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給人帶來歸屬感，它是心底的調子

似乎沒有人能預料到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中國民謠開啟了井噴式的發展，從選秀節目，到豆瓣音樂人，以獨立民謠姿態自居的年輕音樂人比比皆是。民謠音樂確實給人帶來一種歸屬感，它是心底的調子，奏鳴荒蕪，或許說民謠可以為精神世界找到一種解說，這是很多流行歌曲做不來的。

站在後海的銀錠橋，歌聲四伏，這裡曾經是翻唱和口水歌的小型演出集散地，音樂只是酒吧的某種副產品，而今，幾乎所有的酒吧都門窗大開，用原創、獨立民謠、「好聲音」某某某的廣告牌子招攬生意。「董小姐」「南山南」的情緒泛濫，也樹立起了某種成功的音樂形象，在音樂市場依然平淡的今天，在音樂平台開始對數字音樂版權圈地時，在剛剛消費且追憶了一場又一場的「搖滾當年」後，獨立民謠終以一種「純凈音樂」的姿態完整浮出水面。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便有了一種類似民謠的音樂，崔健曾經在一檔節目中談到軍隊大院中的高幹子女曾在「文革」時彈著吉他唱過甲殼蟲樂隊的歌。多年後，也帶起一種「吉他風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是中國本土民謠的基礎風格，它奠定了音樂的節拍、簡單的編曲、朗朗上口的歌詞，以及略帶有文學性的隱喻和憂傷，儘管那時的「民謠」幾乎以外來音樂、革命歌曲、鄉村和民間小調為主，其中也夾雜些兵油子小曲。

參加2012年台北legacy走江湖音樂節的內地民謠歌手。左起：小河、周雲蓬、張瑋瑋、張佺、萬曉利、郭龍

中國劃分民謠的方式比較特別，一個歌手一把木吉他，編曲簡單，旋律清晰，歌詞明朗，這人就成了民謠歌手。與中國的其他音樂品類相比，民謠似乎具有一個連貫的發展線，聽者經歷過從歐美民謠、台灣民謠、校園民謠、搖滾民謠到今天獨立民謠的一系列變化過程。今天的民謠化運動成為搖滾音樂後，另一種被國人重新認識、定位和消費的音樂，在這個過程中，民謠這一音樂風格也成了某種簡單流派和音樂創作人的統稱。

當然，民謠也有偶像可尋，他們可以是科恩、迪倫，也可以是法國的玩笑和愛爾蘭的醉酒歌；抑或像布魯斯偶爾鄉村風格，這種多數為44、42拍的音樂調子也塑造了多種文字套路——山川故人，現實與理想，歲月反覆無常。隨著原創和選秀，越來越多歌手的出現，也難讓人分辨出唱歌的到底是誰。

民謠有一種特殊的出世感，它給人一種遠離都市的情境，這也解釋了江河湖海屢屢出現在歌詞中的意象，它是一個城市的夢，似乎營造了一種遠離物質生活的虛幻想像。因而，這類民謠始終帶有「非都市化」的氣息，它接近城市也遠離繁華。

小河曾經這樣定義民謠：當我們含羞時，我們彈吉他唱歌；當我們孤獨時，我們彈吉他唱歌；當我們醜陋時，我們彈吉他唱歌。民謠就是腳踩大地，不害羞地歌唱。我在去年採訪萬曉利的時候，他剛出過《太陽看起來圓圓的》這張專輯，有人質疑這種編曲還是不是民謠。萬曉利覺得只是風格上有了變化，他覺得民謠不是一種既定的音樂模式，在這張專輯裡，他選取了鬆散的、流行的音樂底子，在音樂里注入了試驗效果。萬曉利覺得這是他最自然的一次表達。「民謠經紀人」郭小寒認為，在民謠越發紅火的當下，有關民謠的定義，越發沒有一個標準化的答案。她舉例，周雲蓬、萬曉利是民謠詩人，他們帶著一把吉他走遍中國，像候鳥一樣遷徙。當流浪成為創作，生活成為信仰，音樂成為伴侶，唱歌成為說話，便成就了這些民謠歌者的生命之作。

萬曉利

然而民謠也是有邊際的，它之所以不同於口水的流行歌，也正是因為它的自然流向，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消費過了昔日經典、搖滾樂隊，聽膩了虛情假意的、愛來愛去的情歌之後，音樂選秀節目會鋪天蓋地地發掘起民謠藝人的最大原因了。不過，當一首民謠作品被各路媒體定格為「社會單曲循環」時，這種無限放大的民謠小調也就成為當初創作者努力避免的流行歌曲。

今天的「民謠熱」更像一場派對，有關和無關的都插進一腳。劉剛（化名）是一檔熱門選秀節目的編導，他說，最開始，（獨立音樂人的作品）都是直接拿來用。上面給下來的任務是，不怕，萬一（創作者）找上來，就給點錢，要來硬的就跟他談合作。那會兒很多人找來，鬧得不太愉快。可是沒多久，這種情況就變了，很多獨立樂隊的經紀人自己找到他，現在有幾個演出費很高的樂隊，都是這樣起來的。

幾個月前，有人在浙江衛視的「中國新歌聲」比賽中唱了一首李志的《天空之城》，成為汪峰組學員。周杰倫與庾澄慶好像沒聽明白，汪峰點評學員蔣敦豪唱得比原唱優美。但是聽李志的都知道，如果李志唱腔優美，他就成李健了。

10年前，李志還只是一個被豆瓣月亮小組成天說道的音樂吊絲，那時候他剛出過一兩張專輯，被各種八卦和小道消息困擾。2006年，看樂隊演出是多數人的選擇，獨立民謠音樂人並沒有像今天這樣好活。

李志

2009年，李志為新專輯《我愛南京》開始巡演，那時候，花幾十塊錢就能坐在李志對面看他演出。他長得確實平庸，然而這種自我的認同似乎也讓他與正在到來的「民謠時代」醞釀著一種轉變。

強調平庸的李志，事實上在用這種平庸的方式與他的聽眾找到了一種鏈接。當鏈接人數過多的時候，他的「粉絲」們開始認為李志改變了中國音樂格局，他把獨立音樂真正地做到了檯面上。

有樂評人講，李志的中文辭彙系統是一套80年代詩歌、90年代搖滾樂、00年代網路語言的混合體，他在《定西》中唱過旅途，在《下雨》中吟唱扯淡的愛情，在《他們》中與網民一同發聲，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中唱成長的煩惱。在一次次的演出中，他努力修飾著音樂的編配，他找到了甩出包袱最好的橋段，也找到了深入人心的種種唱法，最終，他的音樂成為中國中產階層的精神良藥。

後來，李志的演出變得宏大起來，2015年，他在全國的體育館裡走了一遍。在深圳時，他站在舞台上說：「10年前結識的朋友，最終促成了這次演出，人生微妙，不知好與壞，他們給予我很多幫助，當然也曾借給我錢，雖然我現在還是沒有他們有錢，但是昨天晚上的夜宵錢是我付的。」

普通的唱詞與獨白在李志身上似乎變得越來越不普通，似乎飽含深意。即便他歌唱的是普通的青春和普通的感傷，一個莽撞懵懂的普通少年經歷的再普通不過的故事，他選擇民謠或許是因為民謠足夠普通，他的音樂也像獨立搖滾，如果拆解，去掉修飾，還是會像民謠一樣普通。最近，他剛出了一張專輯《8》，選取了8首兒時的歌謠，用搖滾、布魯斯等風格唱了《小螺號》《歌聲與微笑》等。他在微博發了個帖子，於是成為專輯介紹，他說：「一直想翻唱兒歌，去年和樂隊錄了這幾首。做好之後大家覺得太難聽，可能小孩子不喜歡，於是就一直沒公開。幾天前我的一個好朋友50歲得子，沒什麼拿得出手的禮物，想來想去就送它吧，一點兒心意。」

有時候，歌者似乎很難預見音樂的趨勢、影響和變化，他們本能地思考、創作。然而，這些由靈感轉化成的作品對一些人有所觸動。在成為民謠經紀人之前，郭小寒曾是一位記者，她形容自己是坐在咖啡館裡記錄下文化人隻言片語和瑣碎事件，然後寫成文章換生活費的人。那時候她的每個周末會定期出現在「無名高地」「13club」的音樂現場，看周雲蓬、萬曉利、小河在舞台上唱歌，然後，在正常的工作日里，寫完了陶喆和周杰倫後，會絞盡腦汁費盡口舌地為這些民謠音樂人寫上個一版或半版的故事，讓他們在所謂主流媒體里有一些曝光。

2011年的某天，周雲蓬似乎剛剛演完一個糟糕的音樂節，他希望有個管理者，成立一個正式的民謠聯盟或是組織，在被多人拒絕後，他找到郭小寒。郭小寒在沒做任何考慮的情況下痛快地答應了。那時候她喜歡吳吞，聽到《喀什的天空》里唱的「相信世界，會在你褪色的眼裡，慢慢蘇醒」，她似乎能感覺到那種沙沙生長的生命律動。

周雲蓬

於是她聽著「你看山上的高粱，他自己生自己長自己搖晃」告別了青春，成為民謠的同路人。她帶著周雲蓬、萬曉利、小河、張佺、張瑋瑋、郭龍、吳吞等音樂人，行走在北京、香港、台灣、上海等多個城市，用「走唱」的方式丈量著這個時代的廣度，看著這些人從地下走到地上。

在郭小寒的回憶中，當代新民謠，就是90年代末的北漂一族酒吧趕場滋生出來的一種情懷和情感。他們曾經是漂泊的城市波西米亞人，是「河酒吧」浪漫年代的純情狂歡客，是異軍突起被視為平民英雄的現代傳奇。10年間，他們行走、創作，記錄自己作為芸芸眾生一員的生活與興嘆，在酒吧、劇場里唱歌，與商業唱片運作系統說再見，成為大小音樂節上最受歡迎的嘉賓。

那個「河酒吧」是野孩子樂隊在2001年的北京三里屯開的，20平方米，有固定演出，張瑋瑋曾比喻那時的河酒吧就像是格林尼治村，除野孩子樂隊外，小河、萬曉利、舌頭樂隊、謝天笑、宋雨喆、尹麗川等人在這個坐標唱歌、喝酒、相聚。直到今天，野孩子樂隊都像一個線索，伴隨且貫穿著中國民謠的每一次轉型。

「河酒吧」

郭小寒回想起自己的很多瞬間，都與這支樂隊有關。18歲時她考上蘭州大學，那時候她覺得蘭州就像美國搖滾地圖裡的西雅圖，大學學校旁邊有家叫非主流的音像店賣打口帶、獨立搖滾雜誌和私印的牛皮紙文藝片DVD盤。顏俊來過幾次蘭州，帶著舌頭、宋雨哲、王凡演出，那時候低苦艾樂隊的劉堃還是商學院一名喜歡搖滾樂的普通文藝網友。畢業那年，郭小寒坐了24小時的綠皮火車來到北京，一路上反覆聽的就是《野孩子》的《咒語》。2005年，野孩子的張佺獨自去了雲南大理做自己的音樂，離群索居，彈冬不拉，改編民歌和傳統曲子小調，去街頭賣唱。小寒意識到，音樂是種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用於表演的行當。2008年10月，她約了「憂傷的手風琴手張瑋瑋」為《滾石》雜誌採訪。那時的瑋瑋在《戀愛的犀牛》做現場音樂，每天騎著這輛28型自行車載著他重重的大手風琴，去蜂巢劇場上班，現場錄音版本的《我等著你回來》裡頭的文藝小曲俘獲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青年。2015年10月，野孩子樂隊終於進了北京工人體育館，自己的名字被打入末尾的字幕名單，而就在那一天，舉辦過「河酒吧10周年」演出的「麻雀瓦舍」在工體的一家高級會所借地重生。

張瑋瑋

郭小寒也看到了很多民謠的聽眾，那些真心喜歡民謠的年輕人，看到他們真實的樣子，那些穿著格子襯衫或者是棉布裙子的男孩兒、女孩兒們，他們是最典型的聽民謠的人。她說：「我也是第一次開始認真地觀察這些看上去普通但又有些文藝氣質的人，他們生活在這個城市裡，一樣也要面對擠車、擁堵、吃不上好東西、租房子、找工作難等問題，但是他們對音樂還有著特別多的熱情，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演出中看到他們，那些面孔逐漸清晰和熟悉起來。」

郭小寒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這一代系的民謠音樂人，心愿漸歸平靜，生活逐漸穩定，創作也變成了一種有節奏的自律，像周雲蓬說的那樣「一切都是從生活出發」，像小河說的那樣，「關注一些瑣碎的、身邊的事情，是你皮膚真的能感覺到的」。與生活相處，成為他們的主要課題。而2011年開始，更新的一代民謠音樂人在互聯網和電視選秀助推下開始更迅速、蓬勃地成長，趙雷、宋冬野、馬頔、程璧、莫西子詩、陳粒、好妹妹等一批新的更年輕的城市民謠音樂人，正呈現出中國獨立音樂嶄新的面貌——他們不再悲苦糾結而是隨性親和，雖然小眾但也精準，他們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愛所恨，沒那麼深刻但足夠自由。

2015年，好妹妹樂隊成為登上北京工人體育場的第一支獨立音樂人，那晚，我意外地走進了這個現場，伴隨著現場3.7萬名觀眾的視角重新審視了這支被定義為「城市民謠」的樂隊。他們的歌曲嘗試描寫城市人物心理，唱同學間的離別傷感和火車旅行，他們也唱未來，琢磨初入社會的不安，回憶短暫的過去和不足掛齒的憂愁。

好妹妹樂隊成員張小厚（左）與秦昊（右）

與過去的音樂人比較，他們來自網路，因此也更加懂得網路，「你妹電台」始終保持著每集幾十萬的播放量，他們在豆瓣和微視頻上亦懂得賣弄，把自居文藝的年輕人籠絡在了一起。然而，好妹妹的成果也不具有複製性，他們的音樂就是他們自己，只是民謠恰好成為他們最好的手段，不高不低，不溫不火，其中不斷冒出「萌」與「彎」的佐料。

演出當天，陳粒作為嘉賓出現在了舞台上，這位憑藉《易燃易爆炸》《奇妙能力歌》等歌曲和個人特質走紅網路的獨立歌手也被定義為民謠音樂人。她與好妹妹樂隊之間不只有一種身份上的共識，他們的音樂有一種深深的城市化偏執，這種情緒似乎從未在過去的音樂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達。在一個快速閱讀的時代，三分鐘音樂給人帶來的情緒震顫就如同一杯星巴克咖啡或是一份精緻的午餐便當，垂直並且準確無誤地為一些人帶來前所未有的震顫。

陳粒

好妹妹在工體的意外成功勢必惹來爭議，在很多人對其品頭論足的時候，也忽略了台下觀眾和沒有買到門票的大多數，這就像是第一次亞文化的爆發，在當天的舞台上，「宅」「腐」「同志」等多重元素比起以往更多地湧入到了這場演出行為當中，換句話說，好妹妹為大多數的「90後」音樂觀眾甚至「90後」一代找到了一種心理上的認同感，比起10年前「盛行一時」的搖滾樂和獨立音樂來說，這種直白的音樂用本土化的歌詞和調子擊中了更多人的內心。但無論好妹妹還是陳粒，似乎都走在民謠與另一種音樂風格之間，儘管他們歌詞講了故事，儘管他們的音樂也充滿吉他。

台灣樂評人馬世芳說，再過30年，當我們回過頭尋找中國當下這個階段的音樂的時候，我們要在民謠的這些人里尋找。2000前後，很多人都曾經在中國美術館一帶見過一個賣唱的男青年，他穿著一件洗得掉色的夾克風衣，抱著一把吉他唱歌，身旁還放著一摞唱片——據說這些是那人用全部家當換來的錄音資金。這個人叫楊一，曾經與野孩子一起演出。那會兒，他50塊錢的唱片價格和不耐煩的腔調嚇走了許多路過美術館的人。

楊一是粵北山區的客家人，1989年後開始反思自己，然後赴廣州求學，1992年背上吉他來到北京，暫住在中國美術館附近的小旅館地下室里，然後開始了數年在美術館門口賣唱的經歷。那會兒，他寫下了一首名叫《圓明園》的歌。他還有一首歌名叫《雪戀》，歌詞有一句是：「冰雪已經覆蓋了整個北京城，只有寒鴉在高唱著英雄的歌，等待不歸的戀人。」像是寫他自己。

2000年楊一自己製作完成了專輯《內部參考2000》，2004年完成《內部參考2004》。楊一說：「我永遠在街頭歌唱，為人民歌唱。」他遊走中國各地，在旅途中賣唱，收集小調和民歌。儘管他很低調，還是有人把他的音樂和這個特立獨行的身影上傳到了網上。那會兒，有關楊一的故事傳得很邪乎，人們覺得楊一把美國60年代的民謠精神和中國大地上沉默已久的下層民眾的聲音糅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中國新音樂中最有震撼力的一部分，於是就有人叫它中國的鮑勃·迪倫。

楊一或許是一個「優秀的民謠模版典型」，他的音樂如同一種本能反應，不帶任何修飾。歌詞，連同他的嗓音都像是社會中的故事，儘管他自己也說不清民謠中的社會性。後來他和崔健樂隊的劉元在同一時期加入了竇唯的不一定樂隊，在民謠逐漸火起來的日子裡，在周雲蓬、萬曉利等人成為小資和文青新寵的年代，他如「小糖人」一般漸漸消失了。

20年前，我們仍舊需要從作品了解一位作者，今天，我們了解一個音樂人則是來自他被眾人翻唱的作品，還有他的相片以及個人微博。選秀是娛樂，不能概括音樂，更不會毀掉任何一種音樂形式甚至風格，人們抱怨得更多的是太多像楊一這樣的人沒有出頭之日。

正如dub（一種電子音樂）、反民謠這些分支流派在歐美盛行的時候，中國民謠這種基礎音樂才剛剛開始經歷它的第一個春天。此時，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所謂的「民謠熱」，就像是多年養成的聽音樂的壞習慣——以音樂風格界定和選擇音樂，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樂人的創作，也會在一種音樂成為風潮時，讓那些音樂投機分子有機可乘。陳鴻宇唱，「就歌唱吧，眼睛眯起來」，或許是個不錯的寫作姿態；謝春花唱，「借我殺死庸碌的情懷，借我怦然心動如往昔」，或許是個不錯的聆聽角度。（文/黑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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