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奪皇位不擇手段：親手除掉自己親生兒子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新婚不久的太子李弘隨高宗和武后從幸東都，卻在一場夜宴中暴斃，年僅24歲。高宗在無盡的哀傷中頒布了一道制書，履行了對李弘的承諾，破例追封他為孝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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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以高宗名義發布的官方文件，這道制書承擔了兩個任務：第一，對太子進行追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時間對太子死因發表了官方聲明，宣稱李弘是因「沉瘵嬰身」「舊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麼，李弘果真如這份官方聲明所言，因罹患疾病不治身亡?還是像大多數史料記載和民間紛傳的那樣，被他的母親武后鴆殺?

作為高宗的嫡長子，李弘不僅遺傳了高宗仁厚的性格，而且遺傳了高宗羸弱的體質，自童年時代就體弱多病，長大成人後更是日漸加重。咸亨元年(670年)，李弘19歲時，負責其膳食的典膳丞就曾因他久居於內殿、很少接見東宮臣僚而上書批評，並依照禮制減免了對他的膳食供應。李弘連忙解釋，說他近來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許過度勞累。

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前往東都，留李弘於京師監國。當時的宰相戴至德、張文瓘都兼任東宮的左庶子，於是受命輔佐太子。可李弘由於「多疾病」、精力不濟而無法打理政務，所以在監國期間，「庶政皆決於至德等」。

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詔，命時年18歲的沛王李賢幫助太子處理朝政。此舉固然是為了給李賢提供政治上歷練的機會，但是同時也從側面表明，李弘的身體狀況實在令人擔憂，以至於高宗不得不讓李賢替他分勞。直至上元二年，李弘的健康狀況也未有所改善。就是在這時，高宗向李弘表示，一旦他的身體有所恢復，就實行內禪。

按照上面那道制書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過這個「禪位」的好消息，讓李弘的心情愉快起來，進而促進病情的好轉。可高宗萬萬沒有料到，「天資仁厚、孝心純確」的李弘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因不忍父皇為他遜位而極度傷感，導致病情更加嚴重，以致「俄遷上賓之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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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李弘從小到大一直都是這種病懨懨的狀況，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義發表了官方聲明，宣稱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實錄》就對此作了模糊處理，只用了「暴卒」這種耐人尋味的字眼，而《舊唐書》中除了把高宗的這道制書客觀地記錄下來之外，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

然而，幾乎就在朝廷發表官方聲明的同時，民間關於李弘之死的另一個版本卻傳得沸沸揚揚，輿論的矛頭一致指向李弘的親生母親—武后。《資治通鑒》就稱：「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鴆之也。」《舊唐書》《唐會要》更是記載了名臣李泌與唐肅宗的一段談話：「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明確認為是武后鴆殺了李弘。

雖然多種史料和當時民間的普遍看法都認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但是時至今日，仍有部分學者以高宗的那則官方聲明為主要依據，反駁武后毒死李弘的說法。理由是：高宗的那道制書是在李弘死後第一時間發布的，所陳述的事實自然要比成書較晚的《資治通鑒》等書更為可信;李弘長期患病，最後病情越來越重，不治身亡也是很自然的;武則天既然能夠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沒必要冒風險殺他;武則天要實現稱帝野心，最大的障礙應該是高宗而不是李弘;李泌對肅宗說的那段話只是政治說辭，針對的是政治而不是歷史;舉出駱賓王在其《討武曌檄》中把武則天殺姐屠兄，弒君鴆母的所有醜事一股腦兒都給揭發了，卻唯獨不提鴆殺李弘的事情為證，這足以說明當時還沒有這個說法。

那麼，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第一，古往今來，官方面對重大而敏感的突發事件，首先拋出的聲明往往是為了穩定局面和安定人心。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為何，高宗都只能公布那個在政治上最正確的「真相」。

第二，李弘誠然是一個病懨懨的藥罐子，可高宗何嘗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這麼病歪歪地活著，而且在李弘死後又活了八年，那憑什麼認為李弘就一定會早亡呢?如果說李弘罹患的肺結核在古代屬於不治之症，自然會比高宗早死，那麼高宗不僅患有風疾，還患有肺結核、瘧疾，其健康狀況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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