諸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儘管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也產生了不少社會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不同階層、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日漸顯性化，這與和諧社會建設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貧富分化的擴大，不僅會危及到民眾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本信任，甚至可能威脅社會的穩定，最終將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而日益廣泛的慈善事業則是人際和諧的潤滑劑、社會穩定的平衡器，為了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大力發展慈善事業，要求更多的人投入到慈善事業之中去，而不是僅作為旁觀者。但遺憾的是，中國國內慈善事業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許多富人不願意為慈善事業出力，甚至還有不少人自己不從事慈善事業，反而卻對他人從事慈善活動說三道四。

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是由千千萬萬個有著慈悲心懷和善良品德的公民所組成，他們代表社會的道德和良知，這是社會進步發展走向真正文明的一個基本表現。而道教勸善行善的倫理思想有助於培養更多的熱心慈善事業的人，以樂善好施的自覺行為化解社會矛盾，更好地實現人與人之間、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和諧相處。

《道德經》說「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富有者應幫助貧窮者，而不是使貧窮者越來越貧窮；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之間，是沒有高下貴賤之分的，理當和睦相處、共存共榮，以相互幫助增進彼此間的交流，促進相互理解。認真汲取道教中的這些倫理思想，引導人們奉獻愛心，積極支持慈善公益事業，如賑災濟貧、資助希望工程、修橋鋪路與救孤幫老等等，真正把道教思想與造福社會的實踐結合起來，造福社區和周圍群眾，為構建和諧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與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每一個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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