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治理怎樣的國家，怎樣治理國家

今天的中國，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

集中起來，就是國家治理。

治理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並非易事。習近平在會見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時，不少人感慨地對他說，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怎麼治理呢？

一個領導人有一個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要完成的時代使命。習近平說：

「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麼複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習近平和他的治國理政哲學思想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於總第788期《中國新聞周刊》

中共十八大以來，圍繞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這些講話，內容豐富，相互聯繫，涵蓋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

2016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要求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其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是一項重要內容。

如何更好地領會、把握系列講話精神？

中共黨內著名理論學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是一個具有思想內涵和邏輯聯繫的科學理論體系，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圍繞著「治理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怎樣治理國家」這一根本問題，提出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政思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被擺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最繁華的瓦茨拉夫廣場一間書店櫥窗內展示。2016年3月28日，中國主題圖書展銷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啟動，多種中國主題圖書在布拉格機場候機樓和市內共16家書店陳列、銷售。圖/中新

邏輯嚴密的科學體系

2014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編輯出版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一書。

該書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 日這段時間內發表的79篇重要講話、談話、演講、答問、批示、賀信等，為海內外讀者更全面、更準確地了解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提供了權威的文本。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評價說：「這本書為了解一位領袖、一個國家和一個幾千年的文明打開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截至2016年10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已被翻譯成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德、日、俄等30多國文字，發行到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量突破了620萬冊。

該書是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在李君如看來，「這部著作，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當今時代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應該是我們研究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重要文本。」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一書共有十八章。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位參與該書編輯過程的研究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書在文章編排上有一個經過研究的邏輯結構。這個結構，既是一個文章的編排結構，也是思想理論的敘述結構，而其體現的就是思想理論各個觀點相互聯繫的邏輯結構。

鑒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的權威性，該書所收入的內容和編排結構，也成為很多理論學者研究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重要文本和重要依據。

李君如認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全書十八章可以分成八個板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五位一體』總布局」「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外交總布局」和「堅持黨的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

其中，第四章到第八章的編排是按照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次序編輯的，體現了「五位一體」的總布局；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外交總布局；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則圍繞著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展開。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收入的文獻截止至2014年6月，這以後發表的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文章都還沒有收入。因此，習近平在後來闡述的「經濟新常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新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化自信」「軍隊改革和軍委組建」等重要觀點都沒有收入這部著作。

不過，李君如認為，這些觀點都是這部著作關於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文化建設、軍隊改革等章節的內容，「也就是說它們沒有突破這部著作的結構」。

有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把鑰匙，再加上這些年的跟蹤研究和理論思考，李君如將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思想歸納為十個部分：

1.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目標；

3.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4. 堅持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總布局，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5. 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6.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

7.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8.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

9. 堅持走中國和平發展道路；

10. 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

「其中，前五個講的是治國理政的綱領、目標、動力、布局和中心任務，後五個講的是實現目標任務的保證，包括根本的法治保證、思想文化保證、安全保證、國際環境保證和政治保證。」李君如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顯然，這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科學思想體系。」

2016年4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宣部組織編寫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以下簡稱《讀本》）一書。

該書在前言中特別指出，《讀本》的框架結構，是基於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治國理政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設計的。

《讀本》分為十六章，從編排結構看，與李君如歸納的十個部分基本一致。不同之處在於，《讀本》一書把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關的章節放在一起講述，同時對「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除了總體闡述外，還把每一個方面單列成章，做了詳細講解。

就邏輯結構而言，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韓慶祥對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歸納，與《讀本》一書更為接近。

韓慶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習近賓士國理政的總方略。

「它們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目標的關係，我概括為『一體兩翼』。」 韓慶祥說，「『一體』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翼』就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韓振峰的歸納更加概括。他把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歸納為：一條主線（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個一百年」目標、三個價值引領（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新發展理念。

他說，這五個方面一環套一環、一扣連一扣。有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主線，就要進一步明確這條主線的指向，即實現「中國夢」；有了這個目標，就必須明確實現目標的價值導向，這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了價值引領，還要進一步明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戰略重點，這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這個戰略布局，要靠五大新發展理念。

不論哪種歸納方式，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主要內容已為大家所熟悉。2016年7月，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黃坤明在《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的文章中寫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新發展理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這些都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基礎性、標誌性的重要思想、重大戰略，是構成黨的最新理論成果的「四梁八柱」。

同時，黃坤明還在文章中強調，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集中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之中。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闡釋了「中國夢」概念。圖/新華

戰略思維的形成軌跡

治理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並非易事。習近平在會見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時，不少人感慨地對他說，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怎麼治理呢？

對此，習近平曾說：「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麼複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不少學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均表示，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善於統攬全局，以長遠眼光看問題，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趨勢和方向，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習近平上任後，在治國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補補，而是體現出了鮮明的『三整』特徵，即整體思維、整體謀劃和整體戰略。」

也有一些學者把這一特點總結為具有戰略思維，並加以論述。比如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2016年5月就曾在《學習時報》頭版上發表長文，專門論述習近平注重運用戰略思維治國理政。

在這篇題為《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思想》的文章中，何毅亭寫道：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由56個民族結成的中華民族要實現民族復興，一個有13億多人口、幅員960萬平方公里的東方大國要保持長治久安，沒有戰略謀劃和戰略構建是不可想像的。

他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從確立戰略願景到構建戰略布局再到推動戰略合作，從籌劃戰略決策到實踐戰略部署再到堅定戰略意志，無不體現了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在參觀過程中，他說：「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此後，習近平又在國內外很多重要場合，對「中國夢」進行了深刻闡述，將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統一到「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奮鬥目標上來。

統一思想後，習近平秉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從制定「八項規定」開始，中央政治局帶頭，一手抓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手抓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改善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

接著，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上，制定通過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這兩個被稱為「姊妹篇」的綱領性文件，把國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國問題提到了改革總目標的高度。

在此基礎上，習近平2014年12月在江蘇考察調研時，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並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把這「四個全面」定位為黨中央的「戰略布局」，形成了治國理政的新戰略。

在李君如看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集中體現了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全局思維、戰略思維。他說，這既是破解治國理政時代難題的戰略布局，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布局。

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堅持以問題為導向，是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特點。

韓慶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領導幹部開展工作一般有兩種基本思路：一種是相對注重眼前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的「顯績」，另一種是相對注重破解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潛績」。

「顯然，習近平更重視第二種思路，敢於直面並注重破解難題，化解矛盾。」韓慶祥認為，習近賓士國理政實踐，就是從對問題的高度關注來切入和突破的。

「從黨的十八大後開啟的反『四風』到應對『四大考驗』、化解『四種危險』，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問題倒逼改革』，到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五中全會提出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都貫穿著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他說。

在韓慶祥看來，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總體上是圍繞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然後確定目標並為實現目標精準發力而提出來的。「問題導向、目標指向和精準發力，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生髮地和生長點，也是其邏輯起點。」

除此之外，人民立場、以人民為中心，也被認為是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特點。

2012年11月，習近平剛當選總書記後，同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一道與中外記者見面時，就在講話中提出，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不久，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他又明確指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如果我們脫離群眾、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最終也會走向失敗。這是從執政黨前途命運的高度強調人心向背、人民擁護的重要性。

在對「中國夢」的闡釋中，這種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大眾代言的立場體現得更為鮮明。他說：「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習近平還把人民立場提升到執政理念的高度。他在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台記者專訪時，明確講道：「我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應該擔當的責任。」

「由此可見，『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賓士國理政的基本原則，是他在治國理政中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李君如說。

他認為，不論是戰略思維，還是問題導向、人民立場，都表明中國正在有針對性地破解國家治理中的種種難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治國理政方式和治國理政能力。

2016年5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紀委黨員幹部在新修復開放的中共福州市委舊址參觀。中央召開「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工作座談會後，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黨委（黨組）認真領會中央精神，迅速傳達中央要求，聯繫實際精心部署。圖/新華

「發展起來」的時代背景

一個領導人有一個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要完成的時代使命。一些理論工作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提出，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息息相關，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是順應世界歷史和時代潮流的理論應答。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至2013年的35年間，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高速發展，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9.8％。到2013年，人均GDP達到6700美元，中國整體上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的行列。「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經濟連續高增長35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已經創造了歷史。」汪玉凱說。

但他認為，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今天，積累的問題也同樣嚴重。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比如，中國經濟經過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後，下行壓力加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迫在眉睫；同時，由於分配製度不合理、機會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團興風作浪，導致社會的整體利益格局被扭曲。

在汪玉凱看來，當下中國社會的最大現實是：一方面中國改革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面臨著一系列嚴重的風險和挑戰。

美國華裔學者熊玠曾在《習近平時代》一書中披露，晚年的鄧小平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問題有著敏銳的感知。一次，他在與弟弟鄧墾的談話中說，「（中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如何解決發展後帶來的新問題？這一時代命題，後來也被熊玠稱為「鄧公之問」。

「小平同志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說，按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從1978年算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致可分為兩大時期，一個是欠發展時期，一個是發展起來時期。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處於欠發展時期。鄧小平理論主要回答的是欠發展時期凸顯出來的根本問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論斷後，中國正式步入了『發展起來時期』。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主要回答的是『發展起來時期』所凸顯出的根本問題。第二層則是說，發展起來時期的問題比欠發展時期的問題更多、更複雜、更嚴峻。有個哲學家曾說，當一個人只為肚子而苦惱的時候，他只有一種苦惱，而當肚子的苦惱解決之後，他會面臨無窮無盡的苦惱。這就是說，發展起來以後的苦惱更多。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交到了習近平手中。」韓慶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韓慶祥看來，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正是在中國由欠發展時期走向「發展起來時期」這個大背景下提出來的，很多提法都帶有這個時期的特點。「比如堅定『四個自信』『提升國際話語權』，在欠發展時期不會提出來，如果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也不用特彆強調。只有當中國發展起來了，但還不是很強大、還沒有成為發達國家這個特殊的時期，才會提出這些命題。」

除了「由欠發展時期走向發展起來時期」外，韓慶祥認為，「由大國成為強國」「由物質驅動走向創新驅動」「由『以物為本』的發展走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也都是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

他舉例說，比如在欠發展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於物質驅動。這個物質驅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要素驅動，一個是投資規模驅動。中共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這個問題上，明顯轉向了創新驅動戰略。

「中央政治局圍繞創新驅動這一主題學習了多次，五大新發展理念的第一個也是創新。」韓慶祥說，「很顯然，習近平是把創新作為根本動力來講經濟發展的，就是說經濟發展有一個動力轉換，即轉換到創新驅動上。」

在他看來，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是思考和研究當前中國和世界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結果，它的提出，不僅開創了治國理政的新局面，而且實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飛躍。

韓慶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鄧小平執政時期，主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講的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

「歷史發展到十八大以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動力、平衡的同時，開始更加註重國家治理。習近平講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且認為國家治理得如何，直接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直接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他說。

韓慶祥認為，這四年多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在全面推進政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實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飛躍。

李君如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也表示，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他說，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提出，再有30年時間，也就是到2020年左右，改革能夠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黨的十八大決定把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八個字寫進黨代會報告，意味著這一任務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

「那麼，什麼叫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呢？」李君如說，習近平創造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提出要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要求，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大思路，既堅持又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期間提出了「四個全面」。隔年2月，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四個全面」被定位為黨中央的「戰略布局」，形成了治國理政的新戰略。圖/新華

追溯歷史的思想原點

中共十八大後，中央黨校曾組織力量對習近平擔任縣、市、省主要領導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間發表的講話和著述進行了集中學習研究。

後來，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學習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追本溯源 融會貫通》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習總書記十八大以來系列重要講話中的絕大多數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在他這些（十八大以前的）講話和著述中都能找到原點。」

比如關於改革。在30多年前，時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就專門講到綜合改革問題。他指出，我們的改革存在不系統、不配套的問題，突出表現是「中間梗阻」，「大婆婆」開明了，「二婆婆」又管緊了。他由此強調要解放思想，大膽創新，敢於撞擊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福建寧德工作時他提出，總體改革的設計必須是目標方案、過渡性方案和分步實施方案相互銜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時，他多次提出要善做善成，不斷積小勝為大勝，強調改革要在「大膽設想」的同時，還要「小心求證」。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論及全面深化改革。何毅亭認為，其中不少內容就是對他之前認識的發展和深化。

比如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從他在正定提出「商品經濟是一種開放性的經濟」，到在寧德工作期間鮮明提出「我們很有必要樹立『市場為主導』的戰略思想」，到他在浙江多次強調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再到十八大以來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些循序遞進的認識，反映了習近平對市場經濟規律不斷探索、不斷深化的過程。

再比如在作風建設方面，習近平在正定就曾制定「六項規定」，在寧德制定「十二項規定」，十八大以後中央政治局以作風建設開局起步，制定的「八項規定」中就貫穿和體現著習近平對以往做法的總結和提煉。

此外，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間曾大力推動「法治浙江」建設、「美麗鄉村」建設，這些成功的實踐，可以說是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美麗中國建設的先聲。

上世紀80年代初，習近平曾在河北正定縣工作。2015年，中共石家莊市委、正定縣委整理編輯習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間的文稿，輯印成書《知之深愛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這也是繼《擺脫貧困》《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之江新語》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後，習近平的又一本著作。

韓慶祥對《知之深愛之切》進行了仔細的研讀。他發現，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的很多思想，如從抓黨風建設（反「四風」）入手，強調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等，實際上可以從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工作時的講話中找到歷史基礎。

與此同時，理論研究者們還在習近平十八大前後的講話和著述中，發現了不少他一以貫之的政治品格，比如，敢於擔當。他在正定就提出敢於碰硬、敢於擔當、敢於負責、敢於解決問題，具有敢當改革者「保護傘」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後第一次與中外記者見面，就談到了責任和擔當。十八屆六中全會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在他的宣講稿中特別談到了習近平的擔當精神。

施芝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六中全會文件起草過程中，習近平曾對起草小組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擔任黨的總書記後，每當想到我們黨和國家有亡黨亡國的現實危險時，我就寢食不安。在我擔任總書記後，我是要堅持做好黨的建設和管黨治黨中某些短板的修補工作的，我決不可做黨的罪人、歷史的罪人。我如果不去做管黨治黨、從嚴治黨的事情，那就是不擔當，就是不負責任，就是不夠格。」

求真務實、發揚釘釘子精神，被認為是習近平在治國理政中表現出的又一政治品格。

韓慶祥說，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曾以「哲欣」為筆名，在四年多的時間裡，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232篇短評，並於2007年集結成書出版。其中，在《抓落實如敲釘子》的短評中他指出：「抓落實就好比在牆上敲釘子：釘不到點上，釘子要打歪；釘到了點上，只釘一兩下，釘子會掉下來；釘個三四下，過不久釘子仍然會鬆動；只有連釘七八下，這顆釘子才能牢固。」

「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擔任黨的總書記，求真務實更是成為他鮮明的執政風格和工作作風。」 韓慶祥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親自擔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還擔任一些重要小組的組長，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等，「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他重視求真務實抓落實的執行力」。

「通過對比習近平十八大前後的講話和著述，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其長期工作和實踐中逐漸積累、形成、發展起來的。」 韓慶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的許多思想不僅具有厚積薄發的特點，而且具有歷史必然性。」

（實習生呂銀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