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讀完漢傳佛教史！

兩漢之際，佛教從西域傳入中國，對此後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東漢三國時期，佛教主要依附於道教、方術，佛經傳譯側重於對基本教義與禪觀方法的介紹。到了魏晉時期，佛教擺脫了道教方術的色彩，轉而與當時流行的玄學思潮相融合，此時般若典籍與學說最受歡迎。南北朝時，新譯佛經大量湧現，漢地和西域，尤其是與印度之間交流也極為頻繁，對佛教教義的理解和認識得到了空前提高。到了隋唐，求法運動高漲，佛經翻譯迎來第二個高潮，寺院經濟實力雄厚，僧徒們開宗立派，建立各自的理論實踐體系。宋代的佛經雕刻對後世影響深遠，共出現了五種刻經。元明清數代，漢地佛教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禪宗與凈土宗上；由於統治者的喜好，此期的藏傳佛教更為興盛。

玄學：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玄」取自《老子》之意：「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以《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大體上可說是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學說：辯證「有無」的關係，解決名教和自然的衝突，提倡辨名析理、得意忘言，融合儒道兩家而立論。

兩漢三國，佛教初傳中國

佛陀生前主要在印度北部、中部的恆河流域一帶宣說佛法。到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尊奉佛教，並派遣使者到印度周圍的國家傳教。於是，佛教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向北傳入罽賓（今克什米爾）、大夏（今阿富汗一帶）、安息、康居等地，甚至越過蔥嶺傳入中國新疆地區。

中原漢地接觸到佛教，最初是通過大月氏的介紹。公元前2世紀中葉，大月氏為了躲避匈奴的鋒芒向西遷徙並征服大夏，而此時的大夏已經大體接受了佛教（可參見《那先比丘經》或《彌蘭陀王問經》）。大月氏的佛教正是從印度西北地區和大夏傳承下來，以說一切有部的學說最為流行。公元1世紀，貴霜王朝建立，佔領印度西北的廣大地區，於是佛教加速向大月氏傳播。

大月氏與中原的漢王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經常有使者往返其間，這一過程或許就伴隨著佛教向內地的傳播，因此產生了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經和漢明帝（57～75年在位）派人到大月氏抄寫《四十二章經》的傳說。這一時期，佛教主要依附於漢地原有的道教方術，作為祠祀求福的一種宗教形式而得到發展，最早的史料記載是漢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以齋戒祭祀來奉行佛教。此種做法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如桓帝（146～167年在位）同時祭祀黃老與浮屠，笮融建立浮圖祠。

（東漢陶質搖錢樹底座上的佛像 四川彭山縣116號崖墓出土）

東漢末年，桓帝、靈帝（168～189年在位）之際，由於中亞內亂，安息的安世高、月氏的支婁迦讖、康居的康孟詳等佛教僧徒紛紛來到洛陽，從事佛經翻譯工作。安世高所譯的佛經主要側重於禪觀方法與基本的教義概念，據說他譯經、講經時「俊乂雲集」，「明哲之士」都對佛法興趣盎然。支讖的譯經則加進了「般若」的內容，而康孟詳又譯出了《中本起經》等佛傳著作。

般若：梵語praj?ā的音譯，意譯為智慧。全稱為praj?āpāramitā，音譯為般若波羅密多，意譯為智度，一般指通向成佛之路的特殊認識。即認為世界由因緣和合而生，本性為空，故而又稱「空觀」。從支讖譯出《道行般若經》以後，佛教般若類經典源源不斷地流進中國。

支讖的再傳弟子支謙，博學多通、精於六國語言，當時有「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的稱譽。他於漢末避亂南下，譯出了相當數量的佛經。康僧會則除了譯經之外，還促成了東吳第一座寺廟建初寺（位於吳國首都建業，即今南京）的創建，對佛教在江南一帶普通民眾間的傳播做出了很大貢獻。

（初唐敦煌323窟康僧會建業傳法 圖中為祈請舍利）

兩晉南北朝，佛教在中國的全面開花

西晉最有名的譯經家要數竺法護。他本是月氏人，世居敦煌，慨嘆大乘典籍大部分尚未傳到漢地，於是跟隨其師遠遊西域，遍學各種方言，取得佛經源文本，終身從事翻譯事業，人稱「敦煌菩薩」。

東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與南方佛教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北方佛教與政權聯繫更為密切：在朝廷的資助下，翻譯佛經與造像建窟的規模都蔚為壯觀。其中，在石勒、石虎統治下的後趙，由於統治者文化程度不高，雖然未曾開展譯經事業，但西域僧人佛圖澄運用神通取得二石的信任，在後趙大力推行教化、建立佛寺，整個北方廣大地區的華夷人眾開始大量信仰佛教。

（初唐 敦煌323窟 佛圖澄神異故事 左上為幽州滅火）

將佛圖澄的傳教事業發揚光大的是其弟子道安，他在佛圖澄圓寂後繼續在北方弘法。在前秦統治者苻堅的支持下，道安與趙政等在長安組織了大規模的佛經翻譯，以翻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典籍為主——如阿含經、阿毗曇、毗婆沙等，兼及大乘經典。此外，道安還大量註解佛經，並編撰經錄，對佛教文獻的整理居功甚偉。前秦末年，戰亂頻仍、社會動蕩，道安避亂南下，在途中分派徒眾去各地傳法。繼續留在北方的僧徒成為後來鳩摩羅什譯場的生力軍，而南下的慧遠等人則為佛教在南方的進一步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後秦時，鳩摩羅什來到長安，他的翻譯標誌著佛教譯經從古譯時代向舊譯時代的轉變。跟從羅什受學的弟子有數千人，他們學成後分布於大江南北，對南北朝時中國佛教學派的形成起著直接作用。略晚於羅什的譯經家還有北涼的曇無讖，他所譯的《大般涅槃經》是南北朝時最重要的佛教典籍之一。之後的北魏，在翻譯佛經與建寺鑿窟的規模上也蔚為壯觀。

南方佛教的發展與士人階層密切相關，高僧往往兼具名士之風，名士也多與高僧交往。當時南朝最為流行的幾部佛經之一—《維摩詰經》，便是刻畫了這樣一位極具名士之風的佛教在家居士。較為重要的大部頭譯經還有佛陀跋陀羅的六十卷本《華嚴經》等。南朝君臣大多信仰佛教，興修廟宇、鑄造佛像，故而後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稱。此時的廣州也已成為僧侶與商旅結伴往來的國際口岸，並一度成為佛經傳譯的基地之一。真諦便是在此地譯出了瑜伽行派的一些主要經典——《攝大乘論》及各種注釋等。

（盛唐 敦煌103窟 維摩詰手持麈尾辯論講經）

佛教的主要思潮

「格義」與「六家七宗」

格義：以本土世俗典籍比附、解釋佛教義理的方法，即康法朗、竺法雅所提倡的「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例如：以老子的「無」解釋佛教的「空」，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解釋佛教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種方法在初期有利於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但到後來就成為了正確理解佛教義理的障礙。於是，在道安與羅什之後，此法逐漸衰亡。

魏晉時期，佛教的般若學說與當時流行的玄學思潮相融合，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般若學各流派。即以格義之法，借玄學闡發般若「空」觀，被稱為「六家七宗」，主要活躍於南方。根據任繼愈先生等編撰的《中國佛教史》等文獻，「六家七宗」包括：

一、「本無宗」，包括本無宗和本無異宗兩宗，以道安與竺法潛為代表。他們將般若學的本體確定為無，以此解釋般若性空的原理；本無宗強調以無為本，而本無異宗則認為無在有先、從無出有。這兩家不同的觀點實際上都是魏晉玄學貴無派觀點的迴響。

二、「心無宗」，以支愍度為代表，認為「心無色有」，即否定本體、而肯定現象界的存在。

三、「識含宗」，以於法開為代表，認為萬物是「心識」所「含」，否定物質現象而肯定精神現象。

四、「幻化宗」，以道壹為代表，認為是由心神幻化出萬物。

五、「緣會宗」，以於道邃為代表，認為因緣和合即有萬物，因緣離散則是無。

六、「即色宗」，以支道林為代表，提倡色即是空，但必須通過色（現象）去認識空（本體）。

而在關中地區（即今陝西西安一帶），流行的則是以羅什及其弟子為代表的中觀學派。羅什的高足僧肇，以師傳的中觀學說為依據，對南方流行的「心無」、「即色」、「本無」三家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批評南方的六家學說都只側重於某一方面：本無、本無異、識含、幻化、緣會各宗都強調否定物質現象、強調精神現象，而心無宗則否定精神現象、強調物質現象；即色宗雖然提出了「色即為空」，但又補充「色復異空」，還是沒有達到僧肇的中觀境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不真空論》中所講的「不真而空」。

「佛性論」與各家「師說」

南北朝時期，湧現出了以講授、傳播一部或幾部佛經為中心內容的佛教學派，先後出現了許多「師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幾家。

一、「佛性論」與「涅槃師」。隨著《大般涅槃經》的譯出與流行，「佛性論」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成為當時的熱門話題。《涅槃經》承認「佛性」的存在，脫離了般若學的「空」觀與懷疑論。在此背景下，竺道生將般若實相與涅槃佛性兩種學說相結合，又吸收玄學的思辨方法，提出了佛性頓悟說——人人均有佛性是心性依據，頓悟則是達到解脫的方式，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此後還出現了南北各家涅槃師說。

二、「成實師」與「毗曇師」。成實師主要研究《成實論》，「毗曇師」則主要講授「毗曇學」（即對法）。二者都注重系統介紹佛教哲學的基本概念、範疇，引導初學者學習佛教的基本名相。不過，從事《成實論》或毗曇研究的學者一般都同時兼通其他經論。

三、「地論師」。菩提流支譯出《十地經論》，該論上承般若學、下啟瑜伽行派，提出「三界唯心」與「阿賴耶識」的概念，吸引了佛教學者競相傳習，逐漸形成一類師說，即所謂「地論師」。

四、「楞伽師」。從羅什、佛陀跋陀羅來到漢地傳授大乘禪法之後，南北各地的學禪之風重又興盛起來。四卷本《楞伽經》也被譯出，提倡「專唯念慧，不在話言」。傳授這部經典的僧徒著重口說而不重文記，獨成一派，被稱為「楞伽師」。這一師說與後世的禪宗有著密切的關係。

五、「攝論師」。蕭梁時真諦在廣州譯出《攝大乘論》，由於該論集中反映了瑜伽系大乘與其他系、小乘學說的不同觀點，屬於瑜伽行派的基本典籍，故而真諦對其尤所用心。在他圓寂之後，門人都能繼承遺志傳播《攝論》，形成了「攝論師」一派。

佛教撰述

經過數百年對印度佛教的譯介，此期的佛教徒們不僅開始對佛典進行整理，編撰經錄，而且將學習的心得見解付諸筆墨，包括註疏、論文、史地著作、以及疑偽經等。

在對翻譯經典進行學習傳播的過程中，註疏的輔助作用極為重要。道安首先系統地分析佛經的結構，闡釋其義理。羅什門下的弟子更是將註疏一途發揚光大。之後，南北朝各家師說都利用註疏的形式闡發觀點、弘揚教義。由於註疏僅限於解釋原經，故而要想充分發揮個人的觀點思想，更理想的方法是撰寫論著，其形式有經序、通論或專論（如僧肇諸論）、義章（選擇諸經名相義旨，分門別釋）、爭論（教內之爭或駁外人之作，如《弘明集》中的相關文章）等。而隨著譯經與著述的數量日漸增多，翻閱起來極為繁難，故而經常有纂集之舉，如單經略鈔本、群經合鈔本、彙編法集等。

此外，這一時期佛教史學極為發達，出現了釋迦傳記、印度聖賢傳記、中國僧傳（如《高僧傳》）、佛教感應傳、甚至佛教通史類著作，以及名山寺塔記（如《洛陽伽藍記》）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如法顯、惠生等人，也往往將遊歷過程記錄下來，撰成《佛國記》、《使西域記》，對後人了解當時西域、中亞、印度、南亞的史地情況及佛教發展有重要參考意義。

（法顯西行線路圖：從長安出發，由牢山登陸返國）

由於傳譯、著述事業的蓬勃發展，目錄學也隨之興盛起來。當時有二十八部經錄，但現今所存唯有僧祐《出三藏記集》一部。在佛教經錄中，譯自胡語或梵語的佛經被稱為真經，而缺少源文本與翻譯記錄的經書則列入疑偽經之列。六朝時期，中土人士假託佛經之名的撰述不少，反映了特定地區的時代思潮與意識形態。不僅如此，大體而言，此期佛教撰述的影響所及，還促進了儒家及道教類似著作的出現。

佛教與政權的衝突：兩次滅佛

由於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與士人階層對佛教義理、實踐的濃厚興趣，佛教的勢力迅速發展壯大。僧尼、寺院的數量激增，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僧官制度和以經營土地為主的寺院經濟。但與此同時，僧尼品行越來越良莠不齊，寺院經濟也極大地損害了朝廷的稅收利益。隨著佛教勢力的發展壯大，佛教與道教、儒家學說之間的矛盾更是越來越尖銳化。在這種背景下，南方出現了以慧遠等為代表的、將佛教的出世觀念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起來的高僧名士，試圖調和三教；故而雖有數次關於沙汰僧尼、限制建寺造像、令沙門致敬王者的提議，但並未對佛教形成大的衝擊。而在北方，這種衝突則直接導致了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的滅佛行為。不過，此期佛教的發展才是時代的主流，兩次滅佛後不久都迎來了佛教發展的另一高潮。

佛教藝術

隨著佛教的蓬勃發展，佛教藝術也蔚為大觀。北方選擇遠離城市的山水幽靜之處開鑿石窟、鑄造佛像。根據石窟藝術的傳播路線，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地區、四個階段：以龜茲石窟為代表的西域佛教藝術，以河西早期石窟為代表的涼州佛教藝術，以雲岡石窟為代表的平城佛教藝術，以龍門石窟為代表的中原佛教藝術。北方石窟的形制多為草廬式的馬蹄形窟、中心塔柱窟、僧房窟和禪窟，流行的造像題材有三世佛、彌勒、釋迦多寶佛、千佛、七佛與佛傳、本生故事。這種窟形和題材，更符合禪觀的特殊要求。南方地區開鑿石窟很少，多摩崖龕像，如南京棲霞山千佛岩造像與新昌剡溪大佛。其題材除了釋迦佛之外，多無量壽（阿彌陀）佛與彌勒佛坐像，以及釋迦多寶佛。

（石窟傳播線路略圖）

（克孜爾石窟）

（麥積山石窟）

（雲岡石窟）

（龍門石窟）

隋唐時期，佛教的中國化

經過數百年的積累，隋唐佛教已能融會印度學說，自立門戶、開宗立派。一般認為主要的宗派有：三論宗、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漢地繼西域之後，成為弘揚佛法的中心，新羅（今朝鮮半島）、日本的佛教徒也前來漢地求法。然而，唐武宗會昌滅佛後，各宗典籍散失，義學發展停滯不前。

宗派主要有三個特點：一、獨特的教理與教規；二、強烈的門戶之見；三、判教（判定各類佛經的意義與地位）與道統體系的建立。

三論宗

「三論」是《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的簡稱，屬中觀學的基本著作。三論宗主要講「緣起性空」，以「二諦」（俗諦：有因果、父子、君臣、忠義之道；真諦：一切法畢竟空寂）、「八不」（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中道」（遠離「有」、「空」兩種極端、不著二邊）為教門。

僧肇所作的「肇論」被奉為三論宗的第一部中國論著。為了與各家異說論辯，法朗將二諦說發展成三重次第：針對毗曇師的說一切有，強調俗諦是有、真諦是無；針對成實師的一切法空，指出有無都是俗諦、非有非無才是真諦；針對大乘師的有所得，表示要超越「有無」與「非有無」的二分、以「無所得」為究竟。法朗的弟子吉藏是三論宗的實際創始人，在三重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四重說，即「言忘慮絕為真」。他將佛說分為兩類（小乘與大乘），將大乘分為三個層次（《般若》、《法華》與《涅槃》）。貞觀之後，三論宗在中國逐漸衰落。

吉藏弟子高麗僧慧灌將三論宗傳至日本。

天台宗

以中觀學說為心要，以《法華經》為基本經典，提倡禪定與智慧雙修，其目標是大乘的圓頓境界，即三諦（空、假、中）圓融、一念三千。因創始人智顗在天台山弘教而得名，又因奉《法華經》也稱法華宗。

（天台宗祖庭國清寺）

北齊禪師慧文創立一心三觀（空、假、中）之說，天台宗由此萌芽。其弟子慧思取佛經中定（禪定）慧（義學）等法創立學說，尤其以《法華經》為主要經典，提倡定慧雙修。慧思門下智顗提出了五時八教的判教學說：「五時」是將佛祖說法的五十年分為五個時期，「八教」是化儀（說法儀式）四教與化法（教法淺深）四教的總稱。智顗之後，灌頂撰寫慧思、智顗傳記，逐漸產生了法統思想。經曆數代後，湛然復興天台宗，被尊為九祖。經歷了安史之亂與會昌滅佛，天台宗逐漸衰微。

貞元年間，日僧最澄與義真來天台山求法。次年回國成立日本天台宗。

法相宗

闡明「萬法唯識」，亦名唯識宗。因兩代宗主玄奘、窺基均住慈恩寺，故又稱慈恩宗。其學說繼承印度瑜伽行派，以三性解釋諸法，即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分別是妄想臆構、真實機制與真實性，最終目標是轉識成智。此外，法相宗還著重引入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因明。

因明：梵語為hetuvidyā，因即推理的依據，明即知識之意。因明是古印度的邏輯學，主要以宗、因、喻三支作為推理之法。例如：聲無常（宗），為所作性故（因），如瓶等（喻）。三支中以因支最重要，故云因明。

玄奘門下窺基提出「三時判教」之說：有教、空教與中道教。新羅僧圓測曾指導新羅入唐求法僧人，弟子回國後大力弘揚唯識學，開新羅唯識宗之先河。窺基傳慧沼，但慧沼弟子智周僅能守成，此後該宗勢力衰微。不過，法相宗的學說已經成為漢地佛學的方法基礎，凡解釋名相、分析事理，都不能不取材於法相宗之理。

（興教寺玄奘、窺基、圓測舍利塔）

此外，玄奘所譯《俱舍論》也盛行一時，同之前真諦傳來的俱舍師說相結合，形成專門的「俱舍學」。玄奘門下有日僧將法相宗傳至日本，俱舍學也同時傳入，講法相者往往連帶講《俱舍論》。至今仍有傳承。

華嚴宗

奉《華嚴經》為主要經典，故而得名。因實際創始人法藏別名賢首，又稱賢首宗。其主要教理為法界緣起說，又名法界宗。《華嚴經》用「海印三昧」來描繪佛境，形容世界上森羅萬象的事物像海水一樣被顯現出來，一滴海水具有百川之味，萬物就其關係來說都是「無盡圓融」，形成一種範圍無限廣大而又互相包容貫通的大法界。

（敦煌絹畫《華嚴經》七處九會變相圖）

初唐杜順依《華嚴經》修普賢行，並重禪觀，被奉為初祖。其弟子智儼提出「別教一乘」與「無盡緣起」：《華嚴》「一乘」獨立於三乘之外，標明自宗高於天台宗；「無盡緣起」又名法界緣起，指宇宙萬物互為緣起，重重無盡。智儼被奉為二祖。其弟子法藏，試圖融合當時所有新興宗派的說法，提出「五教十宗」的判教說，並發展出「六相」、「十玄」來解釋無盡緣起。

（現代藝術家重構法藏的華嚴鏡像）

之後有澄觀奉敕為《華嚴》作注，被尊為四祖。澄觀所學與禪宗已非常接近，其弟子宗密以心學統一當時所有的禪教之說，被奉為五祖。會昌法難後傳承中斷。

智儼有弟子新羅僧義湘，歸國後創建了海印寺等華嚴十剎，被奉為朝鮮華嚴宗的初祖。法藏的弟子新羅僧審詳，又將華嚴宗傳入日本，成為日本華嚴宗初祖。

律宗

著重研習與受持佛教戒律，故得名律宗。律宗的經典依據是四律五論。隋唐時《四分律》最為流行，基於對其不同的理解，律宗一分為三：南山宗、相部宗與東塔宗，以南山宗勢力最大。

南北朝時，《十誦律》盛行於江南，《僧祇律》流行於北方，而《四分律》則要到北魏法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開講時才逐漸受到重視。慧光撰《四分律疏》等，奠定了南山宗的基礎。慧光傳道雲，再傳而為智首，慨嘆當時不同律典互相混雜，即考定古今學說，影響很大。智首門下道宣，對《四分律》頗有研究，並在關中立戒壇，開創南山宗。道宣的再傳弟子道岸奏請唐中宗下敕在江南一帶施行南山宗戒律，從此《四分律》獨大。

道雲另有弟子洪遵，再傳而為法礪，其學主要盛行於相州（今河南安陽）一帶，故稱相部宗。法礪有弟子滿意，居長安崇福寺，後世號為西塔律師，故相部宗亦稱西塔宗。另有懷素也曾跟隨法礪學習，但因見解不同而另立宗派，號東塔宗。相部、東塔至唐末逐漸衰落，而南山蔚為大宗。

揚州有鑒真和尚，本南山宗人，兼習相部、東塔兩宗，赴日本講《四分律》並註疏，日本律宗由此發展起來。

（鑒真和尚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藏）

禪宗

「禪」是梵語dhyāna的音譯，是佛教修習方法的一種。因主張修習禪定而得名，又因強調徹見心性，亦稱佛心宗。漢末所譯多為小乘禪法，到東晉時大乘禪法才開始流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念佛法門，從觀念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到觀念諸法實相。劉宋時所譯《楞伽經》是後世漢地禪宗的思想來源。

禪宗自謂教外別傳，稱迦葉為印度禪宗初祖。此後秘密相傳至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時來漢地，成為中國禪宗初祖。達摩的禪法分「理」、「行」二途。理入的要點在於「含生同一真性」，重在「安心」、「壁觀」（如壁堅定不移）。從理入導出四種踐行（報冤、隨緣、無所求、稱法）。相傳達摩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

（明憲宗達摩畫像）

道信在黃梅帶領徒眾自耕自足，將教義簡單化，提倡念心即念佛。他在著作中多次引用《金剛經》，其禪法逐漸由《楞伽經》轉向《金剛經》。其弟子弘忍創開東山法門，以一行三昧為中心，以守自心為方法。弘忍門下神秀頗受武則天推崇，是為北宗。慧能則在嶺南宣傳簡易法門，是為南宗。北宗強調種種方便法門，而南宗則標榜頓悟。

相傳慧能還有弟子懷讓與行思。懷讓弟子道一開洪州宗（亦稱江西宗），其門下又創臨濟、溈仰二宗。行思門下則開曹洞、雲門、法眼三宗。此外有牛頭宗法融，也將傳法體系上溯至道信一脈。

新羅僧法朗、神行將禪宗傳入朝鮮。此後又有道義弘揚南宗頓悟之說，成為朝鮮曹溪宗的創始人。之後，朝鮮禪宗日漸興盛，開禪門九山。

凈土宗

提倡修持念佛，借佛力而往生凈土。主要經典為「三經一論」，其特點是沒有繁瑣的哲學論證，描繪了一個與現世苦難社會對立的圓滿佛國凈土，簡化修行程序，強調願力與念佛。

彌陀凈土信仰在漢魏時傳入漢地，流行於兩晉。廬山慧遠曾邀高僧文士「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修習以觀想阿彌陀佛為內容的念佛三昧。但真正對社會有影響的是北魏曇鸞，他將佛教的修行分為難行道與易行道、自力與他力：依靠自力勤苦修習以證覺悟屬於難行道，而恭敬地念誦阿彌陀佛、依靠佛力往生凈土則為易行道。他還具體提出「十念」的方法：名字、相好、光明等，認為觀想佛時，心即是佛。之後道綽教四眾每日念誦佛名七萬遍，禪定念佛變成口稱念佛，被尊為二祖。善導在長安推廣凈土宗，被尊為三祖。法照往來於長安與五台山之間，提倡「五會念佛」，被尊為四祖。貞元年間高僧少康在浙江一帶行化，有人尊其為五祖。

（榆林第25窟，西方凈土變）

除彌陀凈土外，還有彌勒凈土。東晉道安曾誓願往生彌勒凈土，唐初玄奘也信仰彌勒凈土。中唐以後，彌勒凈土信仰漸衰，唯彌陀凈土信仰獨盛。

12世紀末，日本僧人源空以曇鸞的《往生論注》與道綽的《安樂集》為主要理論依據，創立日本凈土宗。其弟子親鸞創立凈土真宗。

密宗

聲稱顯教（大、小乘佛教）是應身佛釋迦對一般凡夫的說法，密教是法身佛大日如來（音譯毗盧遮那佛）對弟子所說的奧秘大法，故得名密宗，也稱真言宗。密宗重祈禱、咒語，小可治病安宅祈雨，大則究竟成佛，強調禮拜供養及相應的儀軌。

（敦煌絹畫 毗盧遮那佛 雙肩有日月，胸部是須彌山）

密宗的修行分為三密：身密，手結印契；語密，口誦咒語；意密，心觀本尊。由修行三密而得加持，佛力與修行者產生神秘的感應作用，可以即身成佛。密教的修行儀式有嚴格的規範，須經阿闍梨（傳法師）傳授。阿闍梨給受法人在曼荼羅（壇城）內舉行灌頂儀式，才算正式入教。

灌頂：以清水澆灌受法人頭頂，意指洗去無始以來附著於身心的無明煩惱垢穢，引出本來的自性清凈之心，然後再授以密宗的秘印（手勢）與秘明（咒語）。

咒語在佛經中較常見，而密宗則外重儀軌、內附觀法，自成獨立的系統宗派，在漢地的正式建立是在唐玄宗時，密宗高僧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並稱為「開元三大士」。密宗法門有金剛界、胎藏界兩部，即智差別、理平等二門。胎藏界的主要經典為《大日經》，由善無畏傳一行與新羅僧玄超，玄超傳惠果。金剛界的主要經典為《金剛頂經》，由金剛智傳不空，不空傳惠果等五位弟子。惠果一人兼傳胎藏、金剛兩部，形成「唐密」。門下弟子有日僧空海、新羅僧惠日等。空海回國後在東寺弘揚密宗，是為「東密」，以與最澄所傳天台宗之密教相區別，後者被稱為「台密」。

會昌滅佛之後，密宗在漢地逐漸式微，在日本反較為盛行。

宋元明清，佛教繼續發展

唐末、五代，佛教經歷了兩次法難與朝代更迭的戰亂，經典散失、寺院毀棄、僧徒還俗，逐漸走向衰退。到了兩宋，由於統治者的扶持，佛教才開始出現復甦的跡象。南宋時甚至有兩部佛教通史的問世，即《釋門正統》與《佛祖統紀》。不過，此期國運不昌，且有新興理學的反對，漢傳佛教雖綿延不絕，但已不如隋唐時的鼎盛氣象。之後的明清兩代，僅在守成的基礎上略有發展。

宋代佛教的主要特點是譯經與刻經的興盛，尤其是刻經對後世佛教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般的佛教徒則重視實踐，禪宗和凈土宗最為流行：出現了幾種大型的禪宗《燈錄》與各種《語錄》；凈土宗則幾乎發展為佛教各派的「共宗」，信徒大都歸心凈土，念佛結社之風盛行。此期的天台宗從朝鮮、日本尋回了一批文獻，重新引起了僧徒們的討論興趣；又因重視念佛、禮懺與律行，故在民間也比較普及。華嚴宗則由於高麗僧人義天將本國所存的法藏著作送回而迎來了一次中興，並進一步與禪宗合流。律宗是南山宗一系單傳。

元朝時，在統治者崇佛政策的影響下，漢傳佛教也有所受益，體現為僧尼人數的增加與寺院經濟的發展，寺院甚至大力經營工商業。教義方面，唯有禪宗的曹洞、臨濟兩家還能維持門庭。另有一些民間教派的興起，如白蓮教等。隨著元朝的滅亡，喇嘛教在內地也逐漸式微，禪宗與凈土宗取而代之。

明朝佛教繼續發展，刻經方面以方冊裝取代梵夾裝，便於佛經的攜帶與閱讀。清朝統治者也大都崇奉佛教，僧官制度沿襲明代舊制。嘉慶、道光以後，國本動搖，佛教也漸入頹相。明清兩代，文人學士中奉佛的居士逐漸增多，撰述頗豐，形成一股強勁的居士佛教的潮流。

（梵夾裝《思益梵天所問經》）

（方冊裝嘉興藏）

清末民初，隨著西方學術思想與近代科學精神的傳入，佛教更是屢遭攻訐。但與此同時，佛教在思想理論、組織結構、社會活動上也開始向現代宗教轉化。主要體現在：楊仁山、歐陽竟無、呂澂等對法相唯識宗的重新認識與研究，支那內學院的建立，以太虛等人為代表的佛教教育與革新運動，漢藏教理院的建立，一些全國性佛教團體的成立，《海潮音》等佛教雜誌的創辦等。直到今天，漢傳佛教仍在努力進行現代化的蛻變、探索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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