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輝縣：新中國考古從這裡邁出第一步

　　新中國考古從哪裡邁出第一步

　　當前，中國考古發掘工作可謂熱火朝天，可有誰會想到，新中國最初的考古工作是從何時、何地開始呢？日前，「新中國考古從這裡走出——紀念《輝縣發掘報告》出版60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京召開，與會專家回憶了那段波瀾壯闊且鮮為人知的歷史。

　　輝縣3次挖掘拉開新中國田野考古大幕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1950年10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輝縣開始了第一次考古發掘，從此，正式拉開了新中國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的大幕。」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說。

　　據介紹，開始於1950年的輝縣考古發掘共有3次。第一次發掘是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1月，發掘團團長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副團長郭寶鈞。發掘地點在琉璃閣和固圍村，其中琉璃閣發現商代灰坑，商代、戰國和漢代墓葬，另外在夏鼐團長的親自指揮下，戰國時期車馬坑中的19輛車痕得以保存，並且做到了「輪輻衡軛，輿箱篷欄，清晰可度」，這為了解戰國時期的車制提供了實物資料。在固圍村則發現3座大墓、2座小墓，雖然5座墓葬均被盜，但仍有漆棺、玉器、錯金銀器、鐵制工具等遺物出土。

　　1950年10月至12月，考古所工作人員郭寶鈞、馬得志、魏善臣和王振江4人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在琉璃閣地區共發掘了42座商代墓，另有8座戰國墓和2座東漢墓。後在百泉地區又發掘了一座東漢大墓，該墓雖被盜掘破壞，但仍保存下來較為清晰的墓葬結構，出土文物也極具特色。最後4人又在趙固地區工作了14天，發掘出一處石器時代遺址和7座戰國墓葬，其中一座墓出土了大批銅器，對於判斷和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了物證。

　　第三次為1952年在褚邱村的發掘，當時因為此地曾出土過青銅器，為了尋找西周時期遺址，考古所專門派了郭寶鈞、馬得志、白萬玉3人負責發掘，為期26天，但是未發現期待中的西周墓葬，只發現了石器時代灰坑、戰國墓葬15座、漢代墓葬8座。

　　發掘後續成果為考古研究立標杆

　　發掘工作結束後，在團長夏鼐的具體指導下，發掘者們很快就開始共同撰寫報告。報告正文分為5編，按照發掘區域分為第一編琉璃閣、第二編固圍村區、第三編趙固區、第四編褚邱區、第五編百泉區，再加上文前的「總說」和最後的「結束語」共7個部分，分別由參與發掘的夏鼐、郭寶鈞、蘇秉琦、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馬得志撰寫，並在相應位置署名。線圖繪製、器物修復和照相都由所里的技術人員完成。書稿全部完成後，夏鼐所長還進行了全書的審閱。

　　《輝縣發掘報告》（簡稱《報告》）於1956年3月正式出版，隨著它的出版，也贏得了諸多「殊榮」。

　　王巍說，如果說輝縣發掘啟動了新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報告》的出版則開創了新中國考古報告編寫、出版的先河。同時，發掘結束後就要立刻著手考古報告的整理、公布和出版，這成為其後中國田野考古中不斷被重申、強調的學術要求。

　　白髮蒼蒼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還記得，自己買的第一份考古文集就是《輝縣發掘報告》。由於年代久遠，這本書在圖書市場早已難覓蹤跡，為數不多的擁有者幾乎將其視為文物珍藏。

　　李伯謙說，《報告》所創立的「地點為經、年代為緯」的編寫模式，被廣泛應用在其後考古發掘資料的整理、編寫等工作中，已成為考古報告編寫的規範體例。

　　此外，《報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來發掘，採取地層關係分析、器物類型學分期斷代的方法，以及對所獲遺物進行描述介紹，特別是對戰國車馬坑的保護和提取等，都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要收穫。

　　出版方、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長閆向東介紹，原版《報告》為8開本，布面精裝、彩色插頁，是當時條件下的印刷精品，重印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版風貌。

　　「60年後，重印《報告》是為了尊重那段歷史、緬懷已故的考古前輩。」閆向東說，這不僅是要紀念新中國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更是要弘揚這部報告對於當下學術研究、出版的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