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一場乾隆主演的「捉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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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衙門審案的場景。1891年12月5日《插圖報》插畫。

文｜王月

坍塌的石橋引出「叫魂」恐慌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初，杭州府轄德清縣的東門城橋水門坍塌了。附近的海寧縣石匠以及仁和縣石匠都前來競標這個重建工程，最終知縣把工程交給了來自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

1月22日，吳東明就開始帶領他的施工隊在德清修水門。剛開始一切都很順利，到了3月，工程進入了打木樁入河的階段，為使橋基穩固，工人們需要把一根根木樁深深打入河底。當時水位很高，所以工作非常吃力，他們只能奮力趕工以期按時完成任務。

到了3月26日，吳東明發現工地上的米已經不夠吃了，他只好抽身出來，趕回30里外自己的家鄉——運河岸邊的商業重鎮塘棲買糧。當他回到家中時，鄉親們告訴他，有個名叫沈士良的人想找他幫忙。

沈士良是個農夫，時年43歲，跟兩個侄子住在一起。這兩個侄子心眼很壞，經常欺負沈士良，拐騙他的錢財，還毆打虐待他的母親。

沈士良是長輩，這種事不好公開說，他就在土地廟的供案前焚燒了一張黃紙，向土地爺告陰狀。但這似乎沒什麼用。直到2月間，有人告訴他德清在重修水門工程，那些石匠似乎「有辦法」。

據說，把寫有活人名字的紙片貼在木樁頂端，可以給打樁的鎚子注入更多「精神動力」，讓打樁更加有力。這就是傳說中的「叫魂」了。那些因此而被竊去「精氣」的人，非病即死。

沈士良有了新的希望，他就想用這法子報復兩個侄子。可他是文盲，不識字怎麼辦？他便去找來了侄兒們的漁業商行帳冊，把上面的名字用紙片上描下來。聽說吳東明回家，沈士良就登門求教。

吳東明根本不認識沈士良，當然也沒有這種特異功能。但他聽過「叫魂」的傳說，生怕牽涉其間，引火燒身，就找來當地保正（相當於現在的鄉長）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縣衙。知縣一通審問，下令將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後才許開釋。

然而更離奇的是，當時吳東明的副手郭廷秀，也在同樣的時間遭遇了類似的事件。3月25日，在吳石匠還未回家賣糧之時，一位35歲、名叫穆方周的採藥人找到了郭廷秀。這個採藥人顯然也是聽說了「叫魂」的傳說，他希望讓郭廷秀把一個紙包植入橋樁後打入河裡。

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卻是想陷害郭廷秀——一旦他這麼做，這個採藥人就能以此為證據把郭廷秀當作興風作浪的「妖人」送進官府，從而邀功請賞。

郭廷秀顯然也明白「叫魂」的嚴重性，他識破了對方的陰謀，揪住他，把他拖到了縣衙門。這個採藥人因為無事生非而受到重杖，並帶枷示眾。

「叫魂」和「剪髮辮」聯繫起來

但官府這樣的處理辦法，完全沒法遏制謠言的傳播。「叫魂」的妖風愈刮愈烈，各種小道消息四散傳播開，地區性的恐慌也就形成了。在周邊州縣的眼裡，德清人成為了邪惡的存在。

四月初，德清人計兆美幫人辦喪事多喝了幾杯酒，家人認為他在外面賭錢，打他，他便從家中出逃，走了60多里路到了杭州，打算在這裡靠乞討為生。

4月3日的三更時分，他來到離西湖不遠的靜慈寺前。路人對他的口音起了疑心，問他是不是德清來的。計兆美只好承認。這下就引發圍觀群眾的恐慌了。

眾人把他送到當地保正家中，恐嚇他，拷打他，讓他從實招來。計兆美已是傷痕纍纍，又被這一切嚇壞了，便胡謅出一個故事，說他確實是來叫魂的。

第二天，計兆美被送到錢塘縣衙門，繼續審問。計兆美想起他聽說過的有關德清縣東門城橋水門工程的種種謠傳，還有那個為首承辦的石匠是一個叫吳什麼的。

他便說自己是受這個吳石匠的指使。於是，石匠吳東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錢塘縣衙門。計兆美卻認不出吳東明，他胡亂編造的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民眾對於妖術的恐懼，卻沒那麼容易消散。4月8日傍晚，在與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蕭山縣，巨成和尚與凈心和尚結伴去化緣。兩個男孩在街上玩耍，其中一個看到巨成的化緣缽上刻著名字，便大聲讀了出來。

巨成很驚訝，便問孩子：「你叫什麼名字？等你當官以後，可不要忘了我。」巨成的本意是結個善緣，然而孩子的父母卻以為他這是在「叫魂」。一陣毆打後，兩個和尚被送到了蕭山縣衙門。

在這裡，另有兩個和尚也因為涉及叫魂案件被送了進來。他們是正一和尚與超凡和尚。他們倆是縣衙的蔡捕役外出巡邏時抓進來的——蔡捕役發現正一的行李箱內有可疑物件：三把剪刀、一根用來扎辮子的繩子。

於是，這四個和尚便被當成了剪人髮辮、竊人靈魂的犯罪同夥一起被押上了大堂。在當時的人看來這簡直理所當然——頭髮是人體精氣所在，自然也可以用來叫魂。就這樣，「叫魂」便同「剪髮辮」這項被視作反清的政治罪聯繫起來。

清朝梳辮的男人。清朝一改漢人束髮為髻之習，男子頭髮前部剃去，後部垂辮。

在大堂上，正一辯稱並沒有剪人髮辮，然而知縣卻出示了蔡捕役帶來的證據：四把剪刀、一根扎辮子的繩子、兩小段辮子。這其中多出來的幾樣證據，就是蔡捕役假造的。

蔡捕役抓到了正一，本想敲詐些錢財，但正一卻堅持不給。蔡捕役便去找了一撮舊頭髮編成辮子，連同自己的一把剪刀，放進正一的行李箱。

他卻沒想到，到了大堂正一依舊不認賬，還揭發了他的把戲。蔡捕役只好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此案也不了了之。但叫魂的謠言還是沿京杭大運河北上，傳到江蘇、山東。

6月16日，山東泰安，一個落魄的讀書人韓沛顯將一個孩童的髮辮剪了，在被抓住審問時供出，這是次有組織的叫魂事件，其中江蘇海州的明遠和尚是主犯。

6月末，山東濟南，官府抓到了蔡氏和靳氏兩個乞丐，他們剪人髮辮，被懷疑是在叫魂。蔡氏供出的主犯是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的主犯是算命先生張四儒和僧人玉石。

乾隆親自指揮了這場清剿行動

在江浙一帶的督撫們看來，這幾起叫魂案件荒誕不經，完全是無知民眾的庸人自擾，再過上一段時間謠言就自己消散了，不需要怎麼重視，自然也不需要通過官方或私密途徑向乾隆皇帝報告。但乾隆這個當皇帝的，卻並不這麼看。

儘管官員們沒有告訴他，他還是從自己的秘密渠道獲知了此事。7月25日，乾隆發出上諭，下達給浙江、江蘇（包括總管江蘇、江西、安徽三省的兩江總督）及山東省的官員。

乾隆相信，雖然這些謠言「甚為荒誕」，但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惡意散布這些流言。所以，他要給各省督撫敲個警鐘。

反應最快的是山東巡撫富尼漢。事實上，在乾隆發出上諭之前，他就從他在宮中的眼線知道了乾隆已經開始關注此事。所以，他必須在乾隆有所行動前，搶先報告並採取行動，才能使他免於欺君罔上的罪名。

他很快投入了清剿行動，並於7月24日向乾隆上奏摺說，破獲了幾起大案，他還言之鑿鑿地說，這些人不是在散布「荒誕」流言，而是在嘗試真正的妖術。在他看來，妖黨的最終目的是謀反，就得先在公眾中製造混亂。

乾隆認為，在山東所發生的妖術案件對整個帝國構成了威脅。這份上諭宣布，山東逮捕了若干人犯，命令各省要對其背後的主犯予以追捕。對於那些督撫而言，這已經不是警鐘了，而是警告——你們必須馬上行動。

然而地方大吏處理叫魂事件與乾隆的態度並不一致。最積極的還是富尼漢，接下來他又報告了山東數起案件，而且其中多為大案。

直隸省也不錯，到8月就向乾隆報告了3個案子，到9月4日前，總計報告17起，抓住了三個嫌疑人。

而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地督撫，是叫魂案影響最大的地方，他們之前隱瞞了數起案件，乾隆早就對此極為不滿了。現在他們在乾隆的壓力之下，有的補充報告了之前發生的叫魂案，有的到10月報告了新發生的數起案件。

至於陝西、湖北、湖南等地督撫，他們在10月份也上報了一些不太嚴重的案件。有趣的是，督撫們的響應程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幅以北京為中心的圓，向外影響效果依次遞減，這正是「天高皇帝遠」的鮮明寫照。

事實上，這時的乾隆已經將叫魂與叛亂聯繫在一起。從8月到10月，根據《清實錄》的記載，他聽取叫魂事件彙報和作出決策的記載極為密集，這顯示他正親自指揮這場清剿行動。

乾隆不僅命令將直隸、浙江、江蘇、山東等主要叫魂案交由軍機大臣直接審理，涉案嫌犯、證人等解往北京、承德，而且仔細閱讀軍機處、地方官報上來的審理報告等，甚至對細節問題提出質疑和作出指示。

國家之大，事務繁多，乾隆日理萬機，卻在叫魂事件花費如此多的精力——這無疑暴露出他內心的深切焦慮。

雖然此時清朝建國已有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髮、易服等強制行為激起的滿漢衝突，以及亡明遺黨曾經不屈不撓的反抗，甚至到了乾隆繼位，民間也依然流傳著「反清復明」的口號，這使得乾隆一直保持著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

而妖術與髮辮聯繫起來，就不再是單純的巫術。乾隆當然不相信世間有巫術，但作為統治者，他必須想多一點、看遠一點，畢竟這事關大清社稷、他的皇位，絲毫馬虎不得——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手下的那些官員完全是不稱職的。

各省官員的敷衍態度

但在處理叫魂案時，地方官幾乎都以它們是孤立事件來對待，幾乎沒有官員會認為這與政治陰謀、叛亂有關。各省官吏對叫魂事件的基本態度，就是敷衍。

首先是拖延隱瞞，密不上報，在故作不知中尋求安全。如果乾隆從其他情報渠道獲悉此事，那就趕緊上報說正在加緊追查，採取了諸多手段，然而還沒抓到。如果乾隆繼續施壓，那就抓幾個替罪羊，糊弄過去。

河南巡撫阿思哈就是其中代表。他先是報告說，他採取了行動，現在這裡事態好轉、形勢穩定，本省並沒有發生叫魂案。乾隆硃批回復說，直隸等都有，獨你省無？阿思哈只好又報告說，又經嚴查，發現16起。乾隆硃批說，果然不出所料。實際上，這是一場情報戰——乾隆前一個批語意味著乾隆懷疑或有途徑已知河南發生了割辮案，因此，阿思哈只能被迫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

除了拖延隱瞞，官員也會鑽皇帝的空子。因為乾隆曾明諭各地官員要打破地域限制，為了查明「叫魂」案可跨區合作。因此，很多官員選擇離開自己轄區遠赴他人轄區與其他官員聯合辦案。這就是「用人數來賭安全」了：幾個官員一同上奏，說調查沒有收穫，皇帝總不好一起處罰。

線索是不真實的，疑犯是無辜的

顯然，這樣敷衍還是有風險的，但是這些官員還是堅持不肯參與。原因在於，他們這些老油條，實在太熟悉官場的把戲了。

他們意識到，皇帝讓他們去追查的那些山東剪辮案得出的主犯，十有八九是不靠譜的，必然是山東巡撫富尼漢迫於皇帝的壓力，嚴刑逼問來的，而逼問來的線索也必然是疑犯屈打成招，編造出來的。

而就算不屈打成招，還有迫於壓力的底層官吏來「負責」謊報案情、製造偽證、捏造證詞。那麼，還有什麼必要費力氣去查？

但是，有「護身符」的官員畢竟是少數，那些想不出辦法不參與「遊戲」的官員，只好吭哧吭哧地查案子。

根據富尼漢提供的線索，8月底，安徽宿州，乞丐張四被抓，經確認是主犯張四儒。10月4日，浙江巡撫永德奏報浙江捉妖情況，他發現了一個跟主犯通元和尚同音的和尚。這些疑犯被押送進京，由軍機處負責審問。結果發現，線索大多是不真實的，疑犯多數是無辜的。

這時的乾隆，就進退兩難了。是他發起了這場清剿運動，然後部分過於「積極」的官員們給他傳遞了錯誤的信息，讓他確信叫魂妖術是謀反的幌子，於是下令全面清剿。但成果卻讓人尷尬，造成了不少冤案。如果要繼續追查下去，全國性的大恐慌很可能會越演越烈。

至此，乾隆也無法再繼續追查叫魂案了。11月3日，他降旨停止對叫魂案的清剿。這個事件到此基本結束。

清末，北方，炕上睡覺的一家子。

但是，乾隆並不承認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腳的。恰恰相反，他始終堅持首惡罪犯確實存在，而他們的逍遙法外則是由於各省的失職。現在已是懲罰失職官員的時候了。

乾隆指出，「江浙督撫養病遺患」，應由吏部「從嚴議處，以正綱紀」。這是他對江浙一帶的督撫們此前試圖掩蓋案情的報復。

而作為一種平衡和妥協，一些低級官員也遭到彈劫，不少官員的仕途因此毀於一旦。如徐州知州邵大業，以善於治水著稱，治水政績斐然，但因他在一個賣唱乞丐的叫魂案中負有責任，被貶到一個邊遠的地方擔任軍職，不幾年便死於任所。

至於此次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富尼漢，他的第一份報告導致乾隆誤判，引發了清剿行動升級，而他上報的「大案」經軍機處審理均為冤案。他受到的處罰是：被貶為山西布政使。富尼漢沒有受到更嚴厲的懲罰，這是因為他的所作所為，體現的是皇帝的意志。

※（本文參考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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