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前那些大國的主旋律

在巴巴拉·塔奇曼看來，一戰前的世界並非身處像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所哀悼的那個失落的「黃金時代」。相反，那是一個人們無法應對由自身的力量所引發的充滿技術進步、貧富分化和秩序坍塌的世界。

在其《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一書中，塔奇曼擷取了當時主導世界的各主要大國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切片，來彰顯那個紛紛擾擾充滿希冀又充滿恐懼的世界，是如何一路跌跌撞撞走向那場致命的大戰。

很久以來，人們想當然地認為美國是民主世界的拯救者。而在塔奇曼的筆下，至少一戰前的美國不是這副形象。相反，塔奇曼用「美夢終結」這種充滿失落情緒的字眼，來形容美國放棄建國時的建設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夢想，迫不及待加入帝國主義陣營的行列。

美國主流精英們自詡的「天命觀」使他們難以滿足一個區域大國的角色，因此借美西戰爭之機奪取菲律賓進而迎接太平洋時代的到來便成為舉國上下為之痴狂的主旋律。這反過來又令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成為必然。如果說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意味著大英帝國擴張的巔峰時刻，巴拿馬運河工程則僅僅意味著美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的序曲。

此外，頗為出乎人們意料的是，美國並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辜」的後來者。它雖然不是始作俑者，但至少是不折不扣的推波助瀾者。通過塔奇曼對「海權論」的鼓吹者美國海軍將領馬漢生涯的刻畫，人們不難發現馬漢的理論如何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那裡得到了強烈的共鳴，而德皇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實踐海權論的行為，又反過來逼迫英國人放下了他們光榮的孤立，一方面大力發展新一代大型艦隊，一方面被迫開始與宿怨頗深的法國和俄國結盟，從而令世界邁上了一條朝向戰爭的不歸路。

塔奇曼為一戰前的法國選擇的典型事件是德雷福斯案。這個案件凸顯了法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撕裂：共和vs帝制，世俗vs宗教，人權vs反猶主義，種種傷痕的根源可以直抵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對來自德國的滲透和顛覆的深深恐懼，對依靠強大軍隊發動對德復仇的強烈渴望，則令情形更加複雜莫測。

在塔奇曼看來，圍繞德雷福斯案所煽動起的深仇大恨以及高能量動員模式，預示了一個充滿暴力和激情的爆炸性新時代的到來。

比較讓人意外的是對德國的主旋律的選擇。塔奇曼沒有把德皇的軍國主義行徑作為主要的描摹對象，相反她選取了音樂天才施特勞斯及其充滿現代性狂野激情的作品，來向人們展現一個表面上為自己的物質進步志滿意得的民族，在其沾沾自喜的外表下有著一個怎樣惴惴不安的、病態的心靈。

這樣病態的不安顯然並不僅僅存在於德國人的心靈中，這從人們對施特勞斯的全球性痴迷中就能看得出來。機械的進步賦予了人們各方面的可能性，進步似乎沒有邊際，對未來的嚮往讓人們充滿激情，一如施特勞斯無止境的痴迷於探討音樂表現形式的各種可能性，但與此同時人們又對是否能夠把握自身所創造的巨大能量充滿疑懼，又一如施特勞斯音樂中怪誕任性不加節制的陰暗和頹廢元素那樣讓人渾身戰慄。

被視為一戰前國際秩序和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模式締造者的大英帝國，此時迎來了諸神的黃昏。塔奇曼「慷慨」地給予了兩章的篇幅，來描述英國社會的權貴們在面對國內外新潮流的挑戰時，如何從大局在握的洋洋自得，一步步滑落至力不從心的彷徨無助。

國際上來自美國和德國、尤其是德國的挑戰，國內來自工黨及其代表的底層和愛爾蘭分離勢力的挑戰，讓英國統治階層漸漸意識到，曾經以為天長地久的制度和道路自信，已經不足以應對時運的變遷。不過讓人或多或少感到欣慰的是，作為一個率先發展出代議民主制並締造國際自由貿易體制的老大帝國，英國始終守住了文明的底線而沒有走上專制軍國主義的道路，而身為其文化傳人的美國，也始終不乏對自身新角色的反思和警醒。

沒有賦予俄羅斯帝國一個鮮明的時代特色或主旋律，這或多或少讓人感到詫異，不過如今回頭看去，一戰前的俄國確實是一個外強中乾虛張聲勢的國度，它後來在一戰戰場上拙劣的表現和國家機器的迅速垮塌，充分證明其戰前歲月是一個讓人乏味的無主題變奏，間或為日俄戰爭和國內革命所打破。

除了這些大國各自的主旋律外，塔奇曼還抓住了它們面臨的共同困擾與挑戰，比如無政府主義，比如社會主義，比如雖然難成氣候但依然持久拷問人們良知的國際和平會議及其宣揚的雖遠非務實但充滿崇高精神的反戰倡議。

曾經一度因其在某些國家的階段性勝利而被後知後覺地賦予重要歷史地位的社會主義，在一戰前的歲月里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救世良方。人們糾結於是加入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從而從內部改造它，還是致力於徹底推翻資本家的國家這個終極目標這些分裂性議題。而一些工團主義領導則乾脆認為工人不應涉足政治，首要問題是組成工會並直接與資本家展開談判，為八小時工作制等切身利益抗爭。

當然，最終的事實表明此時的工人階級尚不足以成為改變世界大勢的力量。法國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饒勒斯的命運突出表現了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塔奇曼會專辟一章來描述「饒勒斯之死」。在他被一個狂熱的愛國分子刺殺的第二天，德國和法國發出了動員令。被饒勒斯和他的戰友們寄以厚望的各國工人們，沒能夠聯合起來挫敗資產階級的戰爭圖謀。他們沒有選擇自己的階級，相反，他們選擇了自己的國家。

要到一戰以後，或者因為資產階級的負疚感，比如在英國，或者因為資本家國家的垮塌，比如在俄國，工人階級才能更大程度和範圍凸顯自己歷史塑造者的作用，雖然所得總是未必如他們所願，甚至走向他們理想的反面。

在人們全球化的退潮和民粹及民族主義的勃興而熱衷於進行歷史比附的當下，重溫一戰前世界的風情畫，確實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