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滄桑話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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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醫自產生以來，就吸納著中華文明中的精華，不斷發展壯大。

而中華文明，歷經幾千年的繁衍、傳承，已成為世界古代六大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東方文明。

從歷史上看，按照國際考古學和歷史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與中國一樣悠久的古文明，世界上共有6個：那就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瑪雅文明和中國文明。

那些異國的文明，曾經與中國文明一樣的璀璨輝煌，而後來卻逐漸變成一片迷茫，只有考古學家們，從地下挖掘的遺迹中，去印證歷史的記憶。

令人驚奇的是，唯獨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歲月更迭、跌宕中沒有消亡，沒有斷裂，一直綿延至今，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文明的奇蹟，不能不說是中華文明的偉大。

而浸潤著中華文明的中醫學，幾千年來一直鮮活地閃爍著東方智慧的光芒，並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傳播和發展。

中醫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在文化的綿延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是對中華民族的繁衍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視和否定的。

然而自從鴉片戰爭世界列強敲開了中國的大門，我們的傳統文化受到巨大的衝擊之後，以中華文化為母體的中醫藥文化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社會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所謂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化，就是說中國文化傳統在很多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中醫也不例外。

西方醫學是一個以解剖學為基礎的知識體系，這與中國傳統以五行氣血理論為基礎的治療方法截然不同。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當現代科學價值觀逐漸取代了傳統和習慣時，中醫的社會影響力也逐漸下降了。

一

西醫學東漸早在16世紀就已開始。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藥學。利瑪竇的著作《西國記法》就載有生物學知識，其中包括腦的解剖位置和記憶功能。

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也提出過「腦為元神之府」的新見解。

但是，中西醫雙方的這些新發現都沒能動搖傳承數千年的《黃帝內經》之說。

利瑪竇的理論也只是聊備一說，從者甚少。

之後，瑞士人鄧玉函來華，他是第一個傳教士醫生。

雖然他是羅馬教廷科學院院士，在歐洲科學界地位崇高，但他在華譯述的《泰西人身說概》和《人身圖說》等醫學思想 並無明顯反響。

法國傳教士巴多明則把《人體解剖學》譯成滿文，是向中國介紹西醫解剖學的最早論述。

由於當時傳入的西醫主要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應用不多，在臨床技術上相較中醫並無明顯優勢，再加上中國正處於明清易代之際，對科學文化方面關注有限，所以這一時期的西醫傳入總體來說影響不大。

西醫真正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

1805年，葡萄牙醫生埃維特和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將種牛痘術引入中國，因效果奇佳而得以迅速推廣，各地建立了許多種痘所，成為大規模傳播西方醫學的前沿陣地。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原有的歷史進程遭到強制性改變，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和開放的通商口岸使得西醫技術大舉傳入，之後的半個世紀成為確立西方醫學在中國地位的關鍵期。

這一時期的西醫傳入仍然跟傳教士關係密切。他們在傳教的過程中發現，以醫傳教的方式更容易贏得中國人的尊重和信任。

於是，他們以傳教為目的，以行醫為手段展開傳教活動，客觀上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培育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西醫傳播主要有建立醫院、創辦醫校、編譯醫書、留學學醫等四種方式，範圍也從沿海逐漸擴散到內地，形成一股大規模全方位的西醫傳播浪潮。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的醫院每年接待的病人多達萬餘。

美國的詹姆斯、泰勒、凱利、菲什等傳教士 和醫師，法國的神父勒麥特里和外科醫生法勒、休巴克等，也都在上海開設了診所。

隨著內地通商口岸漸次開放，西醫的腳步也尾隨而至。

這一時期是西式醫院在中國生根成長的階段。

據統計，1850中國還只有十家教會醫院，至1897年已經增至六十一所。

1900年之後，庚子賠款為教會醫院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西醫規模更盛，至1905年已有各類醫院和診所四百多個。教會醫院和診所的建立，成為西醫引介和傳播的重要基地。

西醫傳入中國的同時，西醫教育也隨之展開，並經歷了由零散到系統，由業餘到專業的轉變。

西醫傳入初期，傳教士醫生人手有限，無法滿足繁重的醫務工作需求，於是他們就在醫院和診所招收中國學徒，傳授粗淺的醫學知識，培養醫務助手，因此，早期的西醫教育是在醫院內以師帶徒進行的。

隨著西醫成果的不斷引入，西醫的傳播和接受有了比較深的根基，培養本土醫務工作者的要求就被提上了日程。

這時，以師帶徒的方式不再能適應系統完整的醫學學習的需要，全面開展西醫教育勢在必行。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傳教士醫生和職業醫生來到中國，也為創辦專門的西醫學校準備了師資人力條件。

1866年，博濟醫院開風氣之先，率先設立博濟醫校，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學校。

1879年，博濟醫校從博濟醫院分離出來，開始專門從事醫學教學工作。

後來，《辛丑條約》的政策支持和庚子賠款的資金支持使得西醫教育在20世紀初迅猛發展，1900年之後的二十年間就建立起了二十三所教會醫學院校，三十六所護士學校、藥學校、助產學校等。

北京協和醫學院、長沙湘雅醫學院、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等如今赫赫有名的醫學院校，都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

西醫學校的建立和西醫教育體系的完善，培養了大批醫護人員，為西醫在中國繼續傳播、擴大影響和本土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力量。

除了創辦醫校，眾多西方傳教士和醫生還有意識地編寫和翻譯西方醫學書籍，這也是早期西醫傳入的重要途徑之一。

1851至1859年間，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出版了《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等五種醫學著作。

這是傳教醫生首次自覺地、有計劃地把西方臨床醫學比較系統地引進中國。合信醫書也成為中國近代西醫學啟蒙的教材，對近代中國西醫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此後，編譯西醫醫書的重要性引起了廣泛注意，更多的醫生投身到這一領域中。

此外，博濟醫院的美國醫生嘉約翰編譯了《內科全書》等二十種醫書，廣泛介紹了當時的西醫西藥，對培養本土西醫人才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英國人傅蘭雅、德貞等，也翻譯和編著了大量介紹西方科學技術和西方醫學的書籍。

上海美華書館則致力於出版各種譯成中文的醫書，推進了西醫在中國的傳播。

至辛亥革命前，已有約百種西醫譯著在中國流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連撰寫過《靜坐法精義》、師從過名中醫趙元益的著名學者丁福保，也於1914年編成了《丁氏醫學叢書》，它基本上涵蓋了當時西醫基礎醫學和臨床各科的最新成果，對中國醫學界的震動頗大。

同時，中英文醫學刊物也紛紛創立。

自1880年廣州博濟醫院出版《西醫新報》，拉開了創辦醫學報刊的序幕之後，博濟醫院主編的《醫學報》、漢口聖教會主辦的《蓋文月刊》、中國醫學傳教會出版的《博醫會報》等中英文刊物紛紛湧現，廣泛譯介西方醫學最新成果，有效地促進了西醫傳播和學術交流。

從傳教行醫到創辦醫院、學校，編譯醫書，西醫在中國逐漸由單純應用深化到人才教育，其滲透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時，還有一種方式對西醫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就是留學學醫。

鴉片戰爭的失敗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國的狂妄之心。

為了鞏固統治，清政府掀起了洋務運動，企圖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來挽救腐朽的統治，於是他們派遣公費留學生到國外學習科學技術。

其中黃寬是中國留學歐洲學醫的第一人，他先後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和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獲得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博濟醫院行醫執教，是我國第一代西醫。

民間的留學活動也時有發生，其中金韻梅是我國第一位留學習醫的女性，從美國紐約女子醫學院學成歸來後，她曾在廈門、成都、天津等地行醫並開辦了護士學校。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列強認識到，要真正統治中國，就必須動搖原有的文化根基，以西學來全面取代傳統的中國文化。因此，培養為他們服務的西式人才迫在眉睫，於是列強紛紛和清政府簽訂協議接受中國留學生。

同時，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為了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也紛紛出國留學，掀起了這一時期的留學熱潮。

短短几年間，到歐、美、德、日等國家留學的學生就多達數萬。他們學成歸國的同時，也帶回了當時最先進的醫學成果，成為傳播西方醫學的中堅力量。

西醫的引入就這樣從無意識轉為有意識，從零散化走向系統化，完成了西醫在中國的初步擴張和發展。

而西醫在引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與中醫正面交鋒。也就是說，西醫引進中國短短几十年，就由一股幼弱的新生力量迅速壯大，至20世紀初已漸成氣候，本土的中醫學根本無法忽視和迴避這個突然的闖入者，在它們狹路相逢時，中醫學的傳統道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

從明末西醫的涓滴流入，到鴉片戰爭前的以醫傳教，西醫還沒有體現出能夠獨立對抗中醫的技術優勢，中國醫學界也沒有將西醫視為威脅，有意識地進行抵制，反而還以開明的學術思想，積極吸納借鑒西醫先進的醫學成果，因此兩者相安無事，和諧共存。

有兩件事可以說明當時中西醫和諧共處的狀態。

1805年，種牛痘術由皮爾遜引入中國廣州，在廣州十三洋行的支持下，迅速普及推廣到其他地區，譯刊種痘術、僱人學習種痘術、開設種痘所等活動也風風火火地展開。

皮爾遜寫的《新訂種痘奇法詳悉》也四處流傳。這本小冊子輾轉到了種痘術的發明者愛德華手中，不禁讓他感慨，中國人竟比他的家鄉英國更信賴種痘。

原來，早在1793年，牛痘就已研製出來，卻被歐洲醫學界普遍質疑，直到1802年，才在歐洲和美洲首次試用。

相比之下，中國對牛痘的引進和接受不可謂不迅速。可見，當時西醫並沒有因為是舶來品，而被社會大眾排斥或認為是侵略，只要有療效，人們是非常樂意接受它的。

社會大眾對西醫態度如是，醫界人士亦開明融通。

王清任直言要為傳統醫學改錯，在1830年出版的《醫林改錯》中針對中醫的一些錯誤觀念提出了新見解。

他發現視覺神經是由眼球通往腦部的，斷定眼所視、耳所聽、鼻所聞皆通於腦，再參考李時珍「腦為元神之府」的觀點，在《醫林改錯》中專設「腦髓說」一章，力求推翻《內經》傳統的「心主神明」說。

他還親自觀察屍體，繪製「改正臟腑圖」三十五幅，收錄於書中。雖然不乏舛誤之處，但他的實證精神令人嘆賞。

從王清任的思路可以明顯看到中醫受西方解剖學影響的痕迹，這種借鑒西醫、反思傳統醫學的學術精神是可貴的。

反觀這一時期西醫對中醫的態度，英國皇家醫學會院士合信於1851年來華，同年將自己的《全體新論》和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同時發行，有意識地挑戰中醫傳統臟腑學說。

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信是一位純粹的學者，他的目的並不在於以西醫為手段行文化侵略之實，而是致力於傳播醫學知識，因此，他對中醫的挑戰應該是一種單純的學術爭鳴。

儘管他挑戰中醫理論，在臨床上卻中西藥並用，並不視二者為對立，從中亦可見兼容並包的學術通達態度。

總體來說，19世紀前期和中期的西醫傳播並未對中醫構成致命的衝擊，中醫的權威地位並未動搖，二者基本上互不干涉、和諧共存。

當然，對於19世紀西醫學在中國的傳播，中醫學界不可能沒有任何反應。尤其在合信的五種醫書出版以後，中醫感受到了來自未知實力的對手的挑戰，並對此做出了回應和反擊。

1887年，羅定昌著《中西醫士臟腑圖說》，堅持《內經》說法，批評合信《西醫新論》中的西醫解剖，認為中西醫的差異並不代表中醫理論就是錯誤的，只不過是異域風土差異所致，以此維護《內經》的權威地位。

1892年，唐宗海著《醫經精義》，遙應合信的挑戰。

他同樣堅持中醫經典的正確性，但也指出近來中醫已漸失真傳，故舛誤頗多，可以借鑒西醫有用之處，豐富和完善中醫學說。

同年，朱沛文著《華洋臟象約纂》,詳細比較了中醫經絡系統與西醫循環系統理論及二者對血液論述的差異，雖然仍堅持以中醫理論為正宗，但也認識到了西醫在臨床應用上的優勢，對西醫學的態度比較中肯。

應該說，在甲午戰爭失敗之前，儘管中西醫之間也有摩擦和衝突，但規模、範圍、影響都不大。

西醫的挑戰並沒有讓中醫學界感受到迫在眉睫乃至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威脅，只是開啟了他們對中醫的反思之路。

在他們的設想中，只要適應時代趨勢，把西醫新知有效吸納進傳統的中醫體系並準確定位，就能消弭中西醫之間的衝突，並使中醫在新的時代保持長久的生命力，穩步發展下去。

但是，到了19世紀末，隨著建醫院、辦醫校、譯醫書等活動的蓬勃開展，西醫已悄然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地位，不斷擠佔中醫的生存空間。

中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體系進入了短兵相接的階段。

二

甲午戰爭後，中醫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所面臨的危機。

這種危機一方面來自醫學界自身。隨著西醫大規模傳入和迅速發展，其在中國迅速建立起社會地位和知識權威，而一些接受了西學的人以西醫體系衡量中醫，認為中醫是落後的、不科學的，還會阻礙西醫的傳播，因此提出了廢止中醫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醫的危機又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有識之士走上救亡圖存的道路，要求以改良、改革乃至革命的方式求得民族的自新自強，傳統文化成為改造變革的對象，作為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醫學自然不能倖免。

中醫真正走到了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

早在1879年，俞樾就發表《廢醫論》，最早提出廢除中醫中藥的主張，但並未引起大的反響。

1895年鄭觀應出版《盛世危言》，全面批判傳統學術。

1905年清政府取消科舉制，象徵傳統經學權威地位的喪失。

新文化運動推崇「賽先生」（科學），廢舊立新、破除傳統成為新時代的召喚。

儘管這些論爭並不一定直接針對中醫學，但毫無疑問動搖了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的根基，中醫理論的科學性和治療的有效性也備受質疑。

這一時期，批判中醫之聲不絕於耳，廢止中醫的呼聲也一浪高於一浪。

嚴復、梁啟超等人都大力主張廢除陰陽五行學說。

梁啟超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將無數事象盡數歸為陰陽五行，並以此支配性命攸關的醫學是學界之恥。

陰陽五行是中醫理論的核心，廢除它就相當於抽離了中醫理論賴以生成和發展的基石，是對中醫學的徹底否定。

他們以學界領袖身份號召廢除五行學說，無疑給中醫以重大的打擊。

第一次論爭出現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

「廢止中醫」可溯之日本的「廢止漢醫」。

1875年，日本文部省醫務局官員赴歐美考察醫事後，訂立條例，規定一切從醫者須通過西醫科目考試，合格者才能授予開業證書，中醫不得授徒或開學校。

日本漢醫，自此若存若亡。

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留學日本者多，留學西洋者少，日本的思潮很快影響到中國，中國的名流學者於是紛紛主張效仿東、西洋之法。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只提倡西醫學專門學校。因為條例中完全沒有涉及中醫，各地中醫都公開批評北洋政府的醫學教育政策無非是效法日本。

這就是近代醫史上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3年，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教育總長汪大燮在接見代表時，第一次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說法。

他「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

全國19個省市的中醫界以及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葯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推舉代表進京請願，力請將中醫納入學系，保存中醫中藥。

民眾在第一次聽到廢除中醫藥的說法後，抗議政府棄中揚西的政策從醫界又延伸到民間輿論。

但中醫界的第一次鬥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教育部堅持原規程，辯解說中醫「非最新學說」、「非具有完全科學知識」，中醫的請求被當作「庸議」駁回。

第二次論爭出現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

這一次扛起廢醫大旗的是余雲岫。

早在1905年科舉制廢除後，大量公費和自費留學生赴日，後來擴至美、法、德等國，當中就有醫學生。

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中國西醫界的第一代骨幹人物。

其中反對中醫最猛烈的即是1905年和1913年兩次公費赴日讀書，1916年畢業於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的余岩（余雲岫）。

余氏在回國後不久迅即發表論文《靈素商兌》，以西醫理論和自然科學為標準，來驗證《內經》，批判中醫理論之空疏，簡單粗爆地斷定中醫學是虛玄的、不科學的。

當時與余氏持近似觀點的，不僅醫衛界大有人在，而且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領風氣之先的人物，像梁啟超、胡適、陳獨秀及魯迅、郭沫若等也先後發表了一些質疑中醫藥、否定中醫理論的言論。

當時的知識界多傾向於為西醫辯護，因為梁啟超在協和醫院被誤診了一次，中醫以此為由證明西醫並非全知全能，梁啟超為維護西醫寫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

其大意是，雖然西醫不盡善，但也還應該扶植西醫。因為西醫連同的科學是中國富強的方向。

在胡適口中，中醫根本就「毫無學理，不足為法」。

傅斯年是知識界反中醫最激烈的。1934年他撰文說：「中國現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氣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

「開了40年學校，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教育還在那裡聽中醫說五行六氣的胡說。」

「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不如此，便對不住我受的教育。」

魯迅則說：中醫「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1925年孫中山病發而進協和醫院，手術後診斷為肝癌，為不治之症。

當時有人建議看中醫，在決定孫中山怎樣治療之前，就引起了爭論，協和醫院的態度極為強硬，要服中藥就不能留住協和。

然而孫氏放射治療後，病情加重，只好出院，改由中醫治療。

當時思想界對中醫的這種態度不僅受到了當時醫學革命思潮的影響，也與當時社會的思想革命運動有關。

中醫藥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部分，在思想與政治急劇變革的時代，自然被當作舊傳統、舊文化一併否定。

余氏的觀點最直接的消極影響就是導致1929年南京政府通過了由其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

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劉瑞恆之前就是協和醫院院長，與會的14人中沒一個中醫，大部分人在之前都曾有廢止中醫的論述。

「提案」極其荒唐地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不發達歸咎於中醫。

余雲岫曾解釋過，這個提案的目的是計劃在50年內讓中醫消亡。其一旦實施，中醫廢止便僅僅是時間問題了。

因此，此案一出，群情激憤，中醫界空前大團結、大覺醒，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廢止」風潮。

社會輿論也支持中醫界，提出「取締中醫就是致病民於死命」等聲援口號。

一小部分西醫的實踐者和推崇者試圖在中國普及推廣西醫標準，他們發現自己的努力很快被遍布中國城市和鄉村的強大的中醫力量所擊垮。

最終，面對全國中醫界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政府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取消了「廢止中醫」的提案。

第三次論爭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初。

1950年，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余雲岫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中，提出了名為「改造舊醫實施步驟」的草案。

草案將「廢止」變成「改造」，將中醫「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在這次會議上，針對新中國成立前醫藥衛生條件落後的狀況，中央制定了我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其一便是「團結中西醫」。

然而，該政策在執行初期，被錯誤地理解為把中醫改造成西醫，在許多方面對中醫採取了不適當的限制。

政府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進修內容卻是現代醫學；青年中醫也都被選送到西醫學院再學習。

甚至某主管部門的個別負責人公開聲稱中醫是「封建醫」，鼓吹隨著封建社會的消滅，中醫也應被消滅。

這一系列原因，使中醫再次陷入困境。

所幸的是，後來發現「團結中西醫」政策被錯誤執行後，立即採取一系列措施以糾正各級領導和醫務工作者對中醫的偏見，使中醫發展走上了正途。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到了2006年，互聯網上卻出現了「徵集取消中醫」的簽名鬧劇（2005年，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發表了《告別中醫中藥》一文），要讓中醫「退出國家體制，讓西醫成為中國醫療體系中的唯一主流」。

2001年3月，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4冊叢書，其中包括方舟子的《批評中醫》。

方舟子在書中說，中醫「靠政策保護，訴諸民族感情，最終也不可能振興中醫。」

還說：「書讀得越多，學歷越高，我對中醫理論的否定，對中藥的懷疑就越大。」

針對這股邪風謬論，名老中醫王琦撰寫了《回應中醫文化質疑十評》之檄文，予以有理有據有力的批駁。

其實，社會總是在不斷反覆中前進的，當人們開始反省科學思維自身的局限性，並能更加客觀地對待傳統文化的時候，中醫的意義又受到了關注。

同時，中醫也在與西醫的碰撞、融合、觀照中，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方向。

無論如何，中西醫的衝突、融合和發展，不僅是醫學自身的事情，同時也體現了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競爭、認同和發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事件，關係到我們的選擇和未來。

王琦先生指出，這場網路籤名活動的發起，是對歷史的無知， 也是對中醫藥歷史功勛、現實作用和內涵的肆意否定和抹煞。

實踐和歷史也將證明，這次簽名活動和過去歷次否定中醫藥的事件一樣，只是一場不得人心的鬧劇。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乃至將來，那些並沒有真正全面正確認識中醫學的人對中醫藥作出的種種錯誤言行，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中醫藥的發展方向及廣闊前景。

千百年來，中醫藥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中華文明瑰寶的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今唯一的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傳統科學技術。

她植根於中國文化，並深深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和習慣中，是我國人民與疾病作鬥爭不可缺少、最值得信賴、最為有力的武器。

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中醫藥都有著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

中醫在群眾之中有威信，而且是幾千年的患難相知。

近百年來，面臨著西方醫學的強大挑戰，特別是面臨舊政府企圖取締中醫的強大壓力，我國傳統的中醫藥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並且從20世紀70年代以後，逐漸走出國門，為當今世界所青睞。

大量事實證明，經過了無數醫家數千年臨床實踐所積澱發展起來的中醫藥，不僅經得起臨床療效的檢驗，而且，還確能彌補西醫的許多不足。

對中醫藥來說「有療效就是硬道理」。

早在2002年WHO就認識到「傳統醫學是重要的衛生保健資源」，「正得到廣泛應用，並對衛生系統和經濟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每當中華民族在發展過程中，觸及東西方文化認同的歷史時期，往往會出現民族虛無主義的思潮。

宣揚民族虛無主義者，其目的是虛無民族歷史與傳統科學文化。其思想根源，乃在於「西方文化中心論」。

從其形式上看有虛有實，虛是理論拼湊，實是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事實的歪曲。

從其內容上看有整有零，整是總體否定，零是分體曲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宣揚民族虛無主義的人，本不熟悉民族的歷史和傳統科學文化，卻擺出一副執牛耳的派頭，用主觀臆想和外來文化意識，取締民族傳統的歷史與文明。

當前，民族虛無主義的觸角，再次伸到了代表中國傳統科學文化的中醫藥學領域。

若任其逆流泛濫，將對中醫藥學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危害。這直接關係到科學研究的方向和中華民族的尊嚴，我們不可等閑視之。

無獨有偶。

中醫在中國台灣與在中國大陸的遭遇如出一轍：一是西方資本的陰謀，二是不平等制度的擠壓，三是西方偏見的誤導。

台灣名中醫戴獻章先生在其《台灣中醫之厄——制度與偏見擠壓下的傳統》一書中說：

「……今日我民族文化大漢醫學已被科學先進各國所發現而競相學習研究之時，竟仍有本國洋博士者流，動輒以『維護國民健康』為由，盡情詆毀大漢醫學為『不科學』、『開時代倒車』等等不一而足而加以扼殺……

其真為『維護國民健康』者，只要具有救人病苦之方術，則又何嫌其多？

如一九六O年間科技昌明之英國，因發現『神醫』確能為人治其所不能治之病，竟有三分之二以上之醫院准許『神醫』到其醫院為病人施術用藥。

史瓦濟蘭王國為發揚其國粹，於一九七六年索布薩國王將『巫醫』視同正規醫生，詔令組成同業公會訂定收費標準，並舉證巫醫有時勝過西醫等等，此種做法方始甚稱為『維護國民健康』之行徑，否則所謂『不科學』一詞更須吾人窮年推敲。

蓋『科學』一詞，源於拉丁文cientia，其義為『知』，即格物致知之意；亦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也。

科學三昧，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篤行，所謂篤行，在此應釋為勤於實驗。

已故歷代醫哲莫不重視觀察功夫。

顯微鏡未發明，不能產生細菌學；放射學不發達，弗克闡發原子能，故曰觀察一途，何償非科學之上乘？

科技進步到今日堪謂已到極限，設以所有天然藥物任擇一種，用最新科學分析能明了其全部有效成份否？

苟以動物試驗謂之科學，然其體質參與人體相同否？

如豬食斷腸草（大茶葯）數斤則肥壯，人食半斤即刻死亡；山上猴子與人之體質較接近，以馬前子做糧食，只只生猛非常，人食一粒即刻抽筋而斃，狗食之最多一分幾厘即死；其不同也如是。

還有山上野生植物雞屈果，中醫用以治痰火結核病，人食之心涼，狗食之斷腸。

若有不信，而認為無稽，則不妨一試，便得答案，同時亦可證大漢醫學是否經得起考驗。

要之吾大漢醫學是以人體實驗五千年以上，庸可猶謂『不科學』耶？

舉凡愛國之士，無不以其祖國之成就為榮，各國有時且獨宗其國人之說而力辟他人，醫學史家揚已抑人幾成風尚，惟獨吾國學人反而心甘情願自貶，不謂數典忘祖復奚謂？

再想國人學習新醫已逾百載，迄今尚無略具規模之藥廠，幾成列強之科學附庸而不自知，民族自尊之低落如斯，殊足令人心餒！」

戴氏還說：「如果有朝一日中醫在我國消滅了，看洋人在大行其道之時，再將『學子放洋留學中醫』，其不為國恥者何？此罪其誰？

回憶數年前，有一全國最高學府之名醫學教授，因其門生髮現中醫之長處而呼籲同學重視之時，竟在眾徒之前斥責該生，並說中醫『不科學』……

只憑金木水火土不能治病，他若患病寧死不看中醫吃中藥，等等謬論，而不覺其身為中國人，又是醫學家，未登中醫之門，不識中醫之真奧以自愧，竟爾盲目排斥祖國固有文化，其為『門戶之見』乎？

迷洋心理乎？

令人興嘆矣！

尤其可悲者，最高學府之大教授其學識修養竟是如此狹窄之流，更無民族自尊可言，難怪我國科學老跟著洋人的屁股走，而不知自恥者就是這種人。

猶如中醫之針灸，素為本國西醫所輕視，近年來經洋人之重視而競相學習之時，我國西醫始跟著學習之尷尬場面可證之。其實中醫之寶貴所在尚多，只要你肯去發掘，不難發現更多寶貴資料，以貢獻國家民族。

歷來中西醫之爭，起於成見與私利者多，本之任道與研幾者少，倘曉然於國家民族之大義，以國家之榮辱為榮辱，以民族之利害為利害，則成見與私利，必渙然冰釋矣。」

在戴獻章先生看來，中醫確有許多寶貴優點能補西洋醫學之不足，如：

一、曾有一位一九四八年逝世的紐約建築工程師葛思德曾患眼疾綠內障，在歐美醫治均無大效。

某年赴華遊歷，遇到現已作古的美國使館海軍武官奇里斯，介紹一種中國人所常使用的「定州眼藥」，經使用後果然見效而愈。

於是葛思德就留了一筆錢給奇理斯，托他收買中國醫書，後來奇理斯辭去官職回美，葛思德就請他做顧問，計劃設一個中文圖書館，前後費時近卅年，到葛思德逝世時止，連手抄本冊子三萬種，就收藏了十三萬冊書籍寫本，就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裡的中文圖書館（名曰Gest Library）,曾請胡適博士為該館中文部主持人，所收聚的中國醫藥書籍，在自由世界為首屈一指。

二、一九五三年，德國醫學博士許米特教授東來研究中國針灸學與傷寒病，許博士強調「中西醫遲早總有一日交流」，並盛讚中國醫學之奇效。

三、一九二一年，新文化創導人胡適之「以用功勤力過度，患消渴病，就於協和醫院醫治。

西醫云：是糖尿病也。不可為矣，速預備後事。

胡君歸，殊焦灼，西醫某，素有名，信其友言之果確，知大數之難逃矣。

一華友謂可請中醫一治。

胡曰：『中醫之學不根據科學上之系統研究，不足憑也。』

友謂西醫已束手矣，與其坐以待斃，曷不往一試耶？

胡君勉從之，華醫至，診畢曰：『此易事耳，飲以黃耆湯如不愈，惟我是問。』胡服後，竟豁然愈。

當時報上說名中醫陸仲安就是治癒胡適之糖尿病的醫生，胡適之對此既不承認亦不否認。

陸仲安則說：『胡適之的病起初是糖尿病，後來兼患慢性腎臟炎合并症，又引起心臟性的腫脹，是協和醫院許多西醫診治的，因為治了許久沒有見效，反而合并症日益增加，小便見血絲了，西醫便告束手。

從民國九年冬間醫起，到次年春間服中藥而痊癒。

適之病治好之後，巧遇當時桐城派文學家林琴南先生家人的病為陸仲安先生治癒。

林氏繪了一幅《秋室研經圖》送陸先生，林氏題詞也古氣盎然，適之見之，亦在該《秋室研經圖》題跋，不妨將原文錄之以饗讀者，文云：

林琴南先生的文學見解，是我不能完全贊同的，但我對於陸仲安的佩服與感謝，卻完全和林先生一樣。

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他們用的葯，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先生診看，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耆十兩党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全好了。

去年幼漁先生的令弟隅卿患水膨，腫至肚腹上，西醫已束手無法，後來頭面都腫，兩眼幾不能睜開，他家才請陸先生去看，陸先生用叄耆為主，逐漸增加參耆各十兩，別的各味，分量亦不輕，不多日腫漸消減，便溺里的蛋白質沒有了。

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更胖了。

隅卿和我的病，頗引起西醫的注意，現在已有人想把黃耆化驗出來，看它成分究竟是什麼，何以有這樣大好功效。

如果化驗結果能使世界的醫藥學者漸漸了解中國醫與葯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

我看了林先生這幅秋室研經圖，心裡想將來的無數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學試驗室里，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管子在那裡做化學的分析，鍋子里煮的中國葯，桌上翻開著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類的古書，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民國十年三月三十日胡適印。」

四、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曾說：「……民國廿一年，我有一位同事在漢口天主堂醫院患腹膜炎症，發高熱，醫生束手，診斷只有六個鐘點可以維持生命。

方巧名醫張簡齋先生來訪，我就一把拖他去醫院，他說尚有一線希望，開了方，煎了葯，我就用熱水瓶帶葯給病人吃，居然熱度立即降下來了。

連服一劑熱度回復正常，不必送太平間而準備出院了。

次晨我去醫院，醫生很奇怪，我向他報告經過，並向他道歉說，我不應將中藥帶進醫院，不過救命如救火，死馬當活馬醫罷了。

請猜猜這位醫生怎麼說？

他說這不是中醫的效果，是上帝不要她死罷了。

嗚呼！世界上竟有如此不重事實的醫生，成見之深，竟至於此者。

有了事實而不肯進一步研究實驗，才真是反科學，阻礙科學進步，科學界的蟊賊，就是這種人。

我當時又氣又怒對他說道：『你是科學的罪人，我才是上帝呢。』」

五、戴獻章談及自己為何會學中醫時說，他的長女綺霞出生三個月時，一日「忽發高燒（41℃），手足厥逆，眼球上翻，病極危殆；自以當時最高級抗生素黴素及退熱葯等，雖投至極量仍無濟於事。

在救命如救火之情況下，乃求醫於台南某公立大醫院兒科主任某博士，同時告以所用之葯及量，博士先生答曰：所用之葯及量正確，除以肥皂水浣腸補充治療外別無他法云云。

嗚呼！既連博士都束手無策，只有聽天由命。

惟在驚擾聲中引起隔鄰一家漢藥店老先生之好奇而來探望，他老人家一看之下即道：『此白虎湯證也，你若看得起我，連葯帶煎一共兩塊半已夠。』

當時只好死馬當活馬醫，同意服用中藥；不想奇蹟竟然出現，服藥後不過約經半小時，燒即全退，不欲母抱而掙著要尋玩伴去，康復如初。

嗟嗟僅化兩塊多錢，葯湯亦不到半碗，便能起死回生，算算葯錢不及抗生素一顆十分之一，誰道中醫藥不能治癒急性病？由此乃開始研究中醫。」

而所謂中國醫藥不科學一事，系在國內少數受西洋洗禮的先生或一二有成見的洋博士所提出反對的口實，其實在國際方面，未必如此。

查一九三年當時國聯開保健委員會，日本委員宮島干之助博士，曾將中國醫藥數千年之科學價值，介紹於世界各國，且提議將中國醫藥所有組織移與國際，以與有關各國研究聯絡，案經是年五月聯盟會理事會一致通過，交由聯盟保健會設置一漢法醫藥特別委員會，並選植物學經驗權威者以主持，由中日兩國各派二人至四人，印度二人，歐美各國五人為委員，是我國醫藥遠在六十四年前已在國際取得科學公認之地位。

複次一九五二年夏，在法國巴黎開國際第六屆針灸學會，邀請我旅越華僑阮文波博士參加。

阮博士出席會議，席間一面發揮中國針灸學的奧妙，一面闡揚我岐黃術之真理，淋漓盡致，絲絲入扣，博得各國醫學界之掌聲，無一不感動於中。

尤其德國代表更為注重，閉會後德國醫學界即聘請阮博士到德國講學，為期六個月。

阮博士在德國時又把我們中醫學術盡情發揮，深得德國醫藥界之景仰。

當年七月間，德人在阮博士領導之下，成立一所「德國研究東醫聯合會」，並由德國醫學博士奧斯特先生至電越南東醫藥會長杜風純先生採取聯絡，共同研究，以期東西方醫學上有所進展，同謀於人群之健康。

再據阮文波返越南在華僑歡迎會上演說稱：「德國人常常說：『能挽歐洲人的生命及精神於垂危的，是印度的哲理及東亞的醫藥二科。

印度的哲理使歐洲人能脫離他們所發明的機器的危難，東亞的醫學呢？能使他們看出在已經解剖完妥之軀體內部，埋藏著一種有關生命與健康的無形潛力。

東亞醫學，還能使他們認識在他們已了解之有形生理之外，還有一種較為重要的氣化理論，均已在《內經》一書批註完備。

在公元十八世紀以前，歐洲人士已經感覺到，若欲使他們的醫理學說完善，則必須先行了解東醫學理，他們至現在仍希望我們助他們一臂之力。』」

醫界耆老杜聰明博士在其《對中醫藥之管見》一文中說：「……中醫藥問題的焦點，相信是在中藥之治療學矣。

時常單味的藥物是很平常，但是以方劑服用之，其效果特別大，例如桂枝麻黃及桂枝麻黃湯的關係，照筆者管見，張仲景傷寒論，是很優秀的治療學，生葯的醫治應用可稱為世界最發達之藥方也。

分為三陰三陽以證決定治療方針，以方治病，以葯成方，證是把握人體疾病違和之全機的具體的事象也，其治療方法是屬個人醫學為生藥方的內科臨床醫術也。

此等方劑中，尤其是發表（發汗）、新陳代謝、變質葯、慢性病的治療方劑等，有許多特長，可以在我們的（西洋醫學）臨床上應用之。

日本西醫出身之漢方大家大冢敬節曰：《傷寒論》是漢方醫學之最特長，以目前表現出來的文獻，論述傷寒及類似癥候等急性熱性病之證治，若充分了解者，可為治萬病之規准。

對學理全然無研究，但對診斷及治療上表現應用之極致，其應用之裡面，埋藏一般治療法則等，與現代西洋醫學大相徑庭也。

又研究法國治療學的藥理學及內科學者板倉武曰：對《傷寒論》有人看做舊式漢方病理學，以輕蔑的言詞批評之，這是無思慮的短見者流也。

《傷寒論》實在是對熱性病及細菌性疾病之治療，其理法皆可以應用之寶典也，換言之對熱病之治療方針，在泰西醫學比《傷寒論》優秀良書，余尚找不到。

針灸學是我國最古所發明的一種治療方法也，《內經》曰『湯藥攻其內，針灸攻其外，則病無所逃矣』雲。

針灸之目的，在刺激神經，調整生活機能，使血行正常流暢逐除人體所發生之疾病，其治療法有興奮、制止、誘導三種也。

施灸能增強新陳代謝，其原因，非因熱刺激之單一作用，概由加熱所產生的一種變性蛋白質之作用，增加紅血球數、血色素量、白血球素，尤其是初期增加中性多核白血球，一定期間後增加淋巴細胞，其他增加血糖量，縮短血液凝固時間，減少疲勞及增加免疫體之產生等作用，可以對交感神經緊張症、副交感神經緊張症、局部性副交感神經性興奮過度、全植物神經之不安定狀態、腰痛、Rheu-matism、痙攣性麻痹、神經痛、感覺異常、底尿症、月經痛、頭痛、貧血等症有效能也。」

李煥榮博士則說：「醫學原為一體，中西醫學之目的同，對象同，其原則亦幾無不同，所異者不過若干理論與方法。

然不應為理法之不統一，而強將二者畫一鴻溝；蓋二者本身亦各無統一之理法，金元間劉河間之寒涼，張子和之攻下，李東垣之補土，朱丹溪之養陰，以至於明清各家之入主出奴，各不相上下，固無論矣。

西方理法之出人處，亦難便仆數；蓋醫學涉乎微妙之人體，絕不似數學問題之單純；只有比較之優劣，尚無絕對之是非；更進一步言，藥物亦無絕對之分野，中藥之來自阿拉伯、印度、波斯及其他各國者，不勝枚舉。

而西藥則更集宇宙之大成，搜求則遍於地角天涯，創造則極乎神工鬼斧，從糞中求嗜菌體，從尿中求荷爾蒙，從大氣土壤中獲抗生劑，固不特兼采我國之麻黃當歸也（現復研究蟾酥）；國家苟非錮閉自甘者，莫不取人之長以補短，故醫學實為世界之公……」

「況科學雖雲天下公器，然愛國科學家無不以其祖國之成就為榮，德法美英，常各以哲人相炫耀，德人之霍後與法人之巴士特兩雄爭長，其尤著者也。

我國文化，風被殊邦，二百年來竟成逆轉；唯謙受益，擇善而從，革故鼎新，達人所尚；然倘能作瓊瑤之報，不尤愈乎？針灸古法，日法諸邦已事闡揚，德人亦思繼武（一九五三年）；中醫絕學，可傳者當尚多。

吾人無言文之桿格，有文獻之足征，徒以賤古為心，棄而不顧。

禮失求野，學者增羞！

吾人倘能發新理於陳編，以所得者昭示世界，行見全球刮目，異族傾心，國際地位之提高，固堪預卜！

其有裨國家榮譽，人類文明，豈淺鮮哉！」

戴氏在其書中還說：「中醫藥因聞效卓著，已深受科學昌明之世界各國重視。

前來我國拜師之風甚熾，舉國上下，人所共知；例如大韓民國，對中醫學十分重視，早在廿多年前，已在漢城創建慶熙大學以漢醫醫科為主，對於中醫人才之培養及學術研究，傾全力扶植。

而發源地之我國至今仍然只靠民間流傳，苟延殘喘；僅存之一線生機，又屢遭百般迫害，其經營之慘淡，處境之艱窘可想而知也！」

「平心而論，醫乃仁術，只存服務與奉獻之心，而今被少數權貴敗類存心壟斷市場，貪圖暴利，乘人之危斂財，以遂私慾，真是卑鄙至極，如其無存野心，何有門戶之見？

基於博愛與人道主義，救人之術，愈多愈好，只要有救人的本領，自不可有中西之分，更不可有門戶之別。

回憶日寇竊據台灣五十年，對消滅中華文化，無所不用其極，國粹中醫藥亦不能倖免，但台灣同胞民族意識堅強，使其無法得逞，得以維護民族文化。」

而美國華裔學者張緒通博士則撰文揭開了消滅中醫的驚人內幕。

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國人Hans ruesch 撰寫的文章《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清楚地告訴中國人，美國的洛克菲勒藥品帝國早在1927年對中醫做了些什麼。

張緒通博士說：「該文坦白地道出了緣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學術基金會的名義，捐了一點錢給中國的醫藥界，美其名曰『幫助中國實現中藥現代化、科學化和國際化』，目的就是要中國人對自己的中醫藥學術的根源與體系產生懷疑，以至於厭棄。

然後打出『拯救中醫中藥』的美名，以『中醫藥現代化、科學化』的幌子，達到徹底操縱、把控中國的中醫藥及其市場的目的，完全有他們的戰略預謀。」

在《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寫道：「洛克菲勒的各種各樣的『教育活動』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以至於在1927年發起了國際教育基金會作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個人慈善事業，還捐贈了兩千一百萬美元作為啟動資金，準備毫不吝惜地給予外國的大學和政客們，當然要附帶各種條件……

洛克菲勒過去一直對中國有著特殊的興趣，由於美孚石油公司幾乎是『中國油燈』用油的唯一供應者，因此他把錢用來設立中國醫藥基金和北京協和醫學院，扮演著『偉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來向他卑微的孩子們傳播知識。洛克菲勒基金會投資達四千五百萬美元用來『西化』（實際是摧垮）中醫。

「醫學院校被告知，如果它們想從洛克菲勒慷慨的贈予中得到好處，它們必須使五萬萬中國人民信服地把他們經過多少個世紀檢驗的安全、有效卻又廉價的草藥扔到垃圾箱里，讓中國人民贊成使用美國製造的昂貴的有致癌、致畸作的『神』葯。

當這些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蓋不住的時候，則需要不斷地用新葯來替代。

如果他們不能通過大規模的動物實驗來『驗證』他們古老的針灸的有效性，這就不能認為有任何『科學價值』。

西醫對幾千年來證實的針灸對人類的有效性毫不關心。」

此段論述，就將前面所述南京民國政府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恆以及余雲岫有關「廢止中醫案」的背景全盤托出。

劉瑞恆曾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孫中山、梁啟超在協和醫院治病期間他都在場。

而協和醫學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的「要說服五億中國人相信西醫、而把『安全、有效、廉價』的中醫藥扔進垃圾箱」的資本陰謀；並成為了劉瑞恆的重要職責。

劉氏把這種職責從協和醫學院帶到了南京政府衛生部，並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國範圍內廢止中醫。

此舉雖然遭到當時全國中醫的反對，南京政府也於國代會上撤銷了「廢止中醫案」，但是南京政府衛生部消滅中醫的行政手段與體制已經建立，中醫在此之後一直未得到重視。

文章供稿：張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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