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抗金的南宋名相呂頤浩

力主抗金的南宋名相呂頤浩

南宋宋高宗是一位非常有爭議的皇帝，由於其對金的屈膝求和與誣殺岳飛，有人說他是昏君，但其在任期間又湧現了許多賢臣名將又有人說他是明主。在眾多賢臣名將有一位曾於兩次危機中救高宗於水火，並在南宋政權最困難時期主政以渡難關的，他就是兩度拜相的呂頤浩。

呂頤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 ），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南宋初年名相。

呂頤浩是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進士，初任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玢州教授。歷官至河北都轉運使。高宗南渡，起知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兩入政府，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少傅、醴泉觀使致仕。紹興九年（1139年），呂頤浩去世，獲贈太師、秦國公，謚號忠穆。淳熙十五年（1188年），配享高宗廟庭。為昭勛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呂頤浩 （資料圖）

態度鮮明 力保宗社

建炎二年，對金持強硬態度的李綱、宗澤或罷或逝，黃潛善、汪伯彥專權，「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的宋高宗駐蹕揚州，日日聲色犬馬。而皇帝的巡幸東南，給了恰好知揚州的呂頤浩參政中樞的機會，得以「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雖然身處宰執的黃、汪二人「偷安朝夕」，呂頤浩則對金軍或將入寇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上邊事備御十策》中認為金人「秋冬之間，南牧必矣」，但夜夜笙歌的高宗與其執政集團依舊是「廟堂宴然，殊不為備」。果不其然，金軍本著「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的目的，於建炎三年大舉入侵，此時「恃和議」的黃、汪二人毫無對策，致使高宗唯有車駕南渡鎮江，呂頤浩於此時「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並認為「不然，敵乘勢渡江，勢愈急矣」，但嚇破膽的高宗（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則以「錢塘有重江之阻」為由，自鎮江南逃往杭州，而任頤浩江淮兩浙制置使，金人退去後則改江東安撫、置制使兼知江寧府。恰在此時，明受之變發生。

是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加之禁衛親軍以賞薄為怨，遂在苗傅、劉正彥的帶領下群起叛亂，斬簽書樞密院事王淵，要求隆佑太后垂簾聽政，並強迫高宗傳位於三歲的太子，改元「明受」。呂頤浩之子呂抗在接到改元之詔後認為「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贊同此論的呂頤浩隨即寓書張浚，相約討賊。此時內有朱勝非委曲調護的協助，外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一班文武的助陣，呂頤浩「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史稱「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到聳觀，以手加額」。

背鍋先生首遭罷相

外部金人緊逼，內部親軍叛亂，使得南宋的政權勢力為之一變，前者讓高宗身邊原本的擁立集團黃、汪諸人遭貶去職，後者則使其側近之軍事長官多數被殺，使得一些新興人物得以以主力身份登上歷史舞台，這些人之中文有呂頤浩、朱勝非、范宗尹、趙鼎、張浚，武則屬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由於事變後朱勝非避嫌退位，有助高宗複位之功的呂頤浩順其自然升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在之後的數年間擔任宰輔。

宋金對立形勢圖 （資料圖）

由於另一名定亂功臣張浚不久後被任命為川、陝宣撫處置使，處於襁褓之中的南宋政權之規劃，就只能依靠留在高宗身邊的呂頤浩了。當時最大的政治議題即駐蹕之地的選擇，關於此點，頤浩認為「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但剛剛失去了黃潛善、王伯彥的高宗以「左右不可無相」拒之。

同年十一月，由於金人再度兩路進逼，右相兼江、淮宣撫使杜充降敵，為了使趙宋政權得以延續，呂頤浩只得進航海之策，他在奏議中提到「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這番避狄逃亡的計策被本就「善鞍馬弓劍」的呂頤浩一潤色，以奇計面貌呈現於高宗面前，既考慮到了皇帝的面子，也道出了解決當時危機的最佳辦法。

建炎四年，由於韓世忠與岳飛等將領的奮勇力戰，趙呂君臣的泛舟海上也隨之終結。而在韓世忠部黃天盪之戰的消息傳來後，呂頤浩更是主張「下詔親征」，但是熟悉高宗皇帝的人顯然明白此間難度。此外，雖然在事實上維繫了趙宋宗社，但皇帝避狄海上終究還需有人擔責，在趙鼎「章十數上」的情況下，頤浩還是被罷去宰相之職。而從當時的宋金形勢看，朝廷內部的高宗本就怯戰，而實際握兵在外的張俊與岳飛諸將在主客觀層面上都有著各自的問題，於對外政策上本就略為保守的趙鼎，可謂和高宗一樣與呂頤浩有著政見上的分歧，頤浩最終罷相降為醴泉觀使，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次拜相 擊敗秦檜

紹興元年九月，呂頤浩在大破張琪流民武裝集團的情況下復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此時南宋政權所面臨之形勢則是外有偽齊傀儡政權，內則流寇動亂不斷，呂頤浩二次拜相後的政策擬定，即以撫平地方武裝與維持財政為主，此外，還得與時任參知政事的秦檜就權位而較量。

秦檜夫婦鑄像 （資料圖）

秦檜於建炎四年歸國，用明助暗擠的方式趕走了范宗尹，在紹興元年八月就任參知政事，他當然不願意見到危難之際立有大功的呂頤浩重回政權中樞。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秦檜首先建議二相分任內外，時恰逢「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呂頤浩也因此大議出師，高宗遂有「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之諭。但事與願違，桑仲不久後遭部下殺害，頤浩只得還朝。發現秦檜在擠對自己後，頗富計謀的呂頤浩隨即引朱勝非為助，於放逐反對朱勝非入朝的胡安國人後，借王倫使金之機，致使秦檜遭到罷免。而縱觀高宗朝歷史，能夠「反傾」秦檜的，亦僅有呂頤浩一人。

如果從政治路線的角度看秦呂之爭，則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量。首先，呂頤浩「喜用材吏，多出京、黼之門」，且多引用自己故鄉山東之人，而秦檜則知其「不為時論所與」，並「多引知名之士為助」。其次，關於對金政策，秦檜于歸國後既有「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之論，呂頤浩則至始至終都為抗金派，而就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言，高宗還不能擺明自己對於「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贊同態度，故有「朕北人，將安歸」之語，而這一切，也讓初回朝廷、於降金論調尚有遮掩的秦檜，終因高宗皇帝的「自保」心態而被罷相，然抗金亦原非高宗所願，呂頤浩的宰相生涯可以說此刻已經定調，遭到罷免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呂頤浩對南宋歷史的意義

兩入相府秉政中樞的呂頤浩，於南宋王朝在最困難時期之政治規劃，可謂至關重要。其中兩項決策之制定，更於南宋初期立國有著重大影響。

首先是上文提到過的行在問題，明受之變以後，駐蹕地點的選擇其實有三，其一是為駐紮建康，以為兩淮之地的防備作援，以積極防備金人的南侵；其次則為暫駐武昌，最終方向則可能為入蜀；最後則是避於吳越。由於宗澤憤死之餘，開封周遭之勤王軍在沒有優秀將領統制的情況下，許多都逐漸轉為了地方武裝集團，即群盜、軍賊等，這使得南宋最高執政集團不得不為之擔憂，駐建康而防淮就不可能成為首選。而由鄂入蜀之議則顯然不會為江南士大夫集團所認同，韓世忠更是直言「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呂頤浩「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的方案可謂中和了上述前二策，並最終為南宋立國江南而奠定了基礎。

岳飛像 （資料圖）

再有則是呂頤浩對於南宋政府的財政貢獻。同樣是明受之變以後，高宗身邊幾無可用之禁兵，所謂中興四將，無一不含家軍性質，基於此，呂頤浩對於群盜內亂的處理只能主要藉助於招安之法，而此法對於政府之財政實力實為一大考驗。

關於當時南宋的財政，庄綽的《雞肋編》中有過這樣一番記載「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群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省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目，後用御寶，而雲馬半匹，公服半領」，馬當然不可能半匹一賜，最終會以折錢方式賜予，但這個被庄綽成為「甚可笑也」的故事也的確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政府在財源上的力不從心。

如此窘匱之局，呂頤浩的應對策略是經制錢，並與朱勝非一起於江、浙、湖南諸路設月樁錢，讓南宋政府從渡江之初的上供才二百萬緡緩過神來，僅經制錢一項，就得歲入六百六十萬緡。雖然這般做法使「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並讓呂頤浩成為眾多江南士大夫階層的眾矢之的，但於高宗政府能夠在當時的江南之地撫平內亂、站穩腳跟，無疑有著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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