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天上人間

柏拉圖的天上人間

蕭敢

什麼是「相」？「相」是同類事物所共有的持久與本質之物。「相」從來居於「九天之上」，它們有自己的住所，靈魂在前世已經在那裡見過它們。一切學問和知識都在於靈魂看到和感覺事物時對「相」的回憶。

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出了「相」。他又是從哪裡知道的？因為他的靈魂在前世見過它們嗎？柏拉圖從來沒有明確告訴過我們，除了幾封書信外，他壓根就沒有親口向我們說過什麼。也許，他懷疑是否可能有真的哲學家？不管怎樣，我們只能從他那些真真假假的對話中去探究了。

柏拉圖總共寫了幾篇對話？沒人知道。柏拉圖的幽靈飄在天上，誰曉得他到底怎麼想的！

王太慶是陳康先生的高足，多年來卻只是教教書，做做翻譯，擺弄幾下笛卡爾和康德。他生前就從沒熱鬧過，即使編著了《西方哲學原著選讀》這樣的大書，也沒見什麼人把他捧為大師。晚年，他卻突然和汪子嵩挑起了「是」與「在」的爭論，把陳康幾十年前的觀點重新拉回當下語境。正當大家興緻勃勃，高談闊論的光景，他又悄悄地走了，只是留下一本未完的《柏拉圖對話集》。

柏拉圖不願意拋頭露面，一直拿蘇格拉底當槍使，借個木偶說出自己的想法。據說，這種對話體在當時十分流行，色諾芬的《家政學》也這麼玩。歷代注釋柏拉圖的大哲大抵也明白這一套，如法炮製地對付柏拉圖，典型者如施萊爾馬赫。太慶先生當然深知各個古典學流派的精微奧妙。就在這本說厚不厚（與王曉朝的煌煌四卷本比），說薄不薄（與陳康，嚴群，黃克劍，楊絳，劉小楓諸先生的單篇譯本比）的對話集里，太慶先生不光是譯者，還是作者呢。汪子嵩是王太慶多年的朋友，自然明白他的心意，編排的時候完全遵循太慶遺留下的本子，因為這本書里既有柏拉圖，還有王太慶；既有蘇格拉底與其他人的對話，也有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對話，而這背後，真正對話的主角卻是柏拉圖與王太慶。

歷代經學家各顯神通地猜解柏拉圖的微言大意。斯特勞斯是治柏拉圖的大家，陳康則是漢語界希臘哲學研究的開山祖師，兩人的古典學功力都深不可測。斯特勞斯為《政治哲學史》寫柏拉圖一節，只談《治國篇》，《政治家篇》和《法篇》。陳先生卻嚴肅地表示，柏拉圖的著作「幾乎每篇是一個謎…然而,《巴門尼德篇》乃是一切謎中最大的一個」，而且直接關係後來者辨別柏拉圖哲學中的精華與糟粕。雖然各派大家都認為柏拉圖哲學的精華就是一個「相」字，但哪裡的「相」才是真正的精華呢？

按照研讀柏拉圖的慣例，我們應該把太慶先生選的12篇對話以3篇為一組依次分成4組。毫無疑問，最後一組《治國篇》（舊譯《理想國》），《巴門尼德篇》和《智者篇》是整個對話集中最為重要的。《治國篇》在國內影響最大，但王太慶只翻譯了其中第1，2，3和10卷。他為什麼不全譯呢，大家都知道《治國篇》第2，3卷和結尾都只是討論「詩」，當中才是辯論（如著名的洞喻），真正地把天上的「相論」帶到了人間，難道太慶看不上那些辯論？難道太慶先生晚年倡導重回「相論」另有所指？《巴門尼德篇》本是陳康先生的代表作，太慶先生亦多年浸淫其中。在這個新版對話集中，太慶先生置無數重要對話於不顧，惟獨精心重譯《巴門尼德篇》。雖然他沒有給對話施加任何按語，但行為本身莫非是在暗示柏拉圖真正的「相論」在此而非彼？此中的一片苦心頗為耐人尋味。

王太慶先生暗示，這一切的答案已經在《巴門尼德篇》里了。柏拉圖的「相論」之所以迷惑了無數才俊無數年，關鍵在於沒有弄清「相」的「是」和「一」的兩方面的關係。無論我們是否認識，「相」始終是存在的，「相」就在那裡，「相論」的關鍵是「是的一」，是即一，一即是，「一是合一」是謂「相」也！陳康翻譯《巴門尼德篇》的時候，把這套「新相論」翻譯成「範疇論」。王太慶敢重譯《巴門尼德篇》，因為他找到了突破陳康的線索，那就是用「是論」取代「範疇論」，「是」才是真正的「相」，是「相」之「相」。用柏拉圖的話說，這就是辯證法。

陳康說，柏拉圖不可翻。可是太慶先生說，翻譯的關鍵一是邏輯，一是語言。原來這就是邏各斯，翻譯就是以邏各斯重構邏各斯。從閱讀的感覺來看，太慶先生的語言通俗流暢，畢竟他堅持古典學之翻譯必須遵循嚴群先生「達」的要求，即書是給人讀的，對話更是給讀者重新闡釋和理解的機會，不能與讀者為難。蘇格拉底本就是人人都能親近的。柏拉圖告訴我們「相」的存在，自然也希望我們認識「相」。柏拉圖創造對話體（也許並非首創），打破了傳統文本的框架，用意何在？柏拉圖說，知識需要一而再地被表達，從而經受不同環境的挑戰。所以，歷代讀者也必須不斷地質問這些對話，不斷喚起靈魂的回憶，從而獲得「新」的理解。

「相」的住所從來不在人間，柏拉圖和王太慶的靈魂也已回歸天國。「相」雖然來源於「看」，但已經不需要通過「看」來「看」了，「靈魂」早在俗世生活之前就已經認識了「相」，只是忘記了而已。所以，哲學就是回憶。也許我們能憑藉愛欲喚起沉睡已久的靈魂，忽然地，我們發覺「柏拉圖的相」，原來不在天上，但也不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