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美國人想簡單了

不拘形式與繁文縟節

美式正面交鋒的對抗性風格也表現在他們待人接物的不拘形式之中。例如，美國人談話往往直接注視對方的眼睛，談話人之間的目光交流體現了美國人對於隨意、自然，與平等的信念。

如果一個人目光飄忽不定、迴避與人對視，美國人就會覺得此人心懷鬼胎，肯定有假。然而在許多國家，直視他人甚至被禁止。在那些國家人們之間存在著階級的關係，因此目光低垂和側視說明一個人的身分較低或表示他的謙卑。直接的目光接觸顯示了美國人不拘形式的自然天性，也為美國人建立一種既友好又不排除敵對狀態的人際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美國人在交談中對彼此的寒暄問候常顯得十分簡短，以致於往往看似敷衍了事，他們喜歡單刀直入，直接挑明自己的觀點。美國人在應對進退中很少有能展現各自的社會地位的形式化禮儀。在美國留學的外國學生對美國人的這些作風常常感到不知所措。

在國外，美國人不受拘束、大剌剌的行徑常常給人粗魯的印象，並可能在無意間使外國同事蒙受羞辱或令他們無所適從。我們在許多其他文化中所見到的那些措辭華麗的語言、複雜的稱謂方式，以及充滿禮儀性的舉止，正好是那些文化的社會結構的寫照。如若美國人未能遵守這些規矩，他們的行為就是對階級社會人際關係秩序的擾亂。一般美國大眾往往視規矩、格調、及儀式為誇耀和傲慢的表現。

而在其他文化中，這些要素為人們提供了預先了解他人行為的社會脈絡。這一功能在日本人那裡顯得尤為突出，日本人如果不知道對方的身分是決不會與其交談的。由於日語要求具體的語言形式來表示談話人之間的不同關係，所以有關身分的資訊不僅有助於他們採用得體的社交形式，而且對他們確定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也十分重要。

前面討論過的平等觀念也與美國人的不拘禮節息息相關。美國人傾向於對所有的人都使用相同的稱謂，他們剛剛結識一個人就會立即免去姓氏而直呼其名，他們相信一視同仁是對人根本上的尊重。

美國人若與某人建立了比泛泛之交更深一層的感情，他們也很難找到適合的表達方式，因為雙方一開始就以輕鬆、友好的方式展開互動。結果，原本期望個性化的待人方式卻因人人相等而最終失去了個性。不加區別的對待他人也就意味著與所有的人都保持相等的距離，甚至連對待敵人也可採用一種勉力為之的友誼，這與對待老相識的行為並無明顯的差別。

美國人缺乏差異性的交往模式有時會令外國人十分惱怒。美國人習慣在餐館與女服務生或者在其他地方與陌生人隨便聊天，歐洲人和亞洲人對此則不無鄙視之意。美國社會的這種表面平等的現象體現了美國社會關係的特徵，對於歸屬性較濃厚的社會來說，它無疑顛覆了它們的核心精神：各個角色之間的明確差異。與此同時，在那些人際關係較為拘謹僵化的國家，人們又往往對美國人率性而為的風格表示羨慕。

這種自相矛盾的心情被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反映在他的劇作《臟麻衣與新大陸》（Dirty Linen and New-Found-Land）之中，請看這一段話：

非常傳統的伯納德對狂熱崇拜美國的亞瑟說：「當然，美國人是很進步。但是，他們也同樣口無遮攔，胸無城府，不講究禮節。他們以為別人都和他們一個樣，無視別人的身分地位、教育背景。他們心直口快，講起話來滔滔不絕。他們夜郎自大，對自己的一切都不知羞恥地自吹自擂。

他們總是最先把手放進自己的口袋裡的人。剛認識不久，他們就會逼迫你去他們家中做客。無論在哪兒，他們都表現得放肆輕佻，滿懷抱負並自信得過了頭。除了這些，我對美國人一點反感也沒有。」

捷克出生的劇作家Tom Stoppard。

君子之交淡如水

儘管美國人擁有許多無拘無束的朋友關係，但真正建立起能相互扶持、深刻而長久的友誼卻少之又少。原則上，自發性、相互間的吸引，以及彼此的好感是美式友誼的基礎所在。人們對朋友是有選擇的。他們同時也結交他們的社交或工作圈子之外的朋友，對美國人來說，在交友上保持個人主動性是很重要的。

在某些國家，一個人的朋友圈與其社會職責不可分割，而美國的情形則與此不同。例如，在日本，除了大學同學之間由於多年的相處而發展成朋友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游離於社會責任之外的友誼存在。美國人注重選擇，相信友誼是自然發生的，並依賴個人的感覺，這種交友模式與日本人的完全不同。日本人之間的友誼包含了諸多的責任、義務，以及禮節性的互動。

美國人的這種普遍友好但卻表面化的關係在「死黨」（best friend）這個稱謂上倒有點例外。所謂「死黨」常常會是某人在高中或大學期間認識的朋友，這種友誼有可能延續幾十年甚至一輩子，但維繫它的不是相互之間互惠性的禮尚往來，而更多是基於懷舊和感傷的情愫。美國人對「死黨」的定義甚至也和美國人交友方式的輕鬆隨意遙相呼應。

對於美國人，朋友既可指一面之緣的過客，也可指生死之交。友誼的建立和朋友關係的維繫都得靠是不是有能夠攜手共同參與的活動。所以，美國人結交朋友一般都因「工作、孩子、或政治觀點相投的緣故，往往發生在慈善活動、體育比賽，在一起用餐和飲酒等等各種場合」。不同類別的朋友圈子通常不會有交集，因此，辦公室里的友情不會對娛樂活動的朋友關係產生干擾。

在休閑的朋友圈子裡甚至還有更具體的分門別類，例如，某些人是「打保齡球的朋友」，另一些人是「滑雪的朋友」。簡單說，只有共同參與類似活動或事件的人，或是分享共同興趣或理念的人，才能在彼此之間建立起友情來。

美國人的這些交友模式，特別是對朋友的種類劃分，並不意味著美國人對人缺乏信任，只是說明了美國人不願與他人交往過深的處世態度。在處於某些人生逆境時，外國人可能求助於朋友，從朋友那兒得到幫助、支持、與安慰，但美國人則去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而不想給他們的朋友帶來麻煩。儘管如此，美國人有時也會請求朋友給予一種幾乎是「治療性」的幫助。

在遇到憂鬱、煩躁等心理癥狀時，美國人常常去諮詢專業人士，而後者很可能會建議他們「走出去見見人」、「交幾個新朋友」。這種利用朋友的實用主義觀點也許同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關於如何「贏得朋友和左右他人」的忠告相差無幾。然而，從朋友那兒獲得的利益在此不是經濟上的，而是心理上的。羅伯．貝拉（Robert Bellah）等人在一篇批評美國社會的法理式行為動力之局限性的作品中，對這個現象做了如下評論：

我們為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而結交朋友，但那些朋友是否真的好到可以增進我們心身健康的地步？心理療法的流行語言本質上非常的個人主義化，以致於即使當我們發現「自足」這個概念有所缺陷時，也很難想像還有什麼能夠替代它。

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我們才聽到心理治療師們偶而悄悄地承認「社群」並不只是由一群追求自我的個人組合起來的集合體，它不是像「單親家長找個伴」等社團那樣，一旦參加的成員找到了新伴侶就可以棄之不顧的那種功能性治療團體。「社群」是人們可以在其中建立起個人身分的一個環境，它是一個人人可以彼此對話，且一個有清楚自我意識的人能夠參與其中，並有所貢獻的地方。

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感覺到精神上孤獨的美國人，他們的感情處在饑渴狀態，急於尋求親密的人際關係。

按照艾德蒙·葛籣所說，俄國人恰好與美國人相反，他們期望朋友之間關係密切並且認為「對友情應當忠誠不渝，對朋友應當敞開心胸，無話不講……。」美國人往往將友誼局限在共同興趣方面，而俄國人則「傾向於對整個人都欣然接受。」法國人在結交朋友上的風格與俄國人頗有相似之處。

他們也具有經營長久關係的傾向，人們通常期望家庭之間能夠建立起世代相傳的友誼。美國人甚至在朋友的圈子內都相互競爭，但法國人卻與俄國人的觀點相同，他們認為朋友應該和睦相處。在美國人看來，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對於那些接受我們調查的法國人和俄國人來說，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美國人和俄國人的交友模式雖然互相對立，但卻都具備內在的一致性。然而，法國人的風格則矛盾百出，其原因是他們要求從友誼中同時得到不同的東西，如既想保持自己的隱私與獨立，又要擁有長久而緊密的關係。而當這些彼此格格不入的責任發生矛盾，甚至引起雙方的關係破裂時，他們會通過一種法國式的調解方式（brouille）來使雙方言歸於好：

友誼中斷了，但卻沒有徹底決裂，倆人雖然互相不講話但都希望有可能和解，如果發生類似家人去世這樣重大的不幸事件，他們會一如既往地前去幫助對方。倘若美國人朋友之間出現同樣的矛盾，他們一般會悄然分手，而俄國人則用狂風暴雨般的爭吵，想一次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

俄國人和法國人對待友情的方式反映了他們願意承擔對他人負有的責任，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則有所不同。美國人通常不肯過深地捲入朋友的個人事務或為朋友擔負任何責任，他們比較喜歡與朋友保持較淺的關係。

由於朋友間相互承擔義務的文化模式通常只出現在隸屬性的社會之中，所以在西方以外許多這樣的國家，朋友關係的形式具有得更加細緻的區別。人們只能在某些階層的人之中結交朋友，而不是以個人的興趣和活動為基礎。

異性往往最易被排除在朋友圈子之外，例如，阿拉伯的男性一般都不會結交女性朋友，他們和婦女的關係僅處於家庭、婚姻、及性的層次。與美國人的習慣做法不同，非西方國家的朋友關係通常不包括各自的父母，而且人們避免與那些社會身分和自己不同的人交朋友。

我們要談的最後一點是，非西方人一般不像在美國人中常見的那樣，會把自己的朋友介紹給別人。非西方人的朋友之間較易產生嫉妒心，朋友關係被嚴加保護，以免由於他人的介入而失去自己的朋友，或使原有的友誼被沖淡。正如福斯特所說，對於大部分拉丁美洲人（以及大部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真正的友誼被視為極難獲取的稀有商品。正因為如此，當美國人宣稱，「這個周末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驚訝的神情便會掛在許多外國人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